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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魂腔 作者:陈先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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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定坤摘下身上围裙,熄了正在爆炒虾仁的煤气灶,接过邮差递来的急件,对着正闷头坐在沙发上的梅红说:快拆了看吧,特快专递。好啦好啦,晚上我赔你去那个同学舞会,我这个德性,怕让你丢人。唉,人家要赏你这朵花,你偏偏要把花根下的臭牛屎也亮给人家看。
梅红扑噗一下笑了。她的男人总能使她破涕为笑,她喜欢这种心情的突然转折。有时她觉得,生活一直阴着、或一直睛着,趣味都不大,只有这种心情的突然改变才是平凡生活快乐之源。她觉得她爹麻三叔是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是女儿还是老婆,要整天跟一个从不傻笑、从不讲一句戏谑话的男人生活,也确是在受罪。所以她也一直不恨七姑。
不用拆,是爹的信。父亲一遇大事,必定要让梅子孝捉笔,写封信来,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前年初秋,父亲来信说:因为农民负担太重,他与邻近七个村子的农户串好了,在中秋节那一天,要驾着三百多辆拖拉机连夜赶路,抢在凌晨四点交警上路前,把省政府进出的几个路口堵个严严实实,然后递交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血书。梅红接信,吓了一身冷汗。她一想到三百多辆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在省城主干道乱成一团的景象,头都炸了。一窝蜂。这些农村机手丝毫不懂城市交通规则,夜间没眨一下眼地赶了两百多里路,心里又憋着怒火,含着被乱收费搅得苦不堪言的一肚子冤屈,天啦,早上骑车上班的无辜市民要遭殃啊,全城的中秋节要毁得连月亮都扁掉了,凭啥呀?她一宿没睡着,大清早肿着个眼泡,就走进了省里的信访局。
信访局的局长被梅红大义灭亲的举动震撼了,他激动异常地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说:到底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觉悟高哇!他一边安排将情况紧急上报,一边要求下属拟文褒奖梅红。后来听说,三百多辆拖拉机没出县境,就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截了回去。梅红逃命似地跑出了政府大院,耳根子着火了。一下子,做了瘫子村和父亲的叛徒,一个不折不扣的的叛徒。回家的路上,她的眼泪扑嗖嗖地把胸襟打湿了。
父亲在紧接着的一封来信中,悔恨得撞墙。说他们中有人喝醉酒,把风声走露了,邻村已把这个败类揪出来了,暴打了一顿,用剪刀剪去了那人的半只耳朵,喂了野狗。梅红看得心惊肉跳,暗暗地为那个人叫屈。父亲又说,要选个凶日,把进村走访的乡领导扣下,放在飞天蜈蚣的黑柴房里关几天,用狗尿淋他的头,然后把那封早已写好的血书递上去。后来又听说,瘫子村人真的这样做了,王清举那天生病,躲过了耻辱的一劫,一个脾气最憨的副乡长被锁了三天,不过瘫子村人并没虐待他,虽然真的关在了一间黑房中,但也杀鸡煮酒地款待了他。
血书递上去后,正巧,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税费改革,那封血书让县里领导拍案叫绝,被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县长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动情地抖着那些血书哽咽地说:瞧瞧,同志们,这是鲜血写成的啊,我们的人民对沉重的负担是多么的恨之入骨,换句话讲,我们这场伟大的改革多么像一场及时雨!
