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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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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青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仲仲，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段，看看风色再说。”
郭沫若疑心这家伙是当地的土匪，便推辞说：“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之外，没人懂。”那汉子执拗地说：“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面面相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钱？这家伙是在打鬼算盘吧！”安琳沉静得很，她接过去说：
“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郭沫若心里筹划着应付这位汉子的办法。他回头对庄主人说道：“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柱路。”他想他们四个人用四根扁担对付一个土匪，还是足够应付的。
“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鸡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徒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们有时间作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郭沫若关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从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须要刮东南风才行。他问安琳：“风向转了吗？”
“哦哦，还没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贷船去了香港。这一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风雨同舟”
（六）贤妻为贵
上海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这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这次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辗转回到了妻儿们的身边，真是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欢喜。安娜“惊定还拭泪”自不必说，四个孩子也在楼上欢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样子。可是安娜却把他们喝住了：“嘘！——”
郭沫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安娜怕附近有侦探，故而不让孩子们大声嚷嚷。四个孩子乖顺地静默了下来。郭沫若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质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观念，是第二性的质。近代一些，高热达四十度。经诊断为斑疹伤寒。由于正在受通缉，他只好偷偷摸摸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先后同学，安娜噙着眼泪一再央求他道：“请多多关照，无论如何使他康复。”
石并勇医师认真负责地说：“我会尽力的。”
入院后的头两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他的大脑神经好像错乱了，腥风血雨，战场、死亡，从那赤道的流沙中吹来烈火，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魂，黑夜和他对话，头颅被人锯下，如像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颠倒了的记忆里。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但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的爱来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赶到医院里来了。早上来时她要坐到中午，午后来时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来都给郭沫若带来鲜花和果品。
那红亮的苹果溢着清香。
那鲜嫩的花朵犹自带着朝露。
它们不是药品，但比药品还要珍贵，因为其中凝结着安娜的爱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恶化。危笃时他甚至连安娜都认不得了，他大声骂詈她，加给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过一会儿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来结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给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灵巧的手枪！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处，望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丈夫，暗自伤心垂泪。石井勇医师悄悄走近她的身边，低声说道；“可以准备后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请救救他吧，医生1”
石井勇医师沉吟了一会儿，又对安娜说道：“谋事在医，成事在人。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强，或许能死里逃生。”
“万能的主啊！请保佑他——”安娜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她以一个基督徒的十倍的虔诚为郭沫若祷告。
奇迹果然出现了：两天之后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自小身体素质不错，抵抗力强，石井勇医生的医术又高明，再加上安娜的精心护理，他慢慢地好了起来。又住了两个星期便出院了，他重新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安娜和几个朋友把他送回到窦乐安路的寓中。一场大病之后，郭沫若的身体虚弱极了，踉踉跄跄自己还不能走路，上楼是用两脚两手爬上去的。孩子们在楼上簇拥着欢迎爹爹的归来。寓室里收拾得异常整洁。郭沫若上了楼便又倒睡在床上安息。安娜忙着去厨下为他熬粥。孩子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床前，欢欢喜喜地在电灯光下做着游戏，为的是要让爹爹看着高兴。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家庭的温暖的气氛。
