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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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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屏Γ难堋⒊禄拿阂捕嫉鞒鑫幕俊Ｎ幕看蟾淖椋牧Ｗ餍媸低觥１ㄉ缥囊詹苛斓家哺淖椋滦τ甑鞒霰ㄉ纾梢晃桓弊鼙嗉嫖囊詹恐魅巍Ｎ�1965年夏天到京效参加四清，一年后回来，“文革”开始。周扬领导文艺的时代，也就到此结束了。
1993年8月24日
李：上次我们主要谈的是“文革”前的周扬，今天请你谈谈“文革”后的周扬。在这些年里，你和他接触可能更多一些。不少人都谈到，“文革”后周扬开始反思过去，对自己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行为感到后悔。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印象？
袁：“文革”后最初的几次开会接触，我感到周扬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变化，也很让人感动。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由他负责，要我也参加。在一次会议上，我建议应该整理一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家的名单，“文革”后期有些大的案件要说一下，如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我简要说了经过，还提到白桦、张锲等人的名字。周扬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阳翰老找我整理一份死者名单，当然很不全，他在大会上宣读志哀。在这次文代会期间，在西苑饭店举行的作协代表大会上，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说由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对毛主席的指示机械地理解，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有许多错误，特别是在一些运动中，很粗暴地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像丁玲、萧军、艾青、罗烽、刘绍棠等，他在台上向他们赔礼道歉。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大意是：有错误，检讨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握。
李：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开始认真检讨自己而导致他和几位友人的分歧？
袁：他一检讨就有了对比。有的人根本不谈自己，不承认错误。我想周扬和他们的分歧，可能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小组会上，大家对周扬的态度很满意，还替他说了些好话，也含蓄地批评有的人至今还不讲话。
李：那次文代会上有人提出了胡风问题，说应该也请他参加，但最终没有同意。
袁：关于胡风当时没有平反的事情，好像是中央的意见。先解决“四人帮”时期的冤案，否定“文革”。
李：你认为周扬的反思是不是真诚的？
袁：我认为他的反思是真实的，诚恳的。他不讲空话套话，不哗众取宠，讲话时很激动，好几次哽咽无语。中国的文人总的来说是宽容的。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打击，只要领导真心认错，感受就好得多，就会原谅他，尊重他。
李：丁玲的平反好像也不顺利。
袁：丁玲平反遇到波折，可能与他也有关系。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可能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李：“文革”后你当过作协书记处书记，周扬具体过问作协的工作吗？在领导方式上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袁：我在1979年后参加作协书记处工作，经常开会，周扬也常来参加，来了总要发言。他不大过问作协的具体工作，谈的多数还是大的原则方针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和异化，比如要团结各方面的作家，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搞优秀作品评奖，等等。我想这是他对多年的体验而感觉到的大问题。按照他的想法，“文革”后应该是更加宽松宽容的局面，不能再搞运动，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关于双百方针，他从50年代中期讲到60年代，“文革”后又讲，讲得最多最全面。但他的思想与毛主席似乎有距离，特别在60年代后，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的路线，但他没有完全按照新的思路去理解，仍然根据原来的理解去解释双百方针。
李：结果他被打入冷宫。
袁：我觉得“文革”后的周扬，是很注意反“左”的，认识到多年来“左”的危害性。1982年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有时外地同志来看我，谈到各地文艺界十年浩劫后的状况。上海的袁雪芬与我谈到当时上海文艺界存在的“左”的问题，不易解决。我就在医院里写信给周扬和夏衍，转告袁的意见，我建议最好由中宣部出面整顿柯庆施、张春桥遗留的问题，铲除“左”的根子。我把信从医院的邮筒里寄去。一天，我送人出门，已经5点多钟了，看到周扬的秘书露菲正在门口等着。她说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没有探视牌，不能进去。她说周扬看过了我的信，赞成我的意见，已经转给夏衍。她又说周扬也认为，有些问题根深蒂固，一时不易解决。
李：“清除精神污染”后你还常去看他吗？
