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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魂腔 作者:陈先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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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政府院子出来，陶月婷并未登上她的轿车回县城。她有些茫然地在已沉寂一片的街上走着，远远地能看见那个被人咒为晦气的废戏台。重建了，崭新的设施和一整套复兴拉魂腔的规划，可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它废戏台子。第一出戏就真的把一代名角给废了，这大概就是命了。多少自负不凡的人被命运折磨得浑浑噩噩？陶月婷心想，自已这颗原以为没有着落的心，竟让梅虎这样一个窝囊木讷的粗汉子摘了去，不往命上寻思，又能如何解释？搂着梅虎睡在她家的屋子里，那间冷清的小屋子仿佛一下子幻化成了天堂，梅虎走后，她竟舍不得拉开窗帘透气，她怕那股子夹着汗臭、烟味的刺激男人气散了去。梅虎一出门，她就魂不守舍地等着，等到梅虎再来，这气味又重了一层，她无限贪婪地呼吸着这股子空气，她越来越觉得自已正久违地回复为一个女人。有很长一个阶段，她惊恐地想：自已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了，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男人早已麻木，娇艳媚冶的假像遮掩了一切，同样，她觉得周围的那些男人也不配被唤作男人。所谓的男女，不过是一种异性器官追逐的游戏而已。是梅虎复活了自已，她奇怪地需要并感激着这个农民。她甚至给从未见过的桂枝买了鲜艳的布料，她毫无忌妒地劝梅虎善待这个女人。
乌青乌青地夜空。下弦月照着无比孤独的乡村。好锋利的下弦月！她莫名其妙地这样想。乡政府驻地很狭小，很快地走到了田埂上。一阵夜风拂过，陶月婷往衣领里缩紧了脖子，但她仍朝前盲目地走着。“嘟嘟”，她的手机响了，瓦蓝的屏幕上映出一行字：“春蚕到死丝方尽。”
她有些粗暴地给郭建辉回复：“去死吧。”
（八）
麻三叔
要锻出一件真正好样的铁器，就得把铁烧红，扭曲它，锤炼。再扭曲，再锤炼。不断地扭曲获得了一种难以想像的韧性。
————匠人经验之一
回瘫子村的路上，我拨通了省城梅红家的电话，她仿佛是从睡梦中被铃声惊醒的。
一听她“喂——”的那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衣服松松垮垮、头发凌乱的慵倦的梅红。我还从未目睹过她的这一面。说实话，我暗暗迷恋着女人睡眼惺松的媚态，我心底一直深藏着女性的两种姿态：一种就是眼神空虚、衣着蓬乱的样子，仿佛已历尽数十载秦淮河畔纵性生涯的那种感觉。已经失落了向往的日子，所以眼中一无所系，有一种云端物外的清淡。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值得她去对镜理云鬓，所以头发总是像心情一样凌乱着。她有足够的勇气把日常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她的被子疲倦地拖在了地板上，地上乱扔着张爱玲、李煜或是但丁，床头柜的烟缸里塞满了沾着雅顿牌口红的烟蒂。门口放着一双久未擦拭的皮鞋，呲着空洞的嘴，好像它的主人随时会冲出来，穿上它，离开这个一团糟，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去年在南京桃花渡口一带闲逛，我暗想，明末青楼妓侠顾眉、董小宛可能就是这个模样吧。另一种你已经知道了，省图之夜的的那个梅红，一层薄薄的皮已裹不住心里那团火的女人，有着装模作样的严肃职业，有着轻易不言的狂野内心。我脑子里闪出了这两个形象交叉着的梅红。她斜倚床头。我告诉她，瘫子村搬迁的事僵住了，我把梅虎可能涉嫌犯罪的事粗略地跟她讲了一下。也不知她到底听清楚了没有，电话那头，只是轻描淡写地“哦”了一声。梅红说：“这事你跟我爹讲吧”。
