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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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兄弟，被军部派遣到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去，名义上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去屠杀那里的人民，去掠夺那里的财富，去占领那里的城市，去烧毁那里的村庄。总之一句话：是去制造死亡和仇恨。制造死亡必然种下仇恨，死亡和仇恨从来都是一对孪生体。安娜不明白这些缝千人针的本国妇女竟何以这么愚蠢，难道她们不明白战争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时，一位年青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道：“请缝上一针吧！”
　　　　安娜迟疑着未肯接手。那女人于是又向她解释道：“这密密缝就了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
　　　　安娜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
　　　　安娜心里明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的是中国——丈夫的祖国。中国实际上又是她的第二祖国。这是一个矛盾，只有深明大义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娜每天都读报纸，她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不时加以抨击：“实在说来，我虽是日本的女儿，但我对于本国的人民竟有由衷嫌恶的时候。”所以，听了郭沫若暗示的话语以后，她虽然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郭沫若就要别她而去，仍然像妻子送丈夫重上战场一样，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叮嘱郭沫若道：“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宁静的夜，一颗无论怎样也不能宁静下来的心。盛夏的夜晚是短促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像是不可见的神灵在念着催征的符咒。
　　　　“最好还是再等一等看，”郭沫若低低地自语道。“因为国内的情形还不够明朗，我今后的出路仍然是毫无把握的。我走后安娜母子的生计与安全也是大问题”
　　　　转念又一想，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他觉得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唯一的路！
　　　　心潮起伏，夜不能寐。郭沫若在枕上吟成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理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七律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尽管郭沫若和鲁迅末见一面，甚至曾以笔墨相讥过，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这次回国是有鲁迅精神笼罩着的，可以说他是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
　　　　凌晨四点半，郭沫若便悄悄起床了，换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然后，他又蹑手蹑脚地走进寝室。安娜已经醒了，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面色十分安详。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尚在熟梦中。
　　　　“别了，我的妻！别了，我的儿！”
　　　　分离在即，郭沫若的眼泪禁不住流出来了。他揭开蚊帐，在安娜宽宽的额上满注着深情亲吻了一下。
　　　　“安娜！”他心里叫着，差一点儿喊了出来。
　　　　安娜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卷。
　　　　郭沫若心肠硬了一硬，转身走出寝室，赤足穿着木屐走下庭园。身上仍穿着那件居家的和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这绝不是出门远行的打扮，只是到外面散散步罢了——他想要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今番出门是别妇抛雏，独自远走高飞。
　　　　正是拂晓时分。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天空洁净而又透明。园中的花木静静地立在有凉意的空气中，栀子开着洁白的花，香味儿浓重而又略带微甜。孩子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两只可爱的金鱼在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别了，我的园！别了，妻的花！别了，儿们的鱼！我是这么地亲爱你们，请你们不要怨我吧！”
　　　　郭沫若向园中的一切默默地告别。心里默念着妻儿们一切平安，便从篱栅缺口处向田垅上走去。正门开在屋后，他有意避开了它。
　　　　篱栅外乃是一片田畴。稻禾颜色深青，约有三四寸高了。草头宿露。多情的露水沾在他赤裸的脚上久久不肯离去，好像是恋恋着伴他远行似的。而那璧圆的月垂在地平线上，迎头望着郭沫若，她像在用无声的语言问他道：“你要往哪儿去？”
　　　　“我要回祖国去。”
　　　　“可是你的妻儿们却留在日本了。”
　　　　“这正是我最挂心不过的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后你的妻儿见着月亮便会想起你来的。”
　　　　“我也一定会那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郭沫若在心里暗暗和月亮对着话，从田垅走上了大道。他一步一回首，望着自己的家：灯光仍从开着的窗子露出来，安娜定然仍旧在看书，孩子们定然仍在熟睡。郭沫若想到妻儿们知道了他已出走后，该会是怎样的惊愕啊！他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了，他默默地在内心深处遥向安娜呼喊道：
　　　　“女人哟，你的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一步了，郭沫若此时又想起了安娜说的那些话。他勉戒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他在心中千万遍高呼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
　　　　电车开来了。郭沫若决绝地上了车，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和钱瘦铁、金祖同会齐后，先到东京，又改乘汽车赴横滨，钱瘦铁把他的一套灰哗叽西服和一件短袖子衬衫送给郭沫若换。然后乘“燕号”特别快车赶到神户，平安地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邮船“日本皇后号”。
　　　　海水碧蓝，夕阳斜斜地挂在西天。连日来堆积在郭沫若心头的阴霾这时才扫去了一些，他心里欢唱道：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漫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九）苦难的圣母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