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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教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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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建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类管理机构发表客观的意见。他对缺点过错是很顶真的，他感到必须在回忆录中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挪用”一一列出——从母亲钱包里偷一分钱；当领票员时让看戏的人坐到超过票价的好位置上去，从而赚一两块钱；在从业期间巧妙地接受州政府的一份贿赂；帮助一位事实上能够工作的剧作家继续得到伤残保险款。这些小过失仅仅说明他是一个平常人，而不是一个怪人，并且使得他对亲戚、朋友和前雇员的比较严重的错误采取宽厚容忍的态度。
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
另一个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写给女儿玛乔里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概略地讲了两个建议，一个叫FANN——“免费获得足够营养的原则”，另一个叫FFEB——“人人有饭吃”。原则：每个人都有权不付钱就得到营养——不多不少计划：在每个需要这种服务的学校建立一个食堂，为所有进来索讨的人一天供应两顿营养充分的饭菜。不用大肆渲染。不向索讨者提出任何问题。不进行调查，不进行训诫说教
主要管理：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将担负两个同样重要的职能：（1）确保需要充分营养的每个人——尽可能做到使每个人——就近得到饭菜。
（2）确保该计划不供应除了饭菜以外的任何东西（其他服务，例如，特殊菜谱或额外的食品都应在该计划外提供）。
我的评论：该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①趁机混入“免费取食者”的人数（他们“理应”支付餐费）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太多了？②能否把各种繁文缛节控制在最少限度？
“严格限制”的想法意味着按照救世军等组织的原则提供饭菜，但营养是充分的。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资本家，但由此可见他是个有社会关怀的资本家。
关于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几乎不需要我说什么了。业绩本身最有说服力。最近《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与他一起可以进入先贤堂的还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他的平均回报率是17％——不如名单上的其他人那么高，但在1929年到1956年包括股市暴跌和大萧条在内的这段时期内，能达到这个成绩是创记录的。
人们不大了解的是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能。这本回忆录的第16章阐释了他对大萧条时期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想法——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短暂影响。这种兴趣使他写出了两本书，由于它们已停版50多年了，所以很可惜，其重要性以及与现在的关系就看不大出来了。这两本书是《储备和稳定》（1937年出版）和《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1944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本书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广泛贬值促使格雷厄姆动笔撰写的。该书提出一种稳定美国经济的方法，即用“一揽子商品”，像小麦、棉花和钢铁这种不易腐烂的商品来取代代表美元的标准支付手段——当时是黄金和白银。政府用美元购买这些商品，然后储存起来不断供应给消费者，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提出了基本上与上述同样的理论，只不过转向国际背景罢了。当然，1944年的形势与1937年已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大萧条随之也结束了，因为军工生产已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格雷厄姆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通货贬值，而是商品匮乏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一揽子商品”作为本位货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形势：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利用资源，军工生产的巨大成就已显示出这种资源利用的格局。战后不仅应当达到充分生产的水平，而且必须保持下去，不致发生曾经出现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泡沫被戳破以及深刻的经济萧条的后果。