梅子孝的毛笔字,写得枯柴般有力。信是竖着写在发黄的老式条格纸上的,她很奇怪,年青时做过私塾先生的子孝叔,竟存留了仿佛用之不尽的这种旧时代的纸。梅红将多年来父亲的来信,细心地铺整好,安放在从老家拎来的小木箱中。她想:那个遥远的淮河滩上的小荒村子,跟这个世界沸腾的城市生活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信了。自已梦中回乡乘坐的孤独的云朵,就是这信了。无信的日子,瘫子村恍如冥世。父亲伸过来抚摸着女儿心灵的大手,也就是这信了。她一下子感觉得父亲并不像外表那么坚强、那么硬朗。父亲,如饥似渴地需要着这些信。
梅红七岁时,子孝叔给她算了个命,认定她是祭河神最好的贞女,家家户户便用纸扎了梅红的样子,在黄昏时往河里丢。梅红也往河里丢过那纸扎的自已,在纸人的下面要坠一块硬石,这样纸人就会沉入河底,沉入瘫子村段的河底,不会被水流冲远。丢纸人的时候,她只觉得那是件神秘又纯洁的事儿,就像小时对着哑巴一样洁白的月亮许愿一样。命书里说,贞女命犯孤星,是要克父的,除非她远走它乡。也是要克夫的,除非她嫁一个心事缜密、其性如水的第十三生肖即所谓“蜘蛛命”的男人。子孝叔说:梅红在瘫子村,她爹就没一天的好日子过,果然那些年赶上文化革命,她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梅红嫁人后,她的丈夫也没一天的好日子过。梅红倒是把这句襳语告诉了钟定坤,钟定坤聋子一样,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在梅红的心底,刀刻着一幅被岁月打磨成黑白的图景:
细雨中,你突然看见了一个穿小碎花褂子的女孩从淮河大堤上奔下来,她跑得那么急、那么快,肩后印着红五角星的小黄书包顺风飘了起来,她不时地用袖子揩着脸,也不知揩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你立刻地揪心地意识到她在哭,这个七、八岁光景的小女孩,只有边哭边跑才能跑得如此让人揪心地快,她赤着脚跑,小脚在微寒的泥水中疼得通红,通向瘫子村的田埂上,碎泥不断从她的脚后跟砸向她的身上,污泥点点。你不免担心她有一口气接不上嗓子,会猛地晕到在田沟里。整个寂静的初春的麦地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奔跑着,如果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飞快交替着的双脚,你会感到整个田野都在随着她的脚在抖动,啊她小羊角辫上的红头绳,是个异常醒眼的标志。进村了,小女孩从背后的黄书包里掏出一根白粉笔,在还未被雨湿透的墙上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梅红是个好人!”她边哭着边一户接一户地写着这句话。天黑时,她几乎将村里每一家的墙都写遍了。雨水很快把她咬牙切齿写出的这些字,冲刷成了一条模糊白线。当她写到梅子孝家墙时,粉笔已磨完了,子孝叔这个怪老头默默从房里拿出一支毛笔,在黄泥墙上用力写下几个黑字:“梅红是个好人!”,她怔怔地看着子孝叔,子孝叔深深地叹了口气,把她抱进门,把她脚上的泥细心地洗干净,放在了炭火红红的圈桶边。
她爹因为贩卖从洪水中捞出的木材和家俱而被斥为不法分子,又因为拿这个钱去救济村里的孤寡,而被说成是不道德的施小恩小惠,是收买人心。麻三叔完全不理解文化革命的意思,被红卫兵扇耳刮子批斗时,他一声不吭,既不肯跟着红卫兵念领袖的语录,也死活不愿让人拿剃刀给他剃阴阳头,牙齿给打掉了,一嘴的血水,三天也不肯吃一粒米。激情似火的红卫兵,被这倔老头弄得疲乏不堪,一个红卫兵边抽耳光,边发疯似地喊着:“我骟了你!”。打着打着,他们大概感觉到了自已摧毁旧世界的手,揍在这样一个废轮胎般软硬不吃的农民身上真是毫无乐趣。打人,如果不能产生强烈而隐秘的快感,一般人都会收手。至少我打人时,常这样想。红卫兵们只好冒雨把他捆在村口的巨柳上,声称要让革命的惊雷把这个封建主义的旧残余劈死。但幼稚的红卫兵没想到,细雨飘然的初春淮河根本就不会打雷,淮河的雷声是夹着洪灾的。女儿在堤上杨家祠堂改建成的小学校也没逃过一劫,全校师生一致同意她是个封建主义的坏种,一致决定不能让这粒坏种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发芽。正当全班同学一边揩着鼻涕,一边七嘴八舌地讨论如何不让梅红发芽时,她惊恐地逃了出来,把她的反抗写满了村里的墙壁。
