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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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人们都说这是“第三梯队”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黄以恒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胸怀，以事业为重，以合安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忍让妥协，求同存异；也有些人挑拔说黄书记心太软，对两个反对派姑息迁就，这等于是政治上战略退却，等于是放任后院起火。不过，吴成业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无关紧要标点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计，而郑天良就不一样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着工业区的建设，他的杀伤力足以毁掉“五八十”工程，而黄以恒不但没有听信别人的谗言，还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给了郑天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吴成业反对后说不干就不干了，而郑天良却不一样，他虽然在会上反对，但他在会后仍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形成的各项决议，工作照样地干，这就是说原则性比吴成业强。

　　吴成业在商贸大道建设中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和反对意见，黄以恒并不跟他计较，就让他在一边负责监管进度，决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让他插手了，拆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出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县里成立了拆迁办，合和酱菜厂厂长于江海已经被招工进了拆迁办，转了城镇户口，还当上拆迁办第三小组的组长，享受副股级干部待遇，黄以恒就此事征求郑天良意见时还说对于江海这样的顾全大局的同志应该给予重用，并让郑天良负责找于江海谈招工转户口当股级干部的事，这等于黄以恒出礼金让郑天良出面做人情，郑天良找于江海谈话，于江海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不想再腌酱菜了。郑天良感到于江海似乎从一开始向他辞职的时候就有些蹊跷，也许他早就跟黄以恒联起手来准备对合和厂下手了，但郑天良不往深处想，他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吴成业在于江海负责宏光大道沿途农户拆迁后，就轻松了许多，他有时嘴里哼着京剧看于江海跟老百姓打架，实在过分了，他就上前去拉架。于江海干了一个多月，脸上就被划出许多道血痕，凭着血迹斑斑的形象于江海迅速地转干了，成为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干部于江海下手更狠了，终于有一天被老百姓砸断了一条胳膊，住进了医院，黄以恒到医院看望了他，称赞他为合安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黄以恒让宣中阳送去了“蜂王浆”和“中华鳖精”，于江海感动得当场就流下了泪水。郑天良去医院看于江海的时候将他骂了一顿：“我要是再看到你跟老百姓打架，我就叫公安局将你抓起来！”第二天宣中阳告诉于江海，打他的几个老百姓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拘留十五天，外加罚款。

　　黄以恒将吴成业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开始两人还开了几句玩笑。当领导有时候要学会跟下级开玩笑，开玩笑表示领导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容易造成与民同乐的氛围。黄以恒最近也学会了开玩笑，有下级说黄书记也开玩笑了，黄以恒就说这叫苦中作乐，工作压力这么大，不开开玩笑，让神经松弛一下，那自己的办公室就离马克思的办公室不远了，这话就很有些玩笑的成份了。大家就都笑了起来，那年头有一首歌叫《笑比哭好》，劝人们不管面对如何的挫折都要笑，然而像于江海那样，腿都被打断了你还要他笑，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以恒将吴成业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玩笑说：“你们当过反革命的就是不一样，走路都是横着走，文革中当过反革命的人就跟当过老红军一样，资格太老，谁都不敢得罪你们这些反革命。”

　　吴成业也被这无拘无束的玩笑弄得情绪很轻松起来，他说：“当过反革命的人就像出家的和尚，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黄以恒说：“是呀，连林彪都敢反，还不敢反县委书记吗？”

　　吴成业说：“我可没反过你呀，你不能再给我打一次反革命了。”

　　黄以恒说：“你反‘五八十’工程，算不算反我呢？那我告诉你，‘五八十’垮了承担责任的是我，而不是郑天良和你，我的老同学，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老同学困难的时候应该帮我一把。”

　　话题渐渐切入正题。吴成业说：“我能做的事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想做也做不了。比如说，跟老百姓打架。”

　　黄以恒说：“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打架不打架的，这叫发生纠纷，出现纠纷妥善解决不就行了，怎么能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立起来呢？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做能做的事，你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给我设计一些民房总是可以的吧？”

　　吴成业说：“五条商贸大道你不让我设计，民房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黄以恒说：“商贸大道不是不让你设计，而是你不愿设计，县政府决定设计成统一的五层楼，你非要两层三层四层混着来，最后建出来就像参差不齐的狗牙一样难看，县政府能按照你的思路来吗？”

　　吴成业说：“不要再纠缠什么历史了，你要把我的历史翻出来，就是反革命。有什么事，你快点下指示吧！”

　　黄以恒说：“我们县已经被列入了全省改革试点县，所以我们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都要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明年底工业区一期工程投产后，全省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在我县开，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会，经济腾飞的经验会，城乡一体化的观摩会，到时候五条商贸大道、工业区七大企业全面投产，合安县两年大变样的蓝图基本就实现了。现在我们为了强化试点县的内涵，决定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新建一个经济实验区，建成横跨三省的农产品、小商品批零集散中心，另外就是要在从邻县进入我县境内的十八公里沿线道路两旁建新型的农民新村，十八公里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要让省市领导们一进入到我县境内就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

　　吴成业说：“你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农村真的到了那一步了吗？这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如果每个老百姓都看透了共产党的干部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搞弄虚作假，他们还能相信你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吗？”