袁：1984年6月，他率领一批作家去广东参观访问半个多月，我也参加了，一路上同他接触较多。他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对深圳特区，都给予热情的支持，使广东同志都很感动。因为那时候对特区还有不少冷言冷语。9月，就听说他在广州突然病重，报社领导派我去探望他。这次离我同他分手只有两三个月，但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住在小岛宾馆，我去的那天，他夫人苏灵扬告诉我，今天不要多讲话，上午刚发过脾气。原来上午中宣部一个干部来过，态度很不好，问周扬为什么还不表态。他一气之下，一句话也不讲。苏灵扬发火了，对来人说：“你去跟上面讲去，周扬的病就是他们整的，他们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你就说是我苏灵扬说的，开除党藉我也不怕。”她告诉我，周扬病情突然加重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厕所滑了一下，摔倒在地；另外前几天文联来了个干部，向担任文联主席的他汇报文联机关学习“反精神污染”的体会。这个人对周扬说这些，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周扬问：“你们现在还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年多了。”回答说这是长时期的任务。自那次之后，周扬就失语了，再也没有恢复。他一见我走进房间，就抓住我的手直摇，好像要说什么话，我连忙劝阻。我心里感到酸楚，预感到很难恢复。那个口若悬河、生龙活虎的周扬，只有三个月工夫，竟变成如此老态龙钟。他也时而笑一笑，但只能断断续续说几个字。我告诉他北京的朋友关心他，他念出几个名字：胡绩伟、王若水、秦川。周扬回北京治疗前一天，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吃晚饭。他很想讲话，说广东改革好，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受各种影响。任仲夷看到他说话困难，就劝他不要多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他先坐飞机回北京，下飞机就直接到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我去医院看望，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点头表示了。
李：你能否从整体上说说周扬的地位和作用：
袁：总体来讲，建设中国现代进步文艺事业，像他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人不多。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来，并不单纯是传声筒，也搞理论研究。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中，有不少是政策、方针和口号，是周扬把它理论化、系统化，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贯彻，建设一支新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到现在仍然是文艺界的中坚力量，不能忽视他在理论建设和事业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尤其在晚年，他对过去有严肃的反思和认真的探索，没有这样的体会，他就做不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深刻的报告。
他的思想局限和错误也是明显的。50年代初期他受到教条主义和苏联文艺路线的影响，他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见，就影响了至少一代作家。他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得太厉害，这当然影响到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自然不能说这是他一个人的作用。
李：他毕竟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
袁：他是文艺领导官员，马列主义理论家，但也有作家的一面。讲人道主义那么多，就是一个证明。1984年春天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代表团来《人民日报》访问，提出一定要见周扬，我和秦川陪着他们去。法国人对周扬说他们老早就想来看他。周扬说：“我这个人一直信奉人道主义，你们是《人道报》，我就要见《人道报》的同志。”那天周扬很动感情，法国同志对他都很尊重，大家谈得非常高兴。会见后，从他的安儿胡同寓所走到附近的四川饭庄，客人们都簇拥在他身边，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融洽。
李：人道主义对于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重要的。
袁：我认为那种没有力量的批判并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征服他。作为一个作家，人道主义是根本的思想。中国经过多少苦难的一代知识分子，人道主义旗帜从没有放下。作家们至今仍然谈人道主义，周扬起了很大作用的。
李：有人谈到他虽然做官，但也还有艺术家的气质，你怎么看？
袁：我觉得他本人有艺术家气质，悲剧也在这里。一方面是文人，他早年学习日本文艺，作为理论家，人道主义贯穿始终。另外一方面，他长时期担任领导文艺工作，党性和党的纪律约束了他。他的责任感、使命感，需要将对立的矛盾统一起来，就只能压住内心属于自己的想法、个性，或者不愿意谈，或者不便谈。日积月累，就压得比较深，表现得也就很淡了。从实践上看，特别是60年代后，他对毛主席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以为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深入理解和分析周扬，在20世纪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党员中是很有突出的典型意义的。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王若水谈周扬
时间：1991年9月13日
王若水——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李：50年代你就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是不是从那时起就和周扬有所接触？
王：因为我不在文艺部，与周扬打交道不多，每次他来报社，只是见见面，没有过深的交谈。批判俞平伯时，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当时要邓拓安排人写文章批评《文艺报》。文章是袁水拍写的，发表后周扬打电话来质问邓拓，因为事先没有给周扬打招呼，他不知道背景。