梅红与她爹麻三叔处在一种奇特的相互依赖之中。麻三叔的心思和瘫子村祠堂的每一个决断，坐着梅子孝发黄的老派信笺不断地飞进梅红的家中。怪的是，每当这些信断了半月，梅红的大腿根就痒得钻心，腥红地像生了层湿疹，越抓越痒。有时，邮差一揿门铃，梅红就在屋里兴奋地叫：“药来啦，药来啦！”。梅红的回信到了瘫子村，麻三叔就静静地盘腿坐在炕上，让梅子孝念。有时夜间突然想起以前的某件事，他会连夜把醉成滩泥的梅子孝弄醒，让他翻出旧信，再慢慢念一遍。梅子孝的舌头不听使唤，煤油灯的光线昏昏暗暗地飘忽，他云里雾里地念得语不成句，麻三叔照样念听得一声不吭。麻三叔的来信往往很长，钉起来，像一部瘫子村的村史流水帐。梅红也问一些琐事，一次，她问起淮河“桂花糕”的做法，她爹竟把沿淮一十七种桂花糕的做法都写了来。沾白糖的和沾蔗糖的，哪一种桂花最香最耐嚼，如何用砂姜腌制桂花，制成糕后怎样切分。简直可以照葫芦画瓢地开个桂花糕作坊了。梅红的回复往往极短，是或者不是，好或者坏，黑白分明地寄一个自已的判断回去，就行了。梅红知道她爹只需要这样的回信。
“我想死你了”。梅红说。我仿佛清晰地闻到了她脖子里从下缓缓上涌的幽香，这是女人肉身和心理都已熟透了的那种香气。一直以来，正使姜斯年教授批评我做学问时的那样，“被一种枝蔓丛生的想像力害惨了”。有一次在她林荫深处的家中，我跟梅红说起她的那股子香气，她娇嗔地说：哪有啥香气？女人到了这把年纪，在男人眼里，还不是只剩下揩不净的酸坛子加臭干鱼的气息。我丰富想像力的毛病在于，它随时会袭击处在思考中的一颗心，常使我在一些正儿八经的场合走了神，恍恍惚惚地拿着稿子说错话。“哪儿想啊，怎么想啊？”，她又在电话里纠缠地问，我用手掌拼命地捂住手机话筒，拿眼角扫了扫前排的乡里司机，压低嗓子，粗俗不堪地说：“你说哪儿想？裤子里都搞农民起义了，不说啦。”我挂了。
“多少年了，我怎么也习惯不了城市的生活。”有一次幽会时，梅红说：“我感觉自已在城里蔫不拉叽地浮着，像洪水上的一根烂稻草，怎么也融入不到这水里。瞧瞧啊，和一些人都做了十几年的邻居了，也没串过一次门，在门口遇上了，心不在焉地讲几句，朝他的屋里瞟一眼，眼里像冒出贼气一样。谁也爱不起谁，也恨不起谁。真要拿锥子扎到心上去，也准是见孔不见血，麻木了。有时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无端端地想蹬掉皮鞋、挽起裤脚，像在瘫子村田埂那样疯跑一阵子。有时真巴望着一场洪灾把城市给卷了，灾难来了，大家也许就能抱成一团了，就能知疼知痒了。”
我笑着说：“这倒是，城里人大概只在喊救命时，才会想起别人。哪有你瘫子村的生活那样过得解恨，端着大碗蹲在田埂头，吱溜溜地喝着稀粥。现代社会，是万马奔腾地过日子。你这瘫子村的傻姑娘，可显得够怪的哦”。梅红嗨嗨地笑了笑说：“省图把我弄得最陈腐的几个书架边做管理员，就是惩罚我的怪呀，不过你得回答我，我究竟怪在何处呢，在我心里瘫子村比谁都健康哟。如果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瘫子村遗忘了，只有天灾还惦记着瘫子村，那倒过的也是既疼又快活的日子呢。我死也要死在那样的瘫子村里”。
敲开麻三叔的门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了。瘫子村人习惯早睡，好像从不愿做什么耗灯费蜡的夜活。除了麻三叔炕上的长明灯外，一般晚上八点多，全村就黑漆漆地鼾声一片了。麻三叔真是善待了我这个稀客，他特地抱出新棉弹成的一床被子，让我盖着。我已多年没闻过这种阳光晒进了纤维的浓浓新棉气味了，第一晚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索性披衣起来，见麻三叔仍像座泥塑似地坐在炕头，就过去说：“对不起啊麻三叔，把你闹腾醒了”。
