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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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　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　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放下武器　》许春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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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

　　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裤裆，骑自行车路过的郑天良下车后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这破技术，还骟牛卵子？让牛给你骟卵子算了。”围观的群众都笑了起来。郑天良从小丁的手里拿过刀子，熟练地在刀布上荡了两荡，然后说：“看我的！”只见郑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屁股后面，当惊魂未定的小牯牛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郑天良手攥锋利的刀子往牛裤裆里一伸，众人一声惊叫还没落下余音，两个滚烫的牛卵子已经在郑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着向前窜去，人群中一片欢呼。此事在乡政府被神话后，有人在闹不同意见时就说：“再胡绞蛮缠，就让郑书记将你骟了。”

　　郑天良自己不到县里去，但县里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工作，每当此时，郑天良就让副书记副乡长们去应付，中午在马坝红灯笼酒店吃饭则是从来不参加，副书记副乡长们陪同后还得要逼着交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套什么近乎，你非要逼着我陪，还得交三块钱，我在食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马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牛卵子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们基层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强”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觉出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马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能做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头。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性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干部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动，在流动中用活干部，在流动中发挥干部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流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马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干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交流。”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邦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出发，郑天良交流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高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一个干部。”

　　陈书记摘下眼镜，用眼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交流出去这是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点和优点，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子。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管干部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捅漏了的筛子。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头，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滚热的椅子上离开然后做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陈书记和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于部长一起跟郑天良在陈书记办公室谈话。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很不习惯，屁股陷在弹簧里很不踏实，他连自己那张木椅子都坐不惯，他喜欢在乡间田头跑，有时候他怀疑这是当年当兽医落下的走村串户的毛病，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民，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鸡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郑天良听了县委的决定后，坐在很不踏实的沙发上，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他开始为自己辩护：“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我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让我到东店去，我想不通。”

　　陈书记笑了，他说：“小郑呀，你的成绩摆在那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没有人说你的工作是不行的，正因为你工作上具有开拓精神，所以才让你到东店去开创新局面的，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于部长接着陈书记的话说：“这是干部正常交流，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今年交流六个乡镇一把手，明年还要交流。”

　　郑天良在组织的面前总是心虚的，他所能说的话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强词夺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马坝的建设蓝图还没有完成，全乡消灭耕牛，全面实现耕种机械化要到明年四月才能验收。”

　　陈书记说：“我知道你对马坝是有感情的，县委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件事的，上次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尊重了你个人的意见，让你回到了马坝。但你在马坝已经干了十一年了，正因为政绩显著，所以组织上必须将你交流出去，而且要给你压担子。”

　　郑天良听到压担子，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既然承认政绩显著，组织上要是给我压担子就该让我去县里当县长，而不是再去继续当乡长书记，这就像一个民间的接生婆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接生，无论换多少村，也不能算作是妇产科医生，更谈不上医术高明。

　　于部长看郑天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就严肃地说：“干部交流是我们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要说你了，就连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能对调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不能对调呢？”

　　郑天良哑口无言，他看到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纷乱如麻，如同他此刻糟糕的心情。郑天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振作起精神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在组织面前永远是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对组织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郑天良对这一朴素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

　　陈书记递给他一支烟：“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机，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到东店干出样子来，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星期将工作移交一下，下星期我亲自送你去上任。我对年轻干部向来是爱护的。”

　　郑天良看到陈书记如此厚爱有加，就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陈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

　　郑天良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容易冲动，也容易被制服。这就像一头牛一样，发作时勇猛，一揉屁股或一举鞭子就驯服了；而狐狸却正好相反，郑天良年轻时缺少狐性。

　　小县城虽然也是照耀在党的阳光下，但党的阳光漏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不知从哪一天起，县城小旅馆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妓女和第一个嫖客，等到“三豹子”控制全县餐饮娱乐市场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就有了一些很不严肃的顺口溜，叫“挣钱靠胡来，当官拼后台，没有胡来和后台，等于自己被活埋”，黄以恒县长听了这些顺口溜后非常恼火，要求公安局迅速侦查并将“胡来”的人都捉拿归案，可法制社会要想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卖淫嫖娼越打越猖獗，范围已经从车站延伸到了县委招待所“蓝湖宾馆”，而关于“后台”的传说，主要就是指黄以恒是靠梁邦定当上县长，梁邦定已经升任市委书记，因此县里人都说黄以恒很快就要接陈书记的班出任合安县委一把手，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马上就要当上县委办主任，甚至有可能进入常委。黄以恒一次在全县科局级干部会上说：“用什么人以及如何用人的问题，我们党是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古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一说，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几方面来选拔任用干部，而不是什么后台。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科局级干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更不能说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论，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我们都是党和人民把我们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的，要说有后台的话，我们的后台是党，是人民群众。”

　　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把后台看作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有后台的，总统当选后，内阁部长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哥们姐们，而且都是总统自己公开提名，很正常。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应该有权自己选拔自己的下级，更何况还有组织考察群众评议这一关，你真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想当个乡长也是不大可能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上级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