李：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大概他也没有想到是毛泽东的指示。
王：虽然《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可《文艺报》也是党领导的。《人民日报》批评《文艺报》，好像党内不一致，口气又那么严厉，事情居然没有事先通知分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确也是少见的事情。
李：你那时候对他是什么印象？
王：我常去听他的报告，他很善于演说，有演讲才能。思路很清楚，不太人股，听起来总有些东西，大家也就爱听。到60年代后，打交道开始多一些。1969年批判赫鲁晓夫时，刘少奇提意见，不能光写文章，那还不够，应该写小册子。于是拟了十来个题目，其中有一本是批判人道主义，有洪禹、汝信、邢贲思、王春元、罗国杰等人参加，我也在内。周扬负责牵头。大概是在1963年开始。
李：他牵头，是名义上的，还是也亲自参与写作？
王：周扬不光挂挂名，还亲自参加，过目审稿。我看出他办事比较实在，只要我们找到他，他就实实在在地出主意，不过他没有亲自参与写作。
李：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周扬就开始思考异化问题了？
壬：我们几个人在万寿路那里集中讨论，开始研究异化问题。我看了一些外国书，包括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等国的。我们还编马恩关于这个问题的语录。当时我们在批判人道主义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对异化有不同看法。我主张不能完全抛弃异化概念，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概念，不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后来周扬同意这个观点。让我分工写有关异化的一章。1963年他给学部委员们做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谈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毛打电话找在北京的刘少奇，让刘找人帮周扬修改好。结果，陈伯达、康生都来了。这个报告是龚育之起草的，我的贡献就是关于异化的定义。
李：是不是可以说周扬采纳了你的异化观点。当时这个观点没有受到注意，或者批评吗？
王：定稿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关于异化的这一部分没有动。毛和周扬还谈过一次话，说异化的概念是好的，是有普遍性的，不仅人类有，自然界也有。这段话就加在周扬的报告中。毛还有一个批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是夸奖这篇文章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版转三版，这时毛泽东似乎很欣赏周扬，周扬也想努力把批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写好。但到1964年，小册子初稿完成时，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下来，周扬回文化部去检讨了。他有些狼狈，这个小册子也没有修改成，没有出版大家就散伙了。
李：那时你们对“文革”即将发生有没有预感？
王：我们没有。但周恩来可能感到毛主席要批文艺界，所以他才搞《东方红》，歌颂中国革命和毛主席。节目排出来后，请毛主席来看，毛看后点点头。
李：但最后还是先拿文艺界开刀。“文革”中你对周扬的情况有无了解？
王：“文革”中我们没有接触。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后，他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过他。
李：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你怎样看他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思想变化？
王：他的变化我想是他大概接触到一些地位比他低的人，这对他的思想有所帮助。他这时想看书，想借黑格尔的《小逻辑》。我就把自己的一本借给他看，还有一本英文的解说黑格尔的书。我看到，有一些延安时代的同志去看他。他每次一开会他就做自我批评。他极力赞同调我去中宣部，张平化也同意，但胡乔木不同意，我自己也不想去。
李：1983年那次起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周扬是怎样找到你的？大概这次你和他打交道更多一些。
王：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百周年，要开两个会，中央的纪念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另外有一个学术报告会，决定让周扬来做主要讲话。中宣部定了一个题目，是关于文化的，指定几个人代周扬起草。周扬答应负责，但觉得光谈文化这个题目太小了。他大概不想局限于文艺，想讲更广阔领域的东西，同时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指定参加起草的那几个人。他自己找到顾骧、王元化和我三个人。也许，他认为我们的思想开放一些。
李：你们是到天津起草吗？
王：是的。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一个地方谈论。后来邓力群批评我，说我“钻到”周扬身边去。其实我那时不太想去。当时我正闹离婚，焦头烂额。后来我还是去了。最后由周扬决定文章要讲的内容，共分四个问题。前三个问题由王元化起草。最后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我因急于回北京，推辞了，由顾骧起草。但后来周扬又叫我去改。在讲人道主义时要不要联系异化。这是一个煞费踌躇的问题。有一个晚上他没睡好，第二天说还是要讲异化。写出来后在《人民日报》先排出来，1983年3月巴日在中央党校开大会，他拿去做报告。先讲了几句，就让广播员念稿子。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王震在主席台找到周扬，说：“讲得好！讲得好！就是异化两个字怎么写？”《文汇报》记者当场找到周扬，要求在他们报纸上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会议新闻，为了怕《文汇报》抢发，就在消息里预告要全文发表周扬的报告。
李：这个情况我可以去查查报纸。
