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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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第一，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良好直觉以及避免在非本质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能力；第二，寻求实用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干劲，特别是创造新方法、新技巧的干劲。
　　如果说我有幸具备这么多的天赋可供我在财务分析中运用，那么我进入华尔街的年代对我来说同样是幸运的。我开始在华尔街做事时，投资几乎完全限于债券。普通股，除了极少数几种之外，基本上是被当作投机工具来看待的。然而，这时股票市场开始采取许多新办法来提高普通股的信誉，以使人们不再认为它和赌场差不多。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为了遵守交易所的要求，上市公司开始提供经营和财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财务公司也开始在他们的工作手册和最新出版物上以方便的表格方式向人们提供这些资料。另外，一些管理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委员会，也收集了大量关于铁路、煤气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公开供人们分析研究。
　　但是1914年时，大部分财务信息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弃而未用。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数字，但也仅仅是带着一点点兴趣对它们作些肤浅的研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内部消息——有些内部消息与企业经营、新订单、预期利润等相关，而更多的则是关于股市操纵者的新举措和新计划——赫赫有名的股市操纵者该对每一重要股票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还是跌）负责。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沉溺于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中是件可笑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股价变动的决定性原因是一套完全与统计数据不同的因素：全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有工业公司的财政实力因为一战而大为增强——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内在价值与投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新来者，我没有受到旧体制下那种扭曲的传统的影响，能够迅速地对金融领域中的新生力量作出响应。我比前辈具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智慧已受到经验的约束和削弱），从而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不可靠的；甚至能辨别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发现了华尔街的一片处女地，即对证券价值作真正的、透彻的研究。凭着两个有利条件——即我自身的内在天赋和当时的有利时机——我的成功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不过，我的生涯中也出现了多次挫折。
　　这里有一个在刚开始从事金融生涯时发生的小例子：年老的沃纳先生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一个为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办事的客户经纪人。他头发花白，具有贵族气质，对人慈祥可亲，而他内心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儿子阿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严重的酗酒者。沃纳先生似乎仍然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每种股票的最新价格，对市面上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或者闲言碎语一清二楚。他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并曾经说服我拄根合适的手杖在华尔街踱步。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15年，我作为一名记价员在客户室里帮忙，在那里我可以和沃纳先生就金融发展、公司盈利等问题进行交流。当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Missouri，Kansas　and　Texas　Railroad）正出现盈利提高的迹象，但它的股票（俗称“小猫”）价格似乎偏低，每股只有12美元。我肯定以某种方式帮助了沃纳，所以他建议我们合买100股“小猫”股票。他愿意掏出他那部分的钱，并且承担我的那一半。对此我当然乐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听到了这件事的风声——他好像对办公室里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一清二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好训斥了我一顿。他提醒我不要投机，并且以一种责备的特殊语调补充道：“本，如果你打算投机的话，你至少应该聪明点，不要选像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这样衰落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当然，随即我按略有赢利的价格卖掉了我的一份来了结此事。我想像得出，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肯定也给可敬的沃纳先生以同样的训斥。
　　但是后来，轮到公司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我听公司的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同一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要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财务运作（这种运作正是我今后所擅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服了我的公司去从事这一运作。“小猫”铁路公司现在破产了（这验证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对我早些时候初次尝试的批评）。该公司采取了一个重组计划，普通股股东只享有购买重组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该股票实际上人们认为毫无价值，因此每股只卖50美分。我向我的合伙人指出，要完成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此同时，老的“小猫”股票将与新股票一样以同样便宜的价格出售。换句话说，如果新股票从现在的指导价上升1美元的话，老股票的价值也会上升1美元，那就意味着在老股票上的投资获得了200％的回报。事实上，在任何市场繁荣时期，在铁路公司股票方面赚取了3个或4个百分点是平常的事，如果损失，最多只有半个百分点。NH＆L公司的合伙人在原则上反对公司进行任何投机活动。（虽然当他们的客户沉溺于、甚至过度沉溺于投机行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这次，我的逻辑战胜了他们的疑点。我们买了5000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利润是5000股的金额的6倍。
　　作为华尔街上一名别具特色的操作员，我的事业是从1915年真正开始的，那时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pany）正要实行一个分解计划。该公司在几个重要铜矿都拥有大量股权——即内华达（Nevada）、奇诺（Chino）、雷统一（RayConsolidated）以及犹他（Utah）——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交投活跃。当古根海姆公司提出分解计划并将其持有的股权按比例分给股东的时候，我计算出当时该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场总值要高于公司本身的股票价格。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上是很保险的套利获利机会，你只需在买进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奇诺、内华达、雷统一及犹他公司的股票。可能存在的风险是：①股东不批准分解计划；②由于法律诉讼及其他麻烦事引起的耽搁；③要把售出股票的短头寸维持至它们真正发放到古根海姆公司的股东手中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些风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建议公司采取行动，公司于是做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还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作出同样建议。我记得哈罗德·罗斯建议我替他操作整个过程，并且答应把20％的利润给我。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务，后来证明套利是我学习和行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分解计划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现的利润也正如我计算的那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
