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生活 -海岩 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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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请的客人名叫侯局长，是东北某市卫生局的一把手。样子并不显老，说话也挺精干，酒量非常之大，酒风也很儒雅。看着优优酒上了头面，马上怜香惜玉地打住。他夸奖优优的语言也很特别：“行，你们这姑娘有股子野性儿，将来一定贼能忽悠。挺好！你叫什么，丁优？”
　　　　凌老板在一边接话：“小丁是我们公司新招的，现在还没训练好，等再过一年半载的，侯局长到时候过来看，这野性子准就没有了。”
　　　　侯局长听了哈哈笑：“我就喜欢小丫头有点野性子，这年头就兴这玩意儿。你没看电视里那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的MTV　吗，那漂亮丫头疯着呢。现在的男孩都琢磨整点阴柔劲儿，女孩就寻思扮个假小子，无论男的和女的，讲究都往中性走。”
　　　　凌老板的秘书马上捧场地笑：“哎哟，想不到侯局长谈起时尚来，也是这么有研究。”
　　　　侯局长当仁不让地接应道：“那没错、！流行文化也是文化嘛，是文化就得整明白了。”
　　　　优优忘了那天喝了多少酒，但记得那酒没醉也上了头，脸上热乎乎的很难受。
她是回到小旅馆的大门口才吐的，把一肚子鱼翅鲍鱼吐了个净。后来她又奉命陪其他客户喝过酒，每次也大都就是五六杯。男人们的饭局不在乎你喝得多不多，在乎的是桌上的“花瓶”靓不靓。
　　　　几顿老酒喝下来，优优对当“花瓶”也就习以为常了。凌志荣也是在商言商，既然开公司做生意，这种应酬就免不了。优优慢慢也学会了几句应酬的套话，也懂了些场面上的路数与机巧，只是酒量依然如故，一点没有见长。
　　　　后两次吃饭，凌老板除了带上秘书和优优，还特地带上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名叫凌信诚，和公司用的是同一个名。也许这公司就是凌老板为儿子开办的，因为他儿子从小就有病。那种先天性的心脏病虽然只是偶尔发作，但身体已然弱不禁风，弱到这男孩连大学还没念完，就弃学回家休养。看得出凌老板对他这个独苗宝贝疼爱万般，连公司称号都用了他的名字，宴请重要客户也叫儿子尽量到场，那样子是怕这个阿斗儿子在他百年之后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所以要早些向客户明确储位，建立交情。
　　　　那位凌公子优优早有耳闻，见面才知身体果然单薄赢弱，面色也比想象的更加苍白无血，但眉目却出人意料清秀异常。和健康帅气的优优同坐一桌，正应了早先那位侯局长所言，这时代就兴阴阳倒错。丁优不仅生得英气勃勃，而且说话心直口快，而凌信诚外形柔弱如水，性格似也寡言内向。优优坐在凌信诚的对面，总在心里拿他对比周月，周月与他年岁相仿，但从内到外相差万里。看过凌信诚的这种类型，优优更觉得周月才是真正的男人，拥有男人的虎虎生气。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优优对这位少言寡语的少东，心里总是存有好奇。也许是因为他那张女人的面容，也许是因为他那副沉默的表情。当然，生在这样富有的家庭，凌公子尽管从不主动说话，但对同桌吃饭的主宾，还是礼貌地有问必答，就连优优也不例外。优优有一次绕着桌子给大家斟酒，绕到凌信诚的跟前，这位凌公子摆手表示不要，优优那时已带了几分醉意，坚持要给他斟满，凌公子也就随和地让她斟了。还有一次，一个客户不知凌信诚和丁优是何关系，上来就问信诚：“她是你女朋友吗？”问得凌信诚当即张皇无措。凌荣志只好接过来替儿子圆场：“不是，这是我公司里的人。我这个儿子还太小呢，我是不准他找女朋友的。”客人玩笑说道：“咳，现在的年轻一代，家长绝对管不住了。他们思想那么活跃，社会又是这么开放，绑在身边不可能了。再说，猫儿大了哪有不偷腥的。”
　　　　那个客户是外地一家大医院的采购科长，举止谈吐没有什么文化，说出话来也比较粗俗。凌信诚虽然依旧沉默，苍白的脸孔却刹那飞红。这让优优第一次目睹他的皮肤居然也能透出好看的血色。凌老板似乎没有听出客人是在玩笑，还在一本正经地解释：“他不会的，他有心脏病的，要是在外面乱搞女人，那他是不要命了。
我儿子这点我最放心。他平时很少出去，都是在家陪他妈妈，他妈妈管他比我还严。”
　　　　主人说得这么认真，客人自然也就信了，也嘱咐凌信诚有病就要当心，就要自律，生命毕竟最可宝贵，然后顺势转了话题，和凌老板说起了北京冬天的天气。那几天沙尘暴去而复来，天上总是飘着几千吨黄沙，吸进肺里要生癌的
　　　　这时他们正往餐厅的包房里走，优优和凌信诚走在后头，优优便随口向凌信诚问道：“你妈真的管你很严？”凌信诚厚道地点头，答：“晤。”优优笑问：“真的不让你交女朋友？”凌信诚又点头，又答：“晤。”无论优优问他什么，凌信诚总是这样应答一声，表情虽然友善，交流却难以为继。优优试图让他活跃一些，于是表现出活跃的口气：“那你不跟你爸妈做斗争么？”可凌信诚的回答依然简单：“没有。”优优再问：“为什么？”凌信诚再答：“我有病。”
　　　　优优愣了一下，就此停住，不再多问。
　　　　也许是因为凌信诚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疾病缠身，所以他并不忌讳说自己有病。也许他对女孩从没兴趣，所以他也不忌讳在女孩面前，哪怕是在优优这样漂亮的女孩面前，说自己有病。
　　　　在信城公司干了两个多月，优优已经跟着凌家父子，应酬了很多客户。优优确实也算见了世面，北京高档饭店的辉煌和排场，酒席宴上的奢华与铺张，都让她眼界大开，那种感受靠想象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到的。她想何时见了阿菊，一定要跟她吹吹。阿菊以前在她家的“白天鹅”餐厅，和优优说起过广州的白天鹅饭店，那时的神态是多么神往。可惜那令人神往的物质天堂她俩谁都无缘见识。现在优优可以自豪地告诉阿菊：广州的白天鹅又算什么！比白天鹅更上档次的饭店她也去过，她也吃过！鱼翅鲍鱼也就这样，吃多了也会腻的。最不值的就是燕窝，三四百元一盅，吃完之后都不知吃的什么。