子孝叔是真正的亲人。梅红想,就为了那写在黄泥墙上和发黄的旧纸上的毛笔字。她有时会疑疑惑惑地想,以父亲名义写来的那些信中,不知是否夹杂了子孝叔自已的私心?她恍惚回到了子孝叔小煤油灯闪闪烁烁的幽暗小屋中。
父亲在信中说,自从2000年的年底,搞税费改革以来,向农民征的七十多种钱被一刀砍了,只剩下两种。以前农村的事是针尖对麦芒,针尖多、麦芒也多,现在和缓多了。眼下最棘手的事是瘫子村搬迁,双方都闷着头较阴劲儿,天天都有人来炕头拉呱,除两户外,全村都投了反对票,但总感到这河面下湍流很急,有的人心很乱,想换一种命过,说是现在淮河农村这棵强树上就剩瘫子村这一根弱枝了,不搬,过两年就枯掉了。多数户说,一搬,这树的根就死了,魂就丢了。搬还是不搬,想听听女儿的主张。
梅红把这封信颠来倒去地看,一直看到夜深了,心里越来越郁结,像有一个硬核哽在咽喉上,看着身旁呼呼睡得香甜无比的钟定坤,一下子有火了,嘭地一把将他揪醒:睡!就晓得往死里睡,也不懂把我拿个主意。
钟定坤揉揉双眼,迷迷懵懵地看着她。
(四)
目 光 交 错
风习,有着政治影响力。
————姜斯年教授
我爱着初春的淮河两岸。我在脑中无数次地过滤着瘫子村三月的景物。
一场细雨静静地落着。空无一人的麦地翻卷着无边丛叠的青浪。绵密银亮的雨丝,仿佛把四个省寂寞的村村镇镇都绑在了一起。全是囚徒。雨中的乡村,透出了一种安于天命的和谐。一个早年背井离乡的人,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还乡,他会觉得身子像被砍了头的囚徒般凄惶;一个打算出外闯码头的小伙子,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远行,他会顿感手中的旧木箱沉似一个囚徒被砍下的脑袋,此去的命运也如死囚的往事一般深不可测;一个昨夜内心燥动的寡妇,若赶在这样的雨中坐在屋中纳鞋底,她的心会久违地蹦蹦跳个不停。她会忐忑不安地担心一个脸上长着刀疤、穿黑雨披的囚犯突然闯进来。她的手指会莫名其妙地、不断被锥子扎出血。木门上没有锁,没有那久了便长霉生锈的铜锁,或者铁锁。也就没有锁眼。嗨锁眼无非为了窥视,暗子里把自已打翻了、吐着白沫的自渎。像啪地一声空响,干完了就尝到了失落。乐此不疲?那是骗人的鬼话。肉中有螺丝,拧紧了,越拧越紧。拧断了才更快活呢。两条腿交叉着像缠住了的铁轨,中间堵着黑色的欲望火车。唉,快乐总是这么简单,痛苦才是各怀一副腔肠地复杂着。乡村人哪懂得这些?还不是一样地做了?在寥落无涯的春雨里。
这个时节,农民不到地里劳作,堤上卖油纸伞、盐花生和糖杂的小草摊孤零零地竖着。有人在摊外杀蛇。更多的蛇活在神秘的洞穴里。淮堤上,接踵百里的柳树刚泛出嫩芽,黑中掺青的枝条垂着朝下滴着雨珠。一条鱼在河底生病了,病入膏肓,但没有人看见。这条鱼把腮内深藏的一滴水也懊恼地吐出,想让它像其它水滴一样,逝向东海。有如此寂静诗意的时刻,在淮河流域是很短暂的。这一带春季很短,晃一晃眼就逝去了,也仿佛只为凑足四季的轮回才勉强光顾这里。猛地,这场细雨收住了,人们从还湿着的空气中突然感觉到一阵阵似有似无的沉闷,像顺畅的呼吸猛然有一口气没提上来,皮肤上憋出了一层薄汗。这就是夏天到了。接着就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灾。沿淮的人家都说春雨贵如油,珍惜着呢。十年春天中,往往有一两年摊了个久雨不睛的坏天气,瘫子村人便要举办仪式“扫睛”。由独生女家用秫秸和纸扎糊成“扫天婆”。供它吃青色的蛇胆。双手分别执扫帚和搓斗,悬在屋檐之下,雨停后取下,陪黄表纸烧掉送上天去,向龙王爷酬谢止雨利耕的恩惠。农历二月二的“土地会”上,麻三叔也要率全村老少抬菩萨“钉桩”,预测当年水情,判断年成丰歉。等到开耕时,由村长梅虎扶着第一趟犁,鸣放鞭炮,鞭炸春牛,这叫做“劝春”,大忙就开始了,田间日夜是干活的人。可此刻细雨飘扬,寂静比春天慵倦的梦还要深。有人睡着,像一条晾干的蛇皮。
乡政府秘书郭建辉匆匆下了淮堤,赶往瘫子村,他要把搬迁后的新村规划图纸送达每家每户。昨晚王清举召开了一个会,分析绝大多数村民不主张搬迁的原因,探讨解决之道。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到了深夜,白炽灯照着扯皮会,十二个人参加的会上竟出现了四种互不相让的调子。
