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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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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友人在读过《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后，曾经反复同我议论过丁玲的性格。一个前辈作家，一次在电话中和我谈了许久，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合适、准确的词，来概括她的特点。当然很难。我们注意到周扬和丁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他同意我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明星效应。
“对，是明星意识。”聊了半天，那位前辈在电话中确定了这一概括。
明星意识是一个巨大的载体，它包容着所有外在的潜在的意愿，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现实。明星意识也是少数人拥有的专利，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成就有个性的人才能具备。明星意识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把个性放在崇高位置的举动。
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明星也不断涌现明星的时代。明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需要鲜花掌声和欢呼。明星始终不甘于寂寞，不愿意被人淡忘，他永远需要人们的簇拥。明星不会衰老，明星希望时间凝结在他最为辉煌的那一瞬间。
明星意识对于丁玲，正是她人生意义的积极体现。她是一个女作家，便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着，所以她特别看重自己作为左翼文学杰出代表这一地位。这便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来，在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她的政治热情文学热情明星意识，都得到了体现，并在体现过程中她获得满足，一种与周扬相抗衡的满足一一这也许又是我的虚妄。
具有这样性格的人，注定无法同周扬协调，除非他们各自改变自己。
丁玲1948年有一则日记，记述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往事，它成为我的描述的最好注脚：
“周扬换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的写作却有意的表示着冷淡”。（1948年6月14日，《新文学史料》1990年3期）
简短的记录，却形象地勾画出两个人不同性格不同意趣的冲撞。
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左翼文艺界延续甚久的这一宗派纠纷，也无从形成。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后来的发展，后来因宗派情绪产生的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
“文革”刚刚结束时，周扬接受赵浩生的采访，同他漫谈往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对于很少用文字说明自己的周扬，这是难得的材料。在谈话中，周扬谈到了丁玲。他说在延安时期，他和丁玲就形成了两派：“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的说法，未见丁玲本人的反驳，但在她去世之后，陈明先生曾在1993年发表文章，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并力陈“文革”后周扬的这一谈话，对丁玲造成的压力。
暂且不必对这样的说法做出结论。我倒倾向于认为，周扬的谈话，正好说明在他的内心，丁玲始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使到了“文革”之后，在他频繁地表现出难得的反思和忏悔时，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
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因多年的磨难而产生的敌意，更加痛切。在1979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她的这一情绪：“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月26日，载《新文学史科》1990年3期）这时《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还没有发表。
在另一则日记中丁玲还写到：“近日为周‘文’所苦。决先写《风雪十二年》。下午××来，未谈正事，不谈要事，只劝我不要卷入帮派。我何时有帮派？现在谁有帮派？他自己是否有帮派？劝我不要卷入，究竟意在何处？有何所指？他代表谁在说话？对我想起何作用？这些小丑，总是会说假话，会说瞎话，会说坏话，真是防不胜防呵！”（3月24日，出处同上）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
我所描述的人告别了我们，也告别了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告别时，他们心中的结可能仍然没有解开，但对于我们，看不清的云烟，或许会由此渐渐散去，历史的漩涡，或许也将归于平静。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作为对他们那一代有兴趣的人，我愿意去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可是，更多的年轻人，常常会以淡漠的心情看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许多当事人有过的痛切与激奋，不再能引起年轻人同样的共鸣。他们阅读历史时，只把它看作陌生的一页随意翻过。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许多同龄人，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以疑惑和奇怪的神情，打量我所描述的故事。于是，随着时光流逝，随着环境变迁，过去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会渐渐变得不可思议，那不过是一些已然苍老的故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了历史的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与政治与权力紧密相连的个人恩怨，他们的步履从而显得不同于前人。他们正在走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说是正在失去权威的时代一一或者换个说法，期待权威却无法产生权威。人们往往更看重个人的一切，前辈那种为理想为信仰为某一愿望如此执著如此痴迷乃至疯狂的举止，对于他们已显得陌生。
历史如同一个茶馆，不断地变换着话题，但也不断重复着话题。毫无疑问，对过去感到陌生的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创造下个世纪的话题。但是，他们同样将面临自己的选择，也将因思想因性格而遭遇新的困扰。旧的话题会不会重新被述说，过去困扰过周扬丁玲那代人的现状会不会同样呈现于我们面前，谁也无法断定。