在医院里的几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几乎没有睡着过。晚上吃了安娜烧的粥以后甜甜地睡去，竟足足睡了八个钟头！一觉醒来，时针指着四点，天色已经蔚蓝。郭沫若如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的精神像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一样新鲜，脑筋异常清醒，心、里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忧虑，一点也不熬煎。
安娜睡在床前的草席上。郭沫若伸出一只手去试探——他想这些日子安娜实在太劳顿了，此刻一定还在熟睡中。谁知，安娜即刻睁开了眼睛。其实她老早就醒转来了，夜来只要一有动静她便立刻睁开眼睛来看看郭沫若。她心里老惦着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如此。
郭沫若告诉安娜说：“我睡得十分惬意。”
安娜满足地笑了，丈夫的康复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安慰。她本来打算如果郭沫若真的被死神拖走了，她便要带着孩子们到苏联去，实现郭沫若未遂的遗愿。如今她帮助他战胜了死亡。在处境危险的家中他反转得着了这样的安眠，怎能不让安娜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呢！
这么想着，安娜抬起上半身来，和郭沫若亲吻了一下。然后，她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叮嘱着：“你不要伤了风。天亮的时候，空气很冷的啦。”
安娜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地注视着安娜，他从她圆圆的脸上又看见了那种圣洁的光辉，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
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郭沫若在心里这么感激道。安娜的爱情，安娜的关怀，他知道不是药品所能给与他的，它不是吗啡，不是催眠药粉。这是爱的联系，骨肉的联系，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怀着对安娜的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等好几首诗，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
安琳是同郭沫若一起回到上海的。在郭沫若病重住院期间，安琳没有去医院探视，因为她怕使郭沫若为难。
据内山完造在其所著《花甲录》中记述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东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说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在意。”这些说法同郭沫若在《离沪之前》里的记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郭沫若每当想到安琳，心、中便隐隐作痛。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描写了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女模特儿角孔达的恋爱故事，其主题是：艺术与家庭——自然与责任——希伯来精神与异教精神。由这些矛盾发生出了种种的纠葛。这给郭沫若以启发，同安琳在监酸寮中的生活便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打算把这一幕亲身经历的话剧写下来，主题是：革命与家庭。并拟好了七篇小说的题目：
（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三（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
这几篇小说除第五项有成稿外，其余的都没有写出。但郭沫若利用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亭子间的机会，把早年译的《浮士德》第一部又重新整理、润色了一遍。翻译也是一种创造，他把近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其中《我的心儿不宁》那首诗他重新翻译了一遍，虽说是译诗，但可以说完全是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换句话说，《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对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
郭沫若把《浮士德》第一部重新改译好了之后，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2月1日，《浮士德》第一部便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作为“世界名著选第八种”，印刷装帧相当精美。多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郭沫若真是有说不出的愉快12月3日晚上，正巧成仿吾来访，言谈话语之间自然又把这部译作大大称颂了一番。安娜为了庆祝《浮士德》的出版，特地买了一盘“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几个孩子一向是日本的饮食习惯，一见“寿司”顿时馋涎欲滴起来，唯有博儿因患肋膜炎，脸色苍白，食欲不进。大人小孩你伸我拿地一起吃“寿司”，郭沫若即兴吟道：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这是浮士德在复活节时出外春游，从原野回到书斋之后的一段唱诗，郭沫若觉得它完全是自己心境的写照：从烽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场回到上海的亭子间，回到妻儿们的身旁，就好像漂泊了数年回到故乡一样。虽然这所谓的“故乡”田园荒芜、xiao蛸满屋，而他又失掉了自由，但心情是宁静闲适的，并且保持着对于未来的葱笼的希望。战斗之间的短暂的憩息，愈合一下流血的伤口，是为了更有力、更充沛地重新投入战斗。这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必要呢？
这种宁静的幸福，不消说是安娜赐予他的。正是安娜用全部的爱帮助他战胜了病魔，赢得了第二次生命。郭沫若想到这些，不由得不怀着感激的心情久久地端详着安娜那张闪着光耀的圣洁的面孔。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分明浮现在她的脸上了：安娜从来就是这样，把郭沫若的每一次成功都看作是自己的莫大的幸福，莫大的慰安。她记得那一次《浮士德》的译稿被老鼠咬坏了之后，她曾经说过郭沫若第一次出马便不成功，说明他当不了文学家。十年过去了，如今郭沫若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成为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家，他还是叱咤风云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安娜怎能不为此感到幸福呢？
郭沫若是完全懂得安娜此时的心情的，他把《浮士德》送给了安娜，并且用钢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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