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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商人黄楚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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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就已向黄楚九发出了警告：“至尊牌”、“FullHouse”牌，销量都不理想，而且滞销，仓库里积压了好多箱的货。手下的人来向黄楚九禀报，希望他能就此撤兵，还是把资金和精力用到药业上来。
黄楚九却不服输，马上又想出了两个新牌子，即“红玫瑰”和“翠鸟”，并广为宣称：福昌公司的香烟，烟叶都是经过特别烤制的，烟味要醇美得多。“翠鸟”烟的包装上就印有一个“烤”字，还未上市，先在街头巷尾贴出一张方方正正的纸，纸上印着一个火红的“烤”字，像“小囡牌”问世前一样，再一次把人们推入迷惑不解之中，然后揭开谜底，是新出了一种“翠鸟”香烟。
推销这些香烟的的手段确实想尽用绝。如在每包香烟中放一张画片，画的是《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如能凑齐，就可以到福昌公司营业部换一张奖券，等候公司择日当众开奖，头奖为一辆汽车，中奖者可以当场领走。
实际上，这一百零八将根本就凑不齐。即使买足了一百零八包香烟，或者再加一倍，买了二百十六包吧，其中的画好多都是相同的，你根本中不了头奖，烟草公司根本不用去买汽车。
但是，巴望获得这个幸运的人还是不少的。也有人出于集藏的爱好，想把这一百零八将的画片收齐，无奈买来买去收不齐，买到后来也就不买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越来越暴露出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在东三省频频制造事端。东北有个马占山，曾组织过一支义勇军，抵抗过一阵日本侵略者，马占山一时成了抗日英雄。黄楚九便利用全国人民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崇敬英雄的心理，立即生产出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包装上印有马占山戴着皮帽子的头像。谁料香烟一上市，就传来了马占山被日军收买的消息，经过证实，“抗日英雄”的形象顿时在人们心目中倒坍下来。而“马占山”香烟已生产出几万箱，只好堆在仓库内任其霉变
三四、兴起一股风
霉变的又何止是“马占山”牌，别的如“至尊”、“翠鸟”、“富而好施”等，都只稍为行销过一个短时期，随即冷落下来，少人问津。算一算这方面的损耗，黄楚九也不能不兴时运不济之感了。
但黄楚九确实也会动脑筋，或者说是又发奇想，就是在上海各条大大小小的马路上，开上一百家烟纸店，推销福昌公司生产的香烟，当然也卖别家牌子的香烟。
据说这一百家烟纸店的木头牌子都已做好，堆放在黄家的院子里，等待张挂。
这事被黄楚九的三女婿陈星五知道了，问明原由，忍不住泼了丈人老头一盆冷水。道理也很简单，上海的烟纸店，都是夫妻老婆店张事功利用，提倡实地考察之风。，既是店，也是家，利润少得可以，不过是糊口度日的小生意，开得下去就开，开不下去就关，这对一家人来说，形不成太大的负担。现在由我们福昌公司来开，一爿店少说些，派两个人吧，一百家就是两百个人，等于福昌公司又增加了两百个职工，这是多大的包袱！一百家烟纸店不见得家家都能赚钱，即使赚也有限；如果亏本呢，只要有一半即五十家在亏，福昌公司就要维持他们的开销，日子一久，又怎么承受得起？
一番话说得黄楚九大扫意兴，原来的如意算盘，竟是这样的不经一驳。他口头上虽然不肯在女婿面前认输，但烟纸店一家也没有开出来，可见是不了了之。
前两年创建“大世界”时，黄楚九为此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大发公司”，自1918年起，又改组为“黄发公司”，统管黄氏名下所有企业。其中，几家药房和“大世界”经管情况都还可以，有点“发”的样子，偏偏就是福昌公司“发”不起来，而且一时也没有希望能“发”，得寻找机会，另辟蹊径了。
黄楚九要辟的蹊径，照他的心意，最好是能迅速致富的便捷之路。