　　黄以恒很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形象工程不等于是花架子，而是对客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发展的信心，如果你将合安县搞得又脏又乱苍蝇横飞屎尿遍地，是真实了，是显得很可怜了，是值得人同情了，外商和投资者可能会怜悯你，会给你送一些破棉袄旧鞋子，甚至还会捐一点钱让你买粮吃，但外商绝不会到这个破地方来投资的。你说是不是？你家里来客人总不会连马桶还放在屋里吧，美国政府接待中国首脑的时候，也要在白宫南草坪搞三军仪仗队、奏国歌升国旗吧，你能说这是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

　　吴成业还真辩不过黄以恒，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付他就接着说：“十八公里的两层小楼，钱呢？农民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年，一幢小楼少说得一两万，到哪儿去偷钱去？”

　　黄以恒以他一惯的举重若轻的语气说：“县里补一点，农民拿一点，银行贷一点，用三条腿走路，你看如何。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钱找我，拿不出图纸来就找你。套型由你定，尤其要强调厕所的位置和设计，厕所干净整洁和保证用上井水是新农村文明的标志。”

　　吴成业说：“我反对你这种形式主义，但我决定这次执行你的指示。”

　　黄以恒说：“我们的钱很紧，要体现实用和美观相统一，你可不能按资本家的公寓设计哟！”

　　吴成业说当然不能再犯县城中心广场上的雕塑错误了。县城中心广场刚刚竖起了一座三十六米高的不锈钢雕塑，花掉了近八十万元钱，还是专门从上海找专家设计的，吴成业认为设计得很好，三个抽象的女性托起一轮太阳，长发在风中飘扬，微仰的头颅眺望远方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县城的老百姓不买帐，他们在雕塑落成的第二天就编出一句打油诗：

　　合安领导瞎屌干

　　造个雕塑八十万

　　三个女人托个蛋

　　要多难看多难看

　　这四句顺口溜传到了黄以恒的耳朵里，他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又去看了看，确实有点难看，太阳白森森的，是像个蛋，三个女性面部生硬而含糊，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也难怪老百姓不满意，这雕塑家搞那么抽象干什么，存心是让人看不懂。所以他内心里也很不安，这次决定请吴成业出马设计新农村别墅，最起码可以省设计费，而且有话还好商量，今天以开玩笑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效果确实不错。

　　然而，吴成业拿出来的设计方案让他很不满意。

　　吴成业设计的农民新村两层小楼总共设计了六种套型，不是供选择的，而是六种套型间隔使用，造成一种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的变化，黄以恒听了介绍后说：“你又给我来狗牙交错了，这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就像一支迎接客人的仪仗队，要整齐统一，这是县长办公会上定下来的，如果这个歪戴帽子那个跷着二郎腿，这还像队伍吗？顶多是一支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

　　吴成业说：“十八公里清一色麻将一样，没听说过。而且不符合基本的美学观点，建十八公里的房子，不对称的和谐是最起码的要求。”

　　黄以恒说：“你给我上美学课了，我听不懂。你不仅没按照县里的要求设计，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将每户的水井都设计到楼的后面了，这样车辆经过这一路段时，就看到我们还没有吃上井水，而且改建的厕所也设计到了屋后，车辆经过时根本就看不到厕所。”

　　吴成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水井和厕所究竟是给老百姓用的，还是让领导们看的？你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黄以恒说：“你不要吵好不好？我们的建设方针除了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外，还要把农民别墅建成一支展示合安改革开放成就的迎宾仪仗队，建成一个改水改厕走在全省最前面的样板和示范，所以我事前一再跟你讲要从设计中体现出改厕的巨大变化。”

　　吴成业说：“任何人都不会把厕所和水井作为设计的目的，作为一个设计者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突出房屋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让人们感觉不到厕所和水井的存在。”

　　黄以恒说：“你是专业权威，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但当专业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政治服从专业呢，还是专业服从政治呢？”

　　吴成业说：“按文革的观点来看，一切为政治服务，林彪就曾提出过不能用军事代替政治。那么我倒要请教你，现在是政治挂帅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黄以恒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老反革命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于是他就岔开这个无聊的争执，说：“小平同志讲了，办实事，不争论。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设计方案，筛选出一种最好的套型作为统一的建设标准，另外就是要将水井和改进的卫生厕所位置移到楼的前面来，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都能看到。”

　　吴成业笑了起来：“将厕所放在楼前面？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楼房设计。”

　　黄以恒说：“当然不能放在屋里，毕竟没有自来水冲，只能用井水冲，井放在楼前不难看，但厕所放在前面也肯定不雅观，我们之所以请你这个专家，就是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既看到了厕所，又感觉不出是厕所，这关键就是要靠你发挥专长了。”

　　吴成业说：“那么就请你另请高明吧。我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厕所放在家门前，夏天东南风一吹，家里全是厕所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县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出风头，连厕所也要当演员。我不干！”　
　

　



　　　　
《放下武器　》许春樵　　　　　　　　　　　　　　　　　

　　
　　12　
　　吴成业扭头就走了，他是那种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的人。黄以恒最终没能让吴成业帮上忙，他让宣中阳代表他去跟吴成业又谈过两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图纸，找外地专家设计还得多花好几万。吴成业说：“在钱和政治之间，钱必须要服从政治。黄以恒在乎钱就不会搞这个花架子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