王：周扬想要《人民日报》登报告全文。这个报告事先没有送审，事后送胡耀邦、胡乔木各一份。3月9日会议休会，传来消息说不能休会，要继续讨论。还说有人有不同意见。会议延期举行。我感觉到情况有些反常。3月10日来通知，说胡乔木到周扬家里谈话，要我参加。我去了。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胡乔木说：看了报告，讲得很周到，我首先声明不反对人道主义，自认为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周扬说：我相信。胡乔木说：但还得说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就说社会主义不人道。学雷锋也是人道主义。不能抽象地谈人道主义，还得要展开谈。
李：胡乔木对你是什么态度？
王：胡乔木批评了我几句。说我怎么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个怪影。还说：你的文章逻辑性强，也比较生动。对他的批评我也无所谓。
李：他提到异化问题没有？
王：他并没有谈到异化问题。周扬还说：“我没有用‘不人道’的说法，我用的是异化这个词。你看怎么样？’湖乔木避而不答。我想他是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胡又批评现代派文学，点了〈当代文艺思潮》、《收获》、《人民文学》杂志的名，还点了李陀的小说《自由落体》。他还说：周扬年高德劭，是不是索性辛苦一下，把问题讲清楚一下，然后出个单行本。周扬说《人民日报》还要发表。胡说发表时前面最好加个说明。
李：从你说的这些情况看，似乎并没有要批判异化问题批判周扬的迹象。
王：是呀。当时我听完之后，松了一口气，看他没对异化问题表态，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含含糊糊说文章抽象。回来后，就把情况向秦川汇报。我没有理解的是，胡乔木当着周扬的面，说话比较客气，绕了很多弯子，叫人摸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党校两整天没有开会，在紧张地准备不同意见。12日，由黄楠森等四个人做报告，但都说得很含蓄。周扬的秘书来电话问文章何时发表，我说：乔木同志的意思是修改后再发表，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周扬说就照这个稿子发表。我就为难了。我请示秦川。我和秦川都不愿意送审，一商量，不送审。第一，周扬的文章没有错，第二，题目是探讨，可以讨论，不是中央文件。同时把另外四个人的文章也发表。这样，就在3月16日，把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出来。
李：结果你们捅了一个马蜂窝。
王：当天上午邓力群来电话找我，批评说：“特别是你，亲自听乔木同志的意见，你为什么还要登？你要负主要责任，秦川要负重要责任。”我说：乔木没有说不让登。胡乔木听说后说：“怎么没有说不让登，我这里有电话记录。”他让人把电话记录找来。那是9日胡乔木打电话给郁文：“周扬同志的文章不好办，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改好的。现在谈人道主义是什么意思，究竟给人以什么影响？是要批判‘文革’，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是批‘文革’，现在又没有‘文革’，这么抽象地讲容易让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好。要找几个人去台上讲一下，这样才能说到要害，否则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要出大问题。”这时我才明白，是胡乔木授意让四个人去的。
李：这些意思10日胡乔木找你们谈话时没有提到吗？
王：没有。根本没有。我和秦川承认在组织纪律上有错误，没有请示胡乔木，但认为文章本身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我还给胡乔木写过一封信，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党纲和领导人对人道主义的观点，都是肯定的。我提出中国对此应该讨论。4月初，通知秦川和我到中宣部开会。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坐好了，有邓力群、贺敬之、郁文、周扬。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里，是华国锋的旧居。我坐在靠里的地方。胡乔木一进来，大家都站起来。他越过别人，直接握我的手，说：你的信我收到了。很好！很好！
李：看来情绪还不错。
王：我觉得气氛很亲切。但很快情况就变了。胡乔木坐下来，说让邓力群念一下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即调我离开《人民日报》，批评周扬、秦川。胡乔木讲话：“并不是国外的问题，我们都要讨论。”还说：这个报告书记处已经同意了，但要征求你们的意见。
李：周扬是什么反应？
王：周扬很生气，声音很大。他本来很有辩才，但气得说不出多少话来，只是说这种做法不正派，说话不算数。胡说：“你这么说不仅是对我的污辱，也是对中央的污辱。”我也讲了话。反驳说我宣传人道主义没有错。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若干天后，邓力群又把我们找去。有周扬、秦川和我。说中宣部的报告修改了，你们看看，政治局要讨论。你们到时可以列席。但后来并没有叫我们列席。周扬说：这篇文章是我的，要处理就处理我，不能处理王若水。
李：你后来并没有调离人民日报社。
王：对我的处理后来被胡耀邦压下来了。胡乔木、邓力群没有办法，就绕开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说意识形态很乱。邓小平问：“什么叫异化，这是个怪名词。”他们就讲了一通。结果，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两个问题，整党和精神污染问题。二中全会后，我就被免职了，但还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我始终没有做检讨。整党结束后我就要求离休了。二中全会那时，周扬的压力很大。他发言为自己辩护，但没有用，因为邓小平已经表态了。后来采取周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方式，做了检查。
李：这件事之后，周扬和胡乔木关系如何？
王：胡整了周扬，还到他家里去看他。他还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周扬，大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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