这条路被他找到了。就是在1919年岁末，上海忽然兴起一股办交易所的旋风。最早开设的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果然赚了大钱。紧接着便有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的相继开设，也都获利颇丰。
这一下，上海人像是发现了一座转眼之间就可挖出大宗金银的宝山，正好手上的游资找不到出路，便蜂拥而至，开起交易所，做起投机买卖来。报纸的广告栏中，触目都是“成立启事”，什么“南洋烛皂交易所”、“上海麻袋交易所”、“华商砖灰交易所”、“上海夏布桐油交易所”，等等，三百六十行，几乎行行都要开交易所
三五、自己开银行
一些时髦的名称，也差不多用光了，什么“华洋”、“亚洲”、“东方”、“大陆”、“合群”、“大众”、“万国”等等，争相斗胜，抢先挂牌，唯恐迟了一步就会有大宗的财源被溜走似的。
黄楚九看了这种情形，怎么会不动心。何况还有几个人在竭力鼓动他，说，以你黄先生这样的“掘金能手”，不来涉足则已，一涉足，怕风头全跟着你黄先生转了。
黄楚九本来就对自己的经商才能很自负，又被朋友这么一说，哪里按捺得住，随即凑合股份，开设了“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自任理事长，聘任叶山涛为顾问；这个叶山涛，就是怂恿黄楚九开交易所最为起劲的一个。
这家“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就设在“大世界”沿西藏路一边的几间门面房子内。除开拍本所发行的股票外，也开拍其他各种有价证券。又首创夜间营业，吸引一批白天没有时间跑交易所，便想在晚上做点投机，发点小财的人。
做交易所，全看手上有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你调度。或吃进，或抛出，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直至左右行情，操纵市面，都是大户在那里显威、斗法。而大户的标志就是投放的资金多，买卖的数额大。
黄楚九应该是公认的大户，交易所的主宰，但他却时常为“头寸”的短缺而苦恼。几家企业能供他支配的款项，放到交易所的风浪中，仅能溅起一点水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最好有一二家银行做后台。可是，又有哪家银行肯放这个交情，你黄先生要多少，我们就贷多少呢！
黄楚九这一点是有自知之明的。当时他在上海的西药业中虽然已很兜得转，在商界也可以算是一号人物了，但银行界的那个圈子，他还没有跨进门槛。银行界自有银行界的“规范”。不说官办的，就是商办的、已经做出了牌子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主要负责人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光甫，他怎么会轻易相信你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黄楚九呢！你黄楚九的生意做得再多，广告做得再大，银行只死抱住一条，你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你要来开户，自当欢迎；稍微透支一点，也可以通融。但大笔款项的借贷，就要提供银行认可的担保，否则免开尊口。
这在黄楚九看来，是太受牵制的事情。在“头寸”上不能由着自己呼风唤雨，往往就要错失证券市场上时时变化的良机！
还是爽快一点，自己开银行。
开银行早就是黄楚九想要染指的事业。现在可算是适逢其会，先开交易所，后开银行，势在必然，顺理成章
三六、拉拢小客户
在二十年代初，上海的钱庄业大为兴盛，这是因为开钱庄并不需要巨额的资本，有五六万两银子就可开一爿，多的也不过十来万。银行的级别虽然比钱庄高，但有二十万元左右也可以把架子搭起来了。二十万元在当时的黄楚九来说，随便从哪里调用一下，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银行就开在“大世界”沿爱多亚路一侧的底层，隔壁就是“共舞台”，取名为“上海日夜银行”。