“客套啥呀？小红子几次来信都讲了，让我像自家儿子一样待你呢，就怕屈了你。”麻三叔说：“我已是好多天没睡个囫囵觉了。眼皮子跳得人六神不安的，就像有什么祸事一样。虎子这孩子心憨，咋斗地过王清举这班人呢？”我便把下午乡里会上的情况给麻三叔复述了一遍。我能记起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他。我想王清举连夜将我送回瘫子村，无非让我传这个信儿。
“哦，原来这样。”麻三叔沉吟道。
“这事挺悬，他们真要就事论事地揪着虎子，这罪还不能算小呢。我看过报上的许多案子，于情于理都是叫人惋惜，可偏是不合法。要真往虎子头上扣一顶私自挪用救灾粮款的铁帽子，还真不好说乡里搞莫须有。”我担心地说。
“王清举是牙疼上墙呢，咬别人的肉要磨磨牙。可他要咬，为啥不咬我呢？按他王清举那样分救灾钱粮，会饿死人的，那就叫公平？”麻三叔说。
“乡里不公平，难道你们在祠堂定的方案就公平？本来就没有个雷打不动的尺子，这才可怕呢。你们把东家钱粮搬到西家，这还真叫挪用！谁又能证明你们改救灾粮款的分配方案没藏着私心？他倒也占着硬理，你们要改，至少得报个请示，让他们批一下。再说，他们哪能找你？虎子是村长啊，公事有公事的程序呢。公事在祠堂弄成私事，确是为难了虎子。”我说道。
“唉。”麻三叔长叹一声。
“当初若是先依了乡里的方案，再私底下靠亲情调剂一下，既保了人不饿死，又不篡改上面的意思。效果就会好得多了，省了许多麻烦。”我又说。
“哪知乡里要算这笔帐？早知今日，我饿死也不会让虎子这么受屈啊。只想是进了瘫子村的一切东西，就靠祠堂当家呢。看来村里许多办事的旧规矩得翻出来晒晒了。”麻三叔这一夜便再没说一句话。
当我把所有憋着的话都吐干净后，立刻就踏实了许多，那一夜我睡得特别地香甜。新棉里藏着的阳光像重又凝起来，晒得人骨头又酸又软地舒畅。第二天，我被窗子射进的阳光刺醒时，一看表，已是快晌午了。桂枝已守着两个鸡蛋和一碗面条在外屋候着我，她说，这面条都回锅热了两遍了，怕不合口了。我问道：“麻三叔呢？”。桂枝说：“天还没亮透，每家每户的主子都进祠堂了，我刚在门外瞅瞅，唉，里面可是吵翻天喽”。
我赶紧起床，三下两下地吃完饭，就赶到梅祠外边。想起王清举请我做个证人的那番话，我心想：这瘫子村可没开口请我做证人呢，怕坏了规矩，我只好在祠外转悠，又坐在门前那三只石狮子边闷头抽烟。说来也怪，我早不是第一次看这石狮子了，但这天正面瞧瞧、侧面瞧瞧、屁股后面瞧瞧，怎么瞧这三头狮子就怎么个不顺眼。我想，这村子里难免会有几个血气正炽的年轻人，坐过像命运一样飞驰的火车，到深圳、上海打过工，无限落寞地回来了。或者他们仅仅只是进了县城，只是从一个破洞中窥见了城市生活的一角，他们有权做一个梦，梦见自已穿着格子西服，坐在鲜红的出租车里。当这几个年青人回到瘫子村，如果他们在威严的祠堂中，仗着胆子偶尔顶撞的几句不能改变长辈们的一些想法，如果他们在昏暗的祠中被罚跪了几天几夜，饿得晕头转向地出祠时，被迎面袭来的阳光刺疼了双眼，一低头偏看见了台阶下的这石狮子，他们会什么样的感受猛地涌上来呢？心底恨得牙根痒痒的，恨不能三拳两腿地就砸烂了它吧？正乱七八糟地想着，哄地一阵子脚步，里面的集会散了，首先出祠的是麻三叔和梅子孝。
“知道你会守在这儿呢。”麻三叔的脸上表情仿佛很舒展，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昨夜我一宿没合拢眼，今早我就跟大伙儿讲了，既然乡政府要跟我们来硬碰硬的，我们也只好摊出底牌了”。
“刚才在祠堂里，我们定下了五条规矩。有些话，以前都讲过了，今天在祖宗牌位面前，算是立了血誓。第一条就是瘫子村绝不搬迁，谁要搬，谁就从我梅麻三的尸体上踩过去。村里的人如果都搬走了，这祖宗的祠堂咋办？瘫子头的梅家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的孙猴子，梅家是有根有底的。”这一句我听了耳熟，依稀地记得梅红曾在省城说过，莫非是她在信中告诉她爹的？麻三叔指了指那只曾失踪的石狮子说：“连龙王爷把这石狮子偷走，都还把它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呢！要是哪一天，老天爷劈雷把这祠堂烧成灰了，我就搬。我们搞了一个请愿书，刚才有人胆小不敢摁手印，我吼他们说，你要不摁这手印，永远就不要进这个祠磕头了。那些在外国发了财的梅氏人，还不照样到梅祠来磕头呢。”