格雷厄姆对于为了维持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标准做法深为忧虑，甚至恼怒。以咖啡为例，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极端荒谬性，破坏地球的资源，这种事情不仅在经济严重萧条年代发生，而且在丰年和荒年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发生。从1931年到1943年，7500万袋商品被烧毁，相当于1000亿磅商品，足够供应全世界用4年。
他争辩道，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发展，不断地增加财富，并向一直贫困的人提供商品。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储存的商品即“缓冲存货”可以吃或者转化为有用的制成品，在控制经济动荡方面也比一大堆闪闪发光却从不打算动用的金属更有效。对人类来说，谷仓比造币厂，无论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是一种更好更有意义的储备手段。它可以立即稳定价格，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个任务是垄断集团想做而买际上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在意外灾难时期提供资源。本书对这个主张的可行性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
格雷厄姆一直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回忆录中他对未能金榜题名并没多少愦憾，也没有庆祝财富带给他特权。他没有虚假的谦逊，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一点点自诩的倾向，虽然这一点常常被幽默的谈吐和欣然放下架子的意愿抵消掉了。他是一个根深蒂固地爱用和聪明地使用双关语的人（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使用双关语）。除了双关语，他的微妙的幽默感使他的讲话十分风趣，也使他在写作和讲座中对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的阐述十分生动（一个杰出的例子是第16章中他建议法国人用酒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根据亲戚、朋友和学生们的说法，巧妙的和不可思议的幽默是他平常行为的特征。
格雷厄姆不仅精通文学，而且使写作具有个人特色。他的专业著作和文章的风格清晰有力，虽然往往有点商业文章的枯燥。他使用的词汇具有《华尔街杂志》这本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影响的投资期刊的传统。为该刊撰写文章的要人，例如欧文·希尔、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等等的照片和图片——他们衣领翻转，神情严肃——成为他们冗长文章的一部分。这种文章很少有现代商业文章中的广告性语言或数据化语言的特点。关于利润用的词汇不是“耸人听闻的”或“令人讨厌的”，而只是“令人满意的”或“吸引人的”。市场行情下跌就说“下跌”，而不说“走下坡路”。《聪明的投资者》的副标题是“一本实用的咨询书”。从他的目标和讲究实际来看，格雷厄姆使人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他非常崇拜的人物。虽然谋求客观使他过分使用被动语态和其他非人称结构，但他的风格一般来说是生动活泼，能引起共鸣的。例如，这本回忆录非常出色地描写了他在早期曼哈顿的所见所闻：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正如格雷厄姆自己承认的，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尽管他很欣赏各个时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把他对猫的宠爱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总的局势的关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首诗称为《时间猫》：啊，时间，你用小猫的舌头，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生命稀少的精华；当你喵喵唱歌的时候，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啊，时间，你用尖利的爪子，狡猾凶残地猛扑到磨磨蹭蹭的人身上，你诱捕，释放，尔后再次抓住他们，赢得了难以捉摸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间，你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的祈祷和哭泣诅咒不断过去，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你的战利品——你的普天下的臣民！
格雷厄姆当剧作家的时间很短，这表明他塑造人物和编撰情节的能力不强。他的剧本《小蓬马杜》之所以能在百老汇上演，主要由于他与戏剧界的良好关系，而不是这个剧本内在的优点。
但是格雷厄姆对文学的热心是强烈的和真诚的，而且他还找到另一个途径——翻译来作出他的奉献。他用英语译出的拉丁诗（同事们肯定地对我说）是十分受人器重的。他还翻译了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停战》。虽然没听说他正式学习过西班牙语，但他的语言天才使他的翻译达到了专业的、可以出版的水平。贝内德蒂的小说描述一个50岁出头的会计师，正在考虑退休。他早年丧偶，扶养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女们和他住在一起，但对他不亲热。有一个儿子离家出走，另一个气呼呼地拒绝与父亲讨论生活问题。这个会计师只能同女儿进行适当的讨论。最近受雇成为他的下属的一个年轻妇女闯入了他的老年生活。使他惊讶的是，他对她产生了好感，更使他惊讶的是，她也对他有了爱慕之心。他为她造了一幢公寓，虽然部分时间她仍住在父母亲家。（她的母亲知道他们的恋情，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俩过得很幸福，但是说话、行动都很谨慎。他对女儿（她已成为女主人的可靠朋友）仍什么话都说。最后，主人公的退休日子到来了。小说的悲剧结局是，这个年轻的妇女突然死于心脏病，使得可怜的会计师第二次成为鳏夫。