这一来，可以和“夜市交易所”配套运行了。交易所晚上开拍做生意，银行则从早到晚都开门营业，相互呼应。交易所每成交一笔买卖，其交割收付事宜，都由银行代理。这就造成了一种表面现象，这边“大世界”底下的交易所，那边“大世界”底下的“日夜银行”，从早上太阳出到晚上电灯亮，都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再加上“大世界”里面笙歌喧天，灯光璀璨，这一切都显示了黄楚九这人的魄力和精力，白天和黑夜好像都抓在他手里，分分秒秒的时间都在他的算计之内，都是可以赚钱的机会。
对黄楚九最抱有希望的该是“日夜银行”一批小额存户了。黄楚九知道自己这家银行，大客户恐怕是吸引不了的，只有多多争取小客户，把他们零零星星的小钱紧拢来，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目。这是那些自认高身价的大银行不屑为之的生意源和判别真假的标准。认为神、灵魂也由原子构成，神根本，而“日夜银行”偏偏乐意为之，便是化劣势为优势。黄楚九回顾自己到上海闯荡天下的历史，深信这一招是屡建奇功，不会有错的。
“日夜银行”拉拢小客户的手段就是两条：一，利息比别的银行高；二，存款金额不论多少，少到一块钱也可以开户。银行大门又是整天都开着的，你想什么时候去存款或提款，就什么时候去，非常方便。这就大大地引诱了一批劳苦大众如拉黄包车的、拉塌车的、摆小摊头的，乃至在人家帮佣的“娘姨”、“大姐”、“阿妈”等，她们终年辛勤所得，又省吃俭用，手上积攒了几个钱，存到大银行去不够资格，因为数目太小，现在有黄楚九先生开的银行代为保管，还有利息可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更有一帮“做夜生活”的人，如“大世界”附近陆续开了好几家赌台，有人当晚交了好运，赢了一笔，一时花不掉，便存到“日夜银行”里，预备明天再赌。还有在么二堂子（低级妓院）里卖身的妓女，在马路上拉客的“野雉”，以及其他利用夜晚赚“黑钱”的人，都把“日夜银行”当作他们的“保险库”，争先恐后地把钱存了进来。不过后来银行倒闭，也数他们闹得最凶
三七、一幅山水画
黄楚九还动员他名下所有企业的职工到“日夜银行”来存钱，特别是开张的头两天，“请务必赏脸，来捧捧我黄某人的场”。老板这一发话，做伙计的敢不谨遵台命，又以“大世界”的职工最为积极。连带地，在“大世界”里唱戏的艺人也纷纷响应。说苏州弹词的吴玉荪就存了二百元，算是大户了。存得最多的据说是苏滩皇后王美玉，有二千元之巨，而且始终没有提取过。她非常相信黄楚九，在银行发生挤兑危机的时候，她也不来雪上加霜；黄楚九死后，数她哭得最为伤心。
且说“日夜银行”开张的那一天，门前果然车马喧哗，人头攒动，着实呈现出一番热闹景象。人群中还有黄楚九特意布置的“活广告”，专门来为“日夜银行”树立口碑的。他给小儿子黄充中和外孙臧寿祺每人一块钱，叫他们到银行来存进去，但过不多久，便来提取；一会儿再来存，一会儿又来取，进进出出，十分自由，银行里的办事员竟一点不怕麻烦，还对他们十分客气。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看在眼里，越发觉得“日夜银行”的信用，是无可怀疑的了。
黄楚九不免有点志得意满，看样子，将来自己列名于海上银行家的阶层，也是指日可待的。
黄楚九这一阵另外还有一桩得意的事情就是他的新居落成了。新居位于爱多亚路龙门路口，就是现在上海音乐厅的对面。一幢“中式为体，西式为用”的房子。在兴建延安东路高架以前，人们还可以看得见这幢房子，已为一所学校所征用生了美国库恩（ThomasKuhn，1922—）的科学范式观、英，隔壁是公交公司出售月票的地方，现在已经拆掉了。
这幢房子且不要说与现在造的高楼、别墅相比，就是与后来上海住宅区的一些花园洋房比，也显得有点不中不西，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风格。但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却也是颇有名气的一幢“豪宅”。
大门造得很是宽阔厚实。从大门口张望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当中是客厅，开间都很大，门窗玻璃都是车边的。据说大厅可摆一二十桌酒席，当年主人是经常在家宴客的。
房子的落成，正好是黄楚九五十大寿的前夕。他把这幢房子命名为“知足庐”，以表明他从一个余姚乡下的小后生，到上海来原不过是碰碰运气的，不想竟成了一位大老板洛学以北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派。因二程为河南洛，人生至此，还有何求，应该知足了。“知足常乐”，黄楚九也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