　　1915—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股市大牛年：那时美国还未卷入战争，从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及供给品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股票价格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初遭受巨挫，但此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欣欣向荣。我发现自己已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职责，我不仅要做统计、证券分析，要写财务报告，而且在出纳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还得做他的助手。在当时华尔街的那些公司里，出纳员是后台部门的头头，要负责证券的交割、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以及所有的簿记工作。我们的出纳员是赫德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乖戾的、爱嘲讽别人的暴君。但是我与他合作得非常顺利，他似乎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有一天当公司决定在对我连续几次加薪之后（每星期加5美元或10美元）再次对我加薪（这次可能是把我的周薪从25美元增加到30美元）时，他把已增加的工资递给我，很粗暴地说道：“到了你该清醒的时候了！”
　　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月我们搞了个订婚晚会，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晚会上还收到许多电报。不过其中有一封电报不是祝贺我们订婚的，而是关于我服兵役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棘手的事，我必须尽可能以坦率、诚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1917年4月，我国对德国宣战。随即在纽约州的匹兹堡成立了一个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大部队提供初级军官。我决定去报名参加训练营，希望能获得少尉军衔。我带了一堆令人敬畏的推荐信——包括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米切姆上校（加文纳斯岛的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以前是我的校长，现任助理作战部长）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有了这些靠山，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训练营录取，可以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尽管母亲和海兹尔感到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收到一封简略的便条，上面写着根据军队的政策，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预备役军官。因为我是一名英国人，他们无法考虑我的申请。我的那一堆推荐信也随信寄回。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我的两个哥哥赚钱比较少，而我是家庭预算的主要来源。如果能拿到军官工资，我可以继续赡养母亲；如果只能拿士兵津贴，赡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到时候只能让我的两个兄弟去参军，我则继续干我的职业，同时申请豁免兵役以赡养母亲。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能使年轻人为了祖国而去冲锋杀敌。（我认为我四分之三的国籍是美国，其余四分之一是英国，她们都需要我的服务，我极其愿意为她们效劳。）
　　海兹尔和我已为6月份的婚礼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我向军官训练营递交申请书的时候，我曾向她暗示我们的婚礼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但是在训练营表示不录取我之后，我似乎不可能服兵役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尽管当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婚礼于1917年6月3日在新娘的寓所里顺利进行。那天早上，我和西·科恩，阿尔奇·伦敦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激烈地比赛了几场。当我和海兹尔出发到弗吉尼亚的旧康福特角度蜜月时，我还带着我的网球拍。我的岳母评论我临行时的模样说：“个子瘦小，脸庞光滑，胁下夹个网球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新郎。”也许这个观察带有一点预言性质。在许多星期天的早上，你能够看到我一大早就神采奕奕地来到网球场，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
　　我的哥哥利昂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同南莉结婚了，因为新娘的家庭很讲究传统习俗，认为弟弟比哥哥先结婚是不合适的。利昂不久后去了部队，由于他曾在国民警卫队受训过几年时间，于是被送入军官训练营（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个问题竟得到了迅速解决），并且成为军需供应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印第安那普里斯聋哑人收留所里参加了大部分“战斗”，这个收留所已由美军占领，变成一个军事基地。维克多后来也应召入伍，但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待在美国。
　　大约在1917年底，我来到兵役办事处，办理申请豁免兵役的事宜。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办事处询问了有关我婚姻的一些情况，对我在去年11月订婚时收到的那份通知电报印象深刻。尽管办事处的办事员对我很有礼貌，我还是感到羞愧。我诚恳地解释道，家庭责任迫使我提出这令人困窘的豁免申请，如果办事处认为我必须马上或在迟些时候服兵役的话，我会接受这个决定并因此得到个人的心理解脱。但是我的豁免申请还是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准军事生涯。由于国民警卫队都去参战了，一个名叫纽约州立警卫队的新机构来取代它执行任务。我成了第二十二工兵团第M连的一员。我们在第二十二工兵团的真正大本营，即百老汇附近第168街的军械库里进行操练。我们每周操练一次，每月检阅一次，操练内容各式各样，其中包括扮演米歇尔市长葬礼仪式上的仪仗兵。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我们的上校，荣誉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多·赫伯特。我还记得，我们的连队在进入巨大的操练场接受第一次大检阅时我的激动心情。乐队奏着嘹亮的乐曲，矮胖的乐队指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当方队依次经过高高瘦瘦的、留着范·戴克式胡子的上校面前时，上校以一种苛求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对“向右看”的命令回礼。
　　我们的连长是雷思林中尉。只要我们连队花名册上的人数达到最低要求的40名，他将提升为上尉。要完成这个任务有点困难，但中尉不断地努力吸收新成员，并鼓励老成员继续待下去。我们开始喜欢他。最终目标实现了，我们连成为训练团里满编合格的连队。几个星期之后，中尉不幸死于肺炎。于是从其他团调来一名上尉。他缺少雷思林中尉那些闪亮的品质，我们的热情迅速减退。当1918年11月停战消息传来后，我们的热情已完全消失了。谁都认为已没有任何现实理由再继续留在警卫队里。但我还是在部队里继续待了一年，担任代理下士，负责管理一个班。我真的只是在“代理”，因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我四处奔波，以至于我无法按规定每星期一个晚上到军械库去训练非正式士官。到了1919年，两年应募入伍期满后，我很愉快地拿到了荣誉退伍证书。
　　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