梅子孝在一旁插话说：“搞这份摁手印的请愿书，本来想搞带血的，三哥反对，说是太刺激人了。搞这个是为了救虎子，他是代祠堂受过哦”。
“这第二条，命苦，我们瘫子村绝不怪政府！从祖上算起，确实是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但我们姓梅的就认了，认这个命！乡政府不要再逼我们搬迁，我们也不再向乡政府张嘴要一粒救济粮、一分救济款。算是扯平了，吃奶的时候，长辈就教导我们，命里没有莫强求，命是我们自已的，怎么作践怎么糟蹋那也是我们自已的事儿啊。”麻三叔接着说：“这第三条，你这儿天都瞧着了，乡里抓我们的人逼农业税了，我跟大伙儿说了，砸锅当铁、卖儿卖女，咱还这个债！我们也不怪乡里，不怪王清举，自古皇粮国税大似天嘛。我说哪一户不够交的，我梅麻三去卖血堵你这个债窟窿。我瘫子村自古就穷，但历来守的是本份，听我爷讲，以前捻军白莲教造反，是被苛捐杂税逼的，淮河上上下下都反成一窝蜂了，只有咱瘫子村从不跟着瞎闹。这就怪啊，还有比瘫子村更命苦的吗，没有哇，瘫子村就是规矩大过天，交税不闹事，不跟政府斗。这祠堂在这儿镇着呢！”
梅子孝在一旁直点头称是。我第一次觉着平日里沉默得像块土疙瘩的麻三叔，原来讲起话如此条分缕折地清楚。他接着说：“这第四条，虎子是我的亲生骨肉，他的性命是我给他的，他要做了啥亏心事，做了啥辱没祖宗、辱没祠堂的事，我就亲手宰了他。祖宗在祠堂里也不是没有杀过人啊，我的亲姑奶奶不就是绑在竹竿上，活生生喂了河神吗。我们这一辈已不做这个祭了。我也最清楚虎子，根本没做过啥见不得人的丑事，他胆儿小，哪敢啊。他有事我动家法，轮不到国法他就没命儿了。这第五条，我绝不相信王清举要对咱瘫子村要下什么毒手，如果乡政府真的要杀要剐了，我梅麻三一人就顶了。子孝和二瘸子也说要摊上一份儿，我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笨汉子，子孝可是个一肚子黑墨汁的人啊，连他都比我倔呀，你说县上的那些个狗屁规划专家，还有羸得过子孝的吗”。梅子孝在一旁捋着胡须，得意地笑着说：“哪里，哪里”。我哑口无言地呆看着麻三叔和梅子孝。
那天中午在梅子孝家喝的酒，根叔没几杯就扶着门框躺倒了。听说根叔本是好酒又擅酒的人，年轻时用腌菜的大缸盛酒，揪撮嫩麦苗炒炒，都能灌下两斤烧酒。麻三叔叫瘫子村人敬佩的不是他的酒量，而是他的节制，不合脾性的酒，他一滴也不沾。七姑和腊八分出去住后，土匪腊八的炕头天天有人醉倒，七姑亲手腌制的狗肉香溢全村，用梅子孝的话说：馋得地下的野魂都掉下了活人的唾沫。可麻三叔极少在土匪腊八的炕头端过杯子。七姑是麻三叔心头的一个结，一辈子别别扭扭、越拧越乱的一个生死结。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话讲，除了同房外，也从不触碰对方。年青时多少姑娘家瞅着老成持重的梅麻三，巴望着伺候他一世，可除了七巧莺，哪有第二个女人能动摇他梅麻三的心？他只喜欢七巧莺那销人心魂的暗劲，他时时事事地顺着他、违着心愿地顺着她，他感觉自已顺她过度了，以至七巧莺变态得让他怎么也弄不懂的地方越来越多。夫妻前启不得齿的事情，硬要到堤上破庙里去做。他感觉自已快要失去控制了，快要做一个让祖宗蒙羞的男人了，他开始故意地逆着七姑，想让年老的她收收性子。可顺了一辈子的东西，一掉头，连他自已也不习惯，七姑一生气就带腊八搬了出去。有时七姑也让腊八喊他过去吃饭，麻三叔也去，土匪腊八也喊他“爹”，但麻三叔就楞是没畅快地喝过一顿。