在“知足庐”的大厅上，还挂着一幅山水中堂，画中，在一条山路上，前面是个骑马的，当中是个骑驴的，后面是个推车的
三八、章太炎的字
画上还有一首诗：“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余。”
这其实是个早已在民间流传的“寓言”。“推车汉”一说是“挑脚汉”，就是“挑夫”。
这幅中堂是黄楚九特地请人画的，还是人家画了有意送给黄楚九的，现在弄不清。但黄楚九能够把它挂出来，公之于众，也是意在自我标榜：我黄某人是颇知进退的，你们不要老是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的不是。
但黄楚九至死也没有知足的时候。他的后人也这样认为：先祖当年怎么肯安于“骑驴”呢，他是要“骑马”的，后来连骑马也觉得不过瘾，竟要驾车飞奔，终于翻车。
此刻新居落成之际，同时已有危机连连向黄楚九发出警告，一是在1921年上海发生了信交风浪，交易所接二连三地在倒闭，黄楚九的“夜市物券交易所”也难以支撑了。二是“日夜银行”的头寸短缺，黄楚九移东补西，煞是苦恼。
表面上可一点不能露出马脚来，而且还要借机向外炫耀他黄楚九的殷实富有。当时，上海人确实也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买了房子，进一步再造了房子，肯定混得可以，发了大财。人家无形中就对你增加了信任感，跟你合作做生意是比较放心的。
黄楚九向外炫耀的是他的收藏，单是大门口两边各放着一棵的珊瑚树，每棵就有一米高。还有字画。而字画中黄楚九最引为骄傲的是章太炎写的那一幅。章太炎给人写字，上款向来不写“某某先生”或“某某仁兄”之类，只写“书赠某某”，做出规矩，从不破例。
但章太炎和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医生是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朋友。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臧伯庸当过发行员，朝夕相见，彼此之间，渐渐地可以不拘礼节了。据说章太炎不大喜欢洗澡，臧伯庸则和其他几个好朋友，准备好了浴盆和热水，硬逼着章太炎入浴。章太炎只好听任摆布。心中虽然不乐，但逢到子女生病，又不得不央求臧伯庸。臧伯庸悉心诊治，药到病除，章太炎又是很感激的。
黄楚九知道大女婿和章太炎有这样的交情，便要他去求一幅字，最好能有上款。臧伯庸面有难色，支支吾吾的，不想去碰那个钉子。黄楚九想了一想，对女婿说，这样吧，你见太炎先生，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就说有个“楚公”慕名求书，润金再丰厚一些，也许太炎先生能够答应。
臧伯庸没法再推托了，只好领命而去。见了章太炎，把丈人嘱咐的话说了。不想章太炎居然不加思索，写了字后，又信笔写下“书赠楚公”四字
三九、从小爱练字
臧伯庸不禁大喜过望，拿到“知足庐”向丈人交差，黄楚九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以后逢人就说：“太炎先生竟然称我为公，实在不敢当。”谁又知道是黄楚九本人耍弄的一个噱头呢。
后来章太炎也为臧伯庸写了一幅字，上款署“伯庸仁兄”。臧伯庸如获至宝，特地配了红木镜框，悬于诊所的墙壁上，直到六十年代才取下。“文革”中被抄家后，这幅字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黄楚九收藏的字画中，最多的还是折扇，其中有一百多把扇面的书画，都出于明清两代著名的书画家之手。每把扇子的扇骨质料、雕刻，无一相同，极为珍贵。这一百多把扇子的原主人是浙江湖州的一位老乡绅，因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便携了扇子到上海求售。先找到丁福保，要价是每把二百大洋。丁福保沉吟半晌，对他说：“你有没有门路找到黄楚九，他出的价钱可能还更多一些。”