这位主人公的处境和格雷厄姆本人的处境似乎有些类似，特别是在与年轻的妇女相爱方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兹尔离婚后，格雷厄姆曾与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卡洛尔·韦德发生过关系，导致一段短暂婚姻的建立，但结果不如乌拉圭作家笔下会计师的婚姻那么动人。这次再婚使格雷厄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紧张。但是格雷厄姆后来与埃斯特尔·梅辛的结婚（她生下了小本杰明）以及最后与玛洛的关系消除了这种紧张。
贝内德蒂小说中令人感到与格雷厄姆的生活有类似之处的一个细节是关于会计师工作习惯的描写。这个细节使人想起格雷厄姆受雇于洛夫勒电话工厂的情景（见第5章）。这位会计师的大部分工作是很呆板的，他用“想别的事情，甚至自言自语做白日梦”的办法不使自已产生厌倦情绪。在洛夫勒工厂，格雷厄姆解决工作枯燥问题的办法是默默背诵古典诗歌。有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把诗句大声朗读出来，结果使得老板十分恼火。也许此时此刻他的感情是与贝内德蒂的主人公相同的：我仿佛分成了两个人，两个不同的、矛盾的和独立的人。一个人对工作心中有数，完全掌握了工作的要诀，始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把握；另一个人耽于空想、极度兴奋，充满了遭受挫折的热情，虽然愁肠百结，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需要追求欢乐；他心不在焉，对于在什么地方写字、用八个月里会变黑的蓝墨水写些什么内容都不关心。
不管格雷厄姆和小说中这位乌拉圭会计师之间在主题上有什么关系，格雷厄姆的翻译质量是无可否认的。他翻译的古典诗、法国诗和德国诗以及他自己写的诗歌使用了维多利亚时代雅致的措辞风格，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散文读起来简洁流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贝内德蒂的简单故事的精华。
把“生活”和“工作”，“私交”和“专业”，“感情”和“思想”等区分开来，是格雷厄姆一生中念念不忘去做的。尽管他没有钻研过弗洛伊德①的学说，但在晚年他越来越寻求聪明地对待感情，以便同他用经济和金融的方法理解世界的水平相称。这种探索部分地导致他对异性和家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他一直是个“明事理、才华横溢和感情内向”的人。但他的所有三个尚在世的儿女证明，格雷厄姆是个够格的父亲，虽然在他的和他们的各个生活阶段，为人父的程度和质量不尽相同。至少他始终是认真的、负责的，不只是养活孩子就行了。他不仅在经济上是慷慨大方的，而且与成长中的儿女一起从欣赏文学和音乐以及进行体育运动和旅游中分享乐趣。他尽最大努力做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特别是对待处在他十分重视的青春期的那个善解人意的女儿，更加关怀备至。
格雷厄姆在一生中不仅能够向书本学习，而且能够从个人经历，特别是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他的性格中的缺点能够得到纠正。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西摩·查特曼①弗洛伊德（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重要著作有：《释梦》、《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论》、《恐惧》等。——译者
译者的话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世纪20年代，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哲学和数学三个不同的系同时邀请他执教的难得机会，毅然进入证券经纪公司工作。由于他勤奋钻研、细心观察，很快熟稔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技巧，1929年股市暴跌时，他运用自己发明的证券投资价值评估方法，帮助客户避免了资金的巨大损失，因而声誉鹊起。1934年，他和戴维·多德合著了《证券分析》，此书迄今已出了第五版，有些学者把它奉为“华尔街的圣经”，曾对证券投资理论专家如沃伦·巴菲特、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奈夫、米歇尔·普赖斯、约翰·鲍戈尔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了纪念和表彰他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卓越建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已设立了永久性的“格雷厄姆／多德教授讲座”。
这本回忆录是格雷厄姆在晚年亲自撰写的，但直到他去世20年以后才正式出版。他主要回忆了从出生到二战前近60年多姿多彩、甜酸苦辣的生活，特别是客观环境如何使他形成坚强自立的性格、他的成才道路以及对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他还描述了华尔街的演进、1929年的股市暴跌，以及他与约翰·洛克菲勒、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伯纳德·巴鲁克等风云人物的交往。该书编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西摩·查特曼在长篇序言中，对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哲学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评述，读者也可见仁见智，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本回忆录对许多事情和问题能够实话实说，勇于自我解剖，而且文笔生动，娓娓道来，不乏可读性和启迪性。