那么，我们不妨时而将目光打量一下过去的日子，尽量去认识去理解似乎不可思议的已然苍老的往事，从而我们更能把握现在，把握自己。
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往事，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
1994年7月
与夏衍谈周扬
时间：1991年10月
夏衍——作家
每次见夏公，都是来去匆匆，只有一次例外。1991年10月的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久，话题很集中都处于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中，关系构成了事物的真正本质。，主要是关于周扬。
由夏衍来谈周扬，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历史的原因，他们两人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往来长达半个世纪，彼此政治地位政治经历也十分接近，可以说健在的其他任何文人，都不可能像夏衍这样更能了解周扬性格的内核，更能设身处地地体察周扬在不同历史时刻内心的感受。在我所完成的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谈录中，无疑，与夏衍的谈话，有着特殊的价值。
他的床头上正好放着我的那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关于周扬的谈话便是由胡风开始。他毫不迟疑地回想起一件件文坛往事，坦率地发表着对一些人与事的看法。
我们相对而坐。对于我，更多的是探询是疑惑是思索，对于他，我想，则是温暖的回忆和冷静的分析。最近著作，在他逝世之后，我重新找出曾经整理过的这篇谈话仔细阅读，又一次回想记忆中的老人。
这是一次十分轻松自在的长谈，没有拘谨，也没有禁忌。如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叹的那样，已经91岁高龄的老人，却丝毫没有精神衰老的痕迹。我吃惊于他思路的清晰、机敏。显然，他已经习惯于甚至更愿意以这样方式向人们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坚韧与旺盛，他为此会感到骄傲。于是，他在和人们交谈时，非常注意强调许多年前的某一细节，或者强调某一时间的准确性。他的自信他的执拗，便因这样一种风格的回忆，而得到充分表现。
可能因为话题实在过于严肃、过去理性化，也因为我同他并不十分熟悉的缘故，我们的谈话基本按照对话的方式进行。与冰心相同的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猫，它不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爬进夏衍的怀中。夏衍便一边扶模它，一边追寻遥远的往事。
当时，坐在他旁边，面对着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我有一种强烈感受，仿佛自己也同他一起走进历史的远景。现在作有《三峰集》、《学者指南图》等。，我将整个访谈录整理出来，相信更多人会同我一样，乐意走进历史的远景，去观看，去思索。
李：夏公，今天想请您谈谈您对周扬的印象和看法。你们是同时代人，从左联时期起，就相互认识，后来又一起同事，想必有许多话可说。
夏：你写过关于胡风的书，对周扬有所了解。不过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有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最早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旨在，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
李：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夏：我认识他是在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李：30年代。
夏：1931年、1932年的时候。他到左联是1933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31年吧，他刚从日本回来。具体时间，你可以查查资料。他那时年轻啊，只有20多岁嘛。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1908年。
夏：1908年？那比我小8岁。1930年他只有22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反正那个时候很潇洒。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
李：那个夫人是和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
夏：不是，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先是他们在一起，后来他夫人走了，他们的婚姻当时是家里给定的，都是益阳人嘛。
李：周扬常和你们一起玩吗？
夏：当然。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笑）
李：这倒和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人们都说他很严肃，不苟言笑。
夏：在抗日战争之前，我看他当时没有什么教条。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演过那个我不记得名字了。
李：那个时候周扬和胡风的情况您了解吗？
夏：周扬是在1933年下半年当左联党团书记吧。之后他就认识了胡风。胡风和聂绀弩一起从日本回来，最早找胡风的还是周扬。这大概你写胡风那本书时知道。
李：我写到过。胡风是和聂绀弩坐一条船回到上海的。
夏：他通过韩起去见胡风。韩起和胡风很好，周扬过去不认识胡风，他去见胡风，后来要胡风参加左联。这个情况我好像在什么文章中看到这。可能是胡风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过。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最早批胡风的也不是周扬。最早的批评大概是抗日战争以后了吧。
李：在重庆时期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的是黄药眠。
夏：《约瑟夫的外套》。那个时候，乔冠华是比较接近胡风的，他过去是研究黑格尔的，和胡风有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理解胡风的。当时是党组织上决定批胡风，乔冠华是当先锋的。还有胡绳。
李：还有邵蔓麟，和胡风也比较好。
夏：情况就是这样的。周扬和胡风有矛盾是后来冯雪峰从延安出来到上海之后。
李：是在1936年初。
夏：两个口号论争，首先是周与冯的关系。冯一贯搞理论，我们这些人过去都不搞理论。在左联里面，胡风和周扬是专门搞理论的。你想左联那些作家，早一点当过党团书记的任白戈，后来的沙汀、艾芜这些人，都不搞文艺理论。搞文艺理论的就是一个周扬，一个胡风。胡风下面也没有什么搞理论的，像路翎、绿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所以，左联搞文艺的有他们两个人。周扬这个人当然是搞理论的，但组织能力很强，他后来完全变了嘛，解放后就开始做报告，写文章，没有生活了。不像我这样，兴趣多。环境是这样，他写文章做报告，做领导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这就是因为环境变了。
李：李子云好像写文章谈到这一点。
夏：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他这个人，内心里其实不是一个领导，只是一个演讲家出身。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但具体从生活上看，好像是领导，中宣部副部长管文艺嘛，再加上在左联、抗战中的抗协、解放后的作协，做实际工作的从来是周扬。