梅子孝叹了口气，说：“唉，人一激动，碰碰酒也就醉了”。那天的酒一直喝到黄昏，酒喝到一半时，梅子孝又喊来桂枝，宰了一只鸡添上催酒。他说：“走遍天下你吃过这么喷香的鸡么？只有淮河滩子能养这么肥的鸡呀。”
我说：“是啊，这句话真是不虚”。我猛灌了一大口酒，又说：“子孝叔，我来咱瘫子村有一阵子了，乡里和瘫子村祠堂的争争吵吵，我也全看在眼里了。我真的是越寻思越纳闷了，如果都照咱瘫子村的想法，关起门来等着淹，这淮河的灾害也用不着治理了，还治啥呢？政府下了这么大的狠心都搬不走你们，说句你老人家不见怪的话，这算不算是咱瘫子村人的愚昧呀？”
“我算出你早晚会蹩出这句话。”梅子孝说：“不问这话才怪呢。我跟麻三哥他们想的，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了他们也不会全懂，我也从不愿跟他们多讲。有些想法，我倒是常跟小红子通信交交心。你要说这治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把导淮、安澜当天大的事，按说这是百姓的洪福呀。动迁几万人的壮举，我也见过了，年轻时我是治灾的铁杆子啊！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挖河堤，还是帮别的县挖堤，对咱瘫子村是一点直接好处也没有，无私着呢。住窝棚子，一天啃一个冷得像石头一样的馒头，下苦力，连根咸菜也嚼不上。累垮了，抖抖身上的雪，再爬起来，一声也不吱，接着再挑再搬。要是眼下的娃们，身子骨早扛不住垮了。当年咋不着累呢？心中像揣着一把烈火啊！看见插得一堤的红旗就热血沸腾啊，老念着挖啊挖啊，河治驯了，日了就顺了，如今河真的服贴了，绝大多数人都不遭灾了吧。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是盼着别治了，就留着瘫子村别治了。你千万别当我这是醉话，这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我这个糟老头子真的发疯了，老疯了，越来越恋着泡在洪灾里的日子，与灾斗啊。我有时觉得灾好，灾中见人心呢。有些东西比灾难更毁人呢。年青的那些年，那么苦，人活得可真是蓬蓬勃勃，互亲互爱哦。”
我晕乎乎的脑子突然电光石火似地冒出另一句话。一个春节期间，我返乡时，父亲给我讲了一个冗长的故事。细节我早已忘却，只有一句话牢牢地留在了脑子里：“一九五三年，在我家草屋后的桃树下，饿死了四个路过的人。树上肥肥壮壮的桃子却没少一个。”想起了这个极端的场面，我有时会全身发冷、打着寒颤。我不敢想像这个场面。我想我若是那个在桃树下饿得奄奄一息的人，看着陌生人家肥红的桃子，我会不会去摘？那种刺破了人道主义的道德约束是否真的有意义？一个农民却不去想，他的心中或许有一线道义的底线，线外的东西他想都不会去想。
“我估摸着瘫子村里有这想法的人并不少。因为许多人都见过城镇的人际关系，都见过外面的勾心斗角。他们怕。只是他们墨水喝浅了说不出，烂在心里了。”梅子孝接着说：“第二个，我咋觉得这治河，越治得越有些不对味儿了。这淮河上下竟建了五千多个水库，你截一滩水、我堵一盆水，浇灌的都是自已的一亩三分地。把水性子彻底弄乱了，为啥？水流不起来了呀，水不流咋行啊，我总觉得这弄得忽涝忽旱的，跟这有关。别把我当这瞧风水的眼睛是瞎迷信，名堂深着哦。我这话可是犯忌呀，那些水利专家听了，肯定恨不得把我剁啦。剁就剁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句不留到明天。”
梅子孝说着，激动起来：“不过，这瘫子村迟早得搬哦。《三国》里讲个天下大势，啥叫天下大势？天下大势就是不容你不跟主流走啊。我只盼着在我死了以后搬。别让我眼睁睁地瞧着梅祠变了谁都不敬的废庙，那样我没胆子下地见祖宗。”
我醉乎乎地拍着他的肩膀问：“子孝叔，你这怪老夫子，哪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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