本书由杨宇光、梁宇峰、杨炯、徐明翻译，杨宇光校订定稿。译文如有谬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第一章 在纽约度过的童年生活
许多人回忆得起童年时代最初一些日子的无数细节，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父亲去世时，我才8岁半。在此之前的事情几乎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还记得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我记住了的经历本身，还是仅仅来自某人的记载，就分不清了。
例如，我常说，我仍记忆犹新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我妈妈急切地想唤醒我和我的哥哥们时的叫声：“利昂、维克多、本尼起床啦！走到窗前去，今天进入20世纪啦！”当时我5岁半，维克多比我大1岁，利昂比我大2岁，我记住妈妈喊我们的情景是十分可能的。但是再回想一下，坦率地说，妈妈在以前的岁月里常常对我们讲起这件事，所以我也许把她讲述的轶事与实际情景混淆在一起了。
不管记得不记得，我于1894年5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阿伯丁路14号。原来的名字叫本杰明·格劳斯鲍姆。（按这个出生日期，我比赫鲁晓夫小1个月，比温莎公爵大1个月，这两位现在已经下了台。）我是家里三个孩子（全是男孩）中最小的。事实上，妈妈有一次告诉我——现在我猜她是在讲笑话——作为“全家的本杰明”，我自然会得到这个名字的。（由于难以启齿或由于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怎么没有在我之后再生一个孩子。）
有一点妈妈讲得很清楚：我生下来是个男孩使她大失所望。在一个男孩流产，又生了两个男孩之后，她多么向往一个女儿。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第一个强烈冲动就是“把我掷到窗外去”！但是为了不使我难过，她总是要补充一句：幸亏没有那么做。
我在《圣经》里查过与我同名的人，想尽量了解他的性格和成就。在《创世纪》里，本杰明被称为其父的眼珠，他的哥哥约瑟夫所特别喜爱的人。但是他在圣经故事中只做过两件事：1．他倚在约瑟夫的脖子上哭泣；2．他生的孩子比任何一个兄弟生的都多——至少10个，全是男孩。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成就，因为在他带了所有的儿子迁往埃及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在雅各布家庭里，女儿是稀世奇珍。雅各布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黛娜，其余12个都是儿子。这些儿子又生了大约50多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的，即阿谢尔的女儿萨拉。“当然，这是上帝的杰作，我们觉得好极了！”《圣经》没有谈到本杰明的性格，但是雅各布关于他“在末日”的境遇的预言是大为不妙的：“本杰明将像一只狼那样掠食，早上，他贪婪地吃掠夺到的食物，晚上他分配赃物。”后来，他的子孙后代招惹了许多麻烦，有一次几乎被他们的兄弟部落灭绝。
在我诞生61年后，在一次去伦敦的短暂旅行中，我渴望重新踏上出生地。我把记得的地址阿伯丁路14号告诉出租汽车司机，经过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才在伦敦北部找到这条偏僻的街道。我跨出车来——正如人们从伦敦老式的出租汽车窄窄的踏阶上跨下来那样——心跳有点快，径自朝着14号走去。原来它是一排邋遢的两层瓦房中的一栋，这些房屋显然都是工人居住的。我家房子的外表对我的自负是个打击。因为从家庭传统来看，我们处在舒适的环境中，雇佣得起几个仆人——每人1英镑工资——而且我们住在舒适的带有一座美丽花园的房子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把14号与我们曾有几个夏天在布莱顿剑桥路上住过的一幢房屋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在没有发觉这个差错之前，我很失望。第二年我的表兄威尔弗雷德带给我一张于1956年发现的照片，一张拍下了我住过的第一幢房子的真正原照。这幢房子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气派，但它有三层楼和一扇很大的凸窗。在19—20世纪之交，这种房子是显示资产阶级体面的最适当的样板。1960年我访问了这幢房子，发觉它位于十字路口，房子虽小，却令人悦目。房子后面还延伸出去一座小花园，多年来一直保养得很好。这座花园似乎比我7岁时最后一次在里面玩耍时宽敞一些。
维克多比利昂晚生14个月，我比维克多晚生13个月。年龄上的接近使我这个最年幼的孩子常常感到十分困窘。但是从务实的角度看，好处却不少，因为大人便于对我们一起进行培养。例如，我们三人同时从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法语。我仍保持着一封4岁时用法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当时我们离家在外旅游。法文是写在用尺仔细划出的线条上，搞得十分漂亮——事实上，搞得太漂亮了，除了小男孩手写的字外，连我自己也怀疑其余这一切必定是女教师的杰作。
这些年里，我家是否雇过一个以上家庭教师，我已记不清了。除了奇怪的讲究伙食的习惯外，她（或他们）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我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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