李：在国统区，老舍也做过抗协的工作。
夏：我是做跑腿工作。我在左联首先是做联络工作的。我在1932年的时候转到电影界去了，后来左联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后来说我一直在左联，这不对。1933年成立电影小组，我是组长。没有时间管文艺方面的事。管文艺完全是周扬了。因为周扬下面的朋友都不是搞文艺理论的，是一批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以及后来的陈荒煤等。所以说，一个人呀前后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因为和1931年当时军事环境不一样，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样。左联不同于地下党，党领导文艺不可以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仅仅在很小的圈子里面。那时他没有权的。抗战时也差不多，抗协也不存在发号施令。后来就不同了，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到1955年才免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不过那时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
李：一般人好像都怕他
夏：其实那时不是怕人，是权力问题。他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让编刊物、发表文章，当然很厉害。延安座谈会之后，中宣部的威信很大。
李：我看实际上也是他的“左”令人害怕。
夏：因为“左”是党的问题，党“左”了，他就“左”了。
李：你看周扬对毛泽东是不是好像挺敬畏？
夏：他是崇敬。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不是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关起来了吗？我关在秦城监狱。
李：他也关在秦城。
夏：同是那一年那一天，1975年7月吧。我是7月12号出来的。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可以从宽处理，那个时候的事情党史里面有的。毛主席1975年有两个批示嘛，一个是讲周扬一案可以从宽处理，一个是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讲对文艺要宽一点的政策。那一天，7月12日，专案组——我们那个叫“周扬专案组”，当时有许多专案组——管我的那个人来通知我，说：“你可以出去了。可以回家了。”我想，不管结论行不行。已经通知家里了，我就先回家吧。7月12日我就回家了。当时同时通知周扬，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再有一个星期可以写完。”这样，他写完了才出狱。我12日回家，他19日回家。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这不单纯是个人崇拜，可能是毛主席在延安重用他，对他有很大的教育。
李：好像从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对周扬也经常有所批评，而且不满意。是不是这样？
夏：记得有一年，大概是下去搞土改吧，大家都要下去，周扬可能不下去，毛主席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他讲过这话，那是1952年。他对周扬不满意。我同主席接触不多。我看是主席最初还是对他满意，后来有了意见。
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艺报》的社论，这实际上是批评周扬领导的文学界。听说这个社论越过了周扬，由上面指示总编辑邓拓安排报社的人直接写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会发表出来后，周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是毛主席不满周扬在批判胡适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的工作，这篇社论是对他的极为严厉的批评。
夏：那些年我本来一直在上海工作。1954年在中南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概是在9月。我在上海是负责文教卫方面工作，来到北京，一方面参加人大的会议，一方面参加文教会议。我记得周总理有一天找我和许涤新。总理叫我晚上12点以后去，我和许涤新等到1点之后，总理来了，同我们谈到很晚。总理对周扬有意见，那个时候他决定调我到文化部。总理不是对宣传部有意见，而是对文化部有意见。当时周扬当副部长，实际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部长是沈雁冰嘛。对周扬有意见，主要是行政方面。苏联顾问、戏曲改革呀，对这些方面的事情，总理有意见，便任命了好几个副部长，钱俊瑞、我。刘芝明，好几个，都是那时提的，总理不会无缘无故不满意，那就是毛主席有意见了。
李：“文革”时你们都关在秦城监狱，在那里能见面吗？
夏：不能。我也不知道他也在里面。有一次见面，不是在秦城时，是在去那里之前。北京大红门有个小医院，“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都关在那里面，有一次偶然碰到。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关在秦城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开始还没有抓走。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我先关在文化部，后到大红门。他那时没有关起来，他正在做手术，住在医院。他被关起来，大概是在1966年秋天或者冬天，不能见面。后来关到干校，一个六层楼的办公楼，一个小房间，关一个人，不能往来，看不到外面的人。
李：从在医院见过之后，到出狱，中间再也没有见过吗？
夏：没有，不可能见的。秦城你应该去看一看。
李：我一直想去看看，但没有机会。
夏：那里可厉害的。关在里面我什么也不知道，但外面监管的人知道。门上有个洞，里面的情况他全知道。
李：“文革”之后你们见面是在1978年，1975年出狱之后难道没有机会见面吗？
夏：可以见，但是不敢见，门口都有人看着。我回到家里后不敢去见。胆大的朋友，我在回忆录写到李一氓、廖承志来串串门。我知道“四人帮”被抓一事，就是李一氓告诉我的，不然我还不相信。
李：“文革”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夏：“文革”之后他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倒是真的。也是受过罪的人哟。所以“文革”之后他讲人道主义，谈异化问题。那时我在中顾委，他也在。“文革”之后他倒是觉得过去“左”是不对的，一再道歉，胡风生病他还去看过。他让我一起去，我说我不去：你批过胡风，我又没有批过胡风。我没有写过文章批。
李：好像没有注意到你的批判文章。
夏：胡风被捕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是组织上让写的，巴金都写了。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过这件事。
李：你认为周扬后来向胡风道歉，是不是真诚的？
夏：周扬与他们之间，主要还是冯雪峰的问题。胡风在30年代敢于和他顶，也是因为后面有冯雪峰。冯雪峰一贯袒护胡风的。
李：周扬与丁玲有矛盾，我觉得也是与冯雪峰有关。
更：有些事情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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