一是“剪刀论”,认为农民中目不识丁的人一抓一大把,不敢说愚昧,至少可以讲多数人鼠目寸光吧。跟他们讲道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要讲到猴年马月?民国开始时,进步青年拿着大剪刀站在街上,去剪那些清朝遗民的大辫子,大家还不是死守活抱着辫子痛哭流涕?宁可掉脑袋也不愿把辫子削掉,哪里需要讲什么婆婆妈妈的道理?剪刀嘎嘎响。剪刀就是道理。渐渐地整个社会都扭过弯来了。现在我们就要对瘫子村人拿出锋利的大剪刀来。要是等到把理说清再下手,许多人脑后兴许现在还长着尾巴呢。理讲得太多、太认真,就会乌烟瘴气。这是瓷器活,得出金刚钻。
二是“和风细雨论”,它批驳了拿剪刀的强制蛮干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如今农村的“草根民主”已是绿油油,剪得干净?何况村一级是村民自治组织。万万不可忤逆民心、强奸民意。趁着税费改革非常得民心的时机,我们应该像春风一样温和。人怕就怕尊重二字,本来搬村就是为他们在谋利益嘛。我们应该像细雨柔和,柔和得他们舒坦,柔和得他们发怵,柔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勺。再说,你要搞狂风暴雨式的强逼,出了岔子谁兜着?现在早已不是做官坐轿“当老爷”的时代了。再弄出几百台拖拉机围堵省政府的大漏子,谁有胆子去补?谁出头就丢乌纱帽。风柔雨细,退一万步讲,成不了事,也不会把自已淋成个倒霉的落汤鸡。
三是“鸡头论”,母鸡往哪边晃,小鸡摇摇摆摆地就全跟上趟了。关键是要抓住村里的鸡头,鸡头是谁呢?一个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村长梅虎,二是村里公认的主心骨梅麻三。梅虎是梅麻三的崽,还敢悖了他爹?揪住了梅麻三,不愁其他户。现在世界上最高明的管理学家都谈鸡群效应啦。呱呱呱呱,这一招肯定灵,又简单。梅麻三既是个头,就一定比其它人明大局,集中火力攻他一个,弄毁了他,是最好的方案。
最后一个是和稀泥的“渐进论”。把话给每一户说清楚了,愿意搬的早搬,不愿搬的随它去,搬到堤上少受灾的罪。农产品买卖也靠着繁荣的集镇,哪一点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儿?新屋还设计了沼气,屎和尿,沤一下,还可以点灯烧饭啦。农民眼皮子浅,不瞅到实惠他不愿挪窝。有了这么强的反差,留在滩上的人自然地就搬上来了,还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四种观点在小会议室碰得叮当乱响。一向善于拍板定夺的王清举破例地只顾闷头喝茶,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时,大家都拿眼睛齐刷刷地瞧他,他也只是避开话锋地说道:我看瘫子村老百姓的心态也并非铁板一块,为啥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病根子在于我们自已工作太糙了,投票前并没把那个县规划所的图纸拿给他们瞅,人都是有点梦想的嘛,看过了新居,就没人被触动改变主意?我就不信!郭秘书,请你明儿个就把图纸复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手中。
出人意料的是,郭建辉把第一份“县乡镇规划设计事务所所绘之滩子新村民居图纸”送给了我。让人惊奇吧,这个棒子撵不出一个响屁的人跟我在一起,竟似换了张皮,不仅擅谈,而且风趣幽默得紧。他说,他小时候理想是做个身骑黄膘马、腰挎盒子枪的绿林英雄,劫富济贫的响马一类的人物,大碗吃肉,娶几个押寨夫人,有点像王清举做船匪的爹。稍大一点,眼看到响马英雄做不了,又好读史书,就想像我一样做个研究英雄的史学家,好比《红楼梦》中所说的,做做意淫英雄的梦而已。再往后,泡泡又破了一个,只好跟着英雄的后面做个跟屁虫。那天在腊八的炕头,眼见着不善喝酒的郭秘书被灌得晕乎乎的,说话渐渐地便少了平时的分寸。
我问他:“你觉得王清举是哪一路子的英雄啊?”