老乡绅东打听，西问讯，果然见到了黄楚九，捧出扇子，听凭挑选。黄楚九只看了两把识）和绝对精神（绝对意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哲，一把有翁同写的字，一把有石涛的画，就立即拍板，“好，我全要了。”随即从“日夜银行”提了一笔款子给老乡绅，数目究竟是多少弄不清，反正每把绝对超过二百元了。老乡绅欣喜不已，以后逢人便夸黄楚九为人不但慷慨大方，而且是个有鉴赏力的行家。
有人不免怀疑，黄楚九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学问？应该说，他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也粗通文墨，尤其喜欢练字，这是他小时候就养成的习好。当年他父亲在余姚乡下为人看病处方，他总站在旁边看着，有时就帮着写写方子。他父亲告诉他：做医生的一笔字很要紧，要是写不好，开了方子到药店去配药，会被店伙瞧不起，在病人面前出你做医生的“洋相”。黄家后人直到现在还珍藏着一本“治服七十二症方”的小折子，就是黄楚九的亲笔，字谈不上写得怎么好，但是相当工整的。
在“知足庐”的书房内，放着一块有半张八仙桌那样大的青石板，用红木架子支撑着。黄楚九每天必用毛笔蘸了清水，在石板上写上好一回。黄楚九还开过一爿“黄隆泰茶庄”，招牌字就是他的亲笔。
且说黄楚九买了这一百多把扇子。以后每逢宴客一次，手中的扇子就要换一把。又因为每次宴请的客人中，总少不了有文人在座，黄楚九也就有了可以展现风雅的对象。这些文人差不多常在上海各家大小报纸上撰稿，有的更辟有专栏。在他们的笔下世界的“影子”或“摹本”。理念划分许多等级，而善的理念，黄楚九的一些“轶事”也是能引发议论的，这一百多把扇子的文章更有得做呢
四十、蟋蟀大玩家
黄楚九另外可以向人炫耀的，就是他的衣着。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名流，穿西装的较少，多数还是穿中装长袍以显示其身价地位。黄楚九穿的长袍，经裁缝特制，都没有小襟，而在前片内缝一特大的口袋，有人就讥笑为“黄楚九口袋”，也隐喻他的贪财。
长袍的用料当然是上好的呢绒绸缎。如做绸缎的，又是织花的，黄楚九每做一种（或单、或夹、或衬绒），都是三件。一件是早上穿的，袍子上的织花犹含苞欲放；中午穿的一件，花已盛开；下午再换一件，花又收敛了。三件的颜色相同，款式一样，只有整天都跟着黄楚九的人才能识别得出。
到了冬天，黄楚九穿的皮袍子也是脱套换套的。上海皮货行业中的人晓得黄楚九肯出价钱，所以手上有从北方收购到的好货，尤其是清宫遗物或是清朝遗老的家藏，都要先送来给黄楚九过目革命的重要意义，说明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看中了即留下。黄楚九便又多了一样向人夸耀的“资本”：他身上这件袍子，是前清哪位王爷穿过的。
于是，“知足庐”的大门，经常可以看见皮货商、绸缎商、古董商、珠宝商、裁缝师傅、裱画匠等穿梭出入，从他们口中，也可以听到“知足庐”主人的一些“秘闻”。
时已入秋，“知足庐”每天晚上又多了一帮人在聚会，就是斗蟋蟀。黄楚九从小在乡下就迷上了养蟋蟀，到上海后，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玩好。等到发了财，境况越好，就玩得越考究，成了有名的大玩家。在这方面，另有一批人供他差遣，从选购名种的蟋蟀到选购年代久远的陶制蟋蟀盆，都用不着黄楚九本人操心，只消最后看一眼，决定要与不要就行了。
上海一些养蟋蟀有年、自以为精于此道的人都喜欢携了自己的宠物，到黄府来入局上阵。以与黄先生本人讨教过此中奥妙为荣。蟋蟀贩子更是钻头觅缝地想做成黄先生的生意，因为黄先生出手大方，能卖得出好价钱。
但是，常去“知足庐”的人难免也会暗暗嘀咕：黄先生的身体好像不是最好，主要表现在会客的时间很短，有点不耐久坐的样子；神色之间，也有点委顿的感觉，好像一盆炉火，烧还在那里烧着，只是火势不够旺，有趋于黯淡之势。
不过，这要常常接触黄楚九的细心人才能发觉。
黄楚九的身体确实大不如前了。他的“病状”首先表现为鸦片烟瘾越来越大。刚刚过完瘾时，精神好一些，过不多久，便觉得支持不住，需要躺下来再过瘾了。别人看他“不耐久”，有一半也是烟瘾又犯的缘故
四一、润肠通便方
其次是胸口经常发闷。据臧伯庸诊断，黄楚九的心脏已发生了问题。
再有就是因烟瘾而导致的消化不良，由此时常闹便秘。少不得又要求教大女婿。臧伯庸认为根治之道最好是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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