“貌似吧,貌似吧。”他舌头打转了:“大英雄身后跟着大跟屁虫,小英雄身后跟着小跟屁虫。哈哈哈,我郭建辉是跟在地球上最可怜的一个英雄后面的一只最可怜的跟屁虫。”
大凡蓝图都是让人激动的,或者仅仅是让人激动。我趴在腊八的炕头,以自姜斯年教授那里剥得皮毛的严谨眼光,审视着图纸的每一个细节。从整体上看,新村显现出井井有条、实用又气派的风格,两条各长六百米、呈十字交叉的中央街道两侧,均匀有致地分布着小学校、村医院、农药及种子销售网点、公共浴池、粮店、屠宰场、小戏院、拖拉机加油站及维修铺等公用设施,造型比一般农舍要高大一些,挂着醒目的标牌。显然,这大环境的设计出自对农村生活颇为熟悉的设计师之手,生产和生活的急需之件,无一疏漏。从单体看,每一座宽七米、深六米的院中,座落着一幢两户连体的别墅版农舍,院中一道水泥矮墙分隔,墙两边各设一些垂挂农具的钩架。每户底层三间、二楼两层,底层房间一明两暗。后院偏小,呈半弧形,设蹲式马桶的厕所和沼气池。自来水管和电视插孔铺到各户。屋顶平铺,用作晒麦和晾菜的露台。厅堂方正宽敞,摆放条几及祭祖烧香时的供桌都已标出,样本图上有一个设计师还调皮地勾了个神来之笔:在厅中吊扇的根部画了个肥硕的燕巢、在烟囱上勾出几缕袅袅的炊烟,寥寥几笔让枯燥的图纸迸出了盎然生机。
腊八把图纸一揉,就要扔,大大咧咧地说:“屌毛灰呀,倒数八辈子,哪有福气住这屋呢。再说,全村房子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喝醉酒了还不撞错门,摸到人家寡妇床上去。”郭建辉哈哈哈地呲个瘪嘴笑了起来。七姑赶紧把图抢了过来,楞了会,她眼里突然冒出了晶莹的泪光,说:“你这傻孩子啊,今年除夕夜,把这张图烧到阴曹地府,给你爷爷瞅瞅。当年他豁出命闯总督府,不就是为这吗?收到纸,他肯定要托梦给我的。”
“预算做细了吗?每户得掏多少钱啊?”我问郭秘书。
“大概每户三万多块钱吧。乡里贴进去一些扶贫款、再发动富裕村镇援个手,估计每家最终还得掏个两万五多点。唉,也是猛了点,可标准不定高点,过两年就淘汰了。领导看了也不提神儿。乡长下狠心啦,要搞,就搞个咸鱼翻身!”郭建辉说。
“乖乖个龟熊,三万多块呢。把沿淮七十二镇的野狗全宰了。屄毛卖出貂皮价,也填不饱这个大洞。”腊八一旁嘟囔着。
“这钱咋个出法呢?”我问。
“乡里跟工程承包商讲妥了,乡财政兜底,先建后还债。每年秋后从各户卖粮款里扣,人不死、债不烂。这个倒不怕。”
“粮比猪粪还贱。靠卖粮款,还不得从爷爷头青扣到孙子头白?我跟腊八娘儿俩,没病没灾的,一年积攒个三、四百块钱就撑死了,你算算瞧,这咋个还债法?”七姑插话说。
“嗨我说你们瘫子村的人就是心眼憨。脑子里死根筋,拐不过弯。政府让你们搬,你们索性就搬啊,建筑商再恶也做不了黄世仁,他只会找乡政府偿债,政府急了上银行哭啊。银行是国家的,政府也是国家的,肉烂在哪个锅里不是一样啊?唉,我说你们开窍没有?”我知道,郭建辉不是酒醉,不会吐出这些。“再说了,瘫子村三年两灾,乡政府还是拿了大把的的票子喂了河神。搬上来后,乡政府救灾的钱倒省下来了哇”。
“我算窥出点道道了。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帐。当官算的是政治帐,老百姓做的经济帐。”我说。“只有腊八,算的是笔狗肉帐。”郭秘书用筷子敲着酒瓶,又神经质似地尖声笑起来。不知为啥,一听到他的笑声,我的脊梁骨就一阵阵隐隐作痛,我想起了从夜间柴房冲出的飞天蜈蚣的嚎叫声。这笑声,有着铁片从锅底不断刮过的那种尖厉。
“你们这些乡政府的干部,不怕被这笔烂帐套住脖子啦?”我说。
“嗨我说你这个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替死人担心透了,还替活人操心啊。有道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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