　　　　她真的没想到，阿菊不知是否闻到味了，突然一天，她真的来了。
　　　　那一天她下班后在街上花两块钱吃了一卷煎饼油条，回旅馆时天都黑了。一进门便有服务员叫她：“嘿，你是五号房吧，有人找！”
　　　　优优顺着服务员的手指，目光往角落里瞧，角落里平时总摆着个半残的椅子，从来没人坐的。但此时那张脏兮兮的椅子上，却挤着坐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脚下还放了两个同样大小的行李，从他们脚下的东西和脸上的疲惫来看，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长途跋涉。优优喜出往外地叫了一声：“哟！你们怎么来啦，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椅子上的一男一女站了起来，男的下意识地拎起了地上的两只提包，女的上来就把优优紧紧抱住。
　　　　“优优我真想你！”
　　　　优优也抱住了她，这是她离家出走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家乡的朋友，禁不住双目湿润，她连声音都硬咽住了，想说的话一句也挑选不出。
　　　　她抱着那女孩的肩头，好半天才鼻涕拖拖地发出了声音：“我也特想你们，我可想你们呢！”
　　　　她真的想念他们！想念自小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阿菊，和阿菊的男友德子。

　　　　　　　　　　　　　　　　　10
　　　　阿菊和德子，不远千里，来投优优，这让优优兴奋极了。在兴奋的操纵之下，她把她两个月来攒下的钱财，一下子散得精光。
　　　　虽说阿菊早就嚷着要来，但她来得这样突然，还是另有原因。优优后来听说是因为阿菊在“香港街”帮人经营的那个服装摊子，某日不清不白少了一箱货物，阿菊和摊主打了一架之后，还是赔了一千多块。德子也因为在金堡夜总会和一个醉酒的客人大动干戈，被经理一怒开除。德子在仙泉又没什么势力，原先他的那位文海大哥，忽然一夜人间蒸发，有人说他去深圳做了生意，有人说他杀人负案在逃总之德子和阿菊的故事一言难尽，总之他们现在身无分文。他们买了车票到达北京，找到优优的旅馆，那时两人口袋里连零毛的钱都加起来，也不足一百块了。
　　　　那天晚上优优出钱，帮他们在这家旅馆租下一个房间。又带他们出去吃饭。第二天晚上优优下班以后，又带他们到商店去买生活用品，什么脸盆肥皂牙膏牙刷洗衣粉之类。德子要抽烟，优优又给他买了五盒在北京非常流行的“中南海”。
　　　　一连好几天都是优优给他们买饭，阿菊感动得不行，发誓以后她和德子找到事做，一定分文不少偿还优优。优优说：还什么，除了我大姐，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你就像我二姐呢。
　　　　那些天阿菊和德子也都在满城跑着找工作，每天都跑得灰头土脸的。优优又笑：怎么样，你们也知道不容易了吧，当初我一个人来北京，你们都想象不出有多难！
　　　　好在德子在仙泉认识个金堡夜总会的老客人，在北京也开了一家夜总会，德子还真找到了他，这老板也真给面子，同意德子重操旧业去当保安。但面子是面子，规矩是规矩，一千元的抵押金还是要交的。阿菊只好又来求优优，说在夜总会里当保安，小费挣得比工资多，德子不想失掉这机会，不知道优优肯不肯借一借。
　　　　优优这时已经拿不出一千元，可她也怕德子失掉这个好机会。想来想去没办法，但她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她想躲还来不及躲的姜帆。
　　　　她主动给姜帆打了电话，说约他出来有事要谈。姜帆正好在王府井的翠华楼有个应酬，就约在了翠华楼旁边的街口见面。那街口有个古老的教堂，夜晚的感觉非常怀旧。优优站在那条承前启后的街口，这城市的来龙去脉似乎一目了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的过客，优优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
　　　　但是，和姜帆一见面她才又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北京人。她既学不出姜帆那副北京人的腔调来，也没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更不用说，北京人的那副精明劲，让优优明白自己差得远。
　　　　姜帆刚刚喝了酒，所以说话说得有些冲，他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这两个多月你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你会数数吗？不会我教你！”
　　　　优优说：“拿你两千四。”
　　　　“两千四？不会吧，你这两个月才拿两千四？”
　　　　优优说：“一共四千多，有一千六不是我的工资么，还有一点是奖金”
　　　　“你的工资？没我你能拿工资？没我你能拿奖金？”mpanel（1）；
　　　　优优不吭声了。
　　　　姜帆逼了一句：“麻烦你再算算，你到底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
　　　　优优感到屈辱，但她在片刻低头之后，还是答道：“四千三。”
　　　　“可你给我什么了？”姜帆冷冷地问：“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么？”
　　　　“你要的东西我还没找到，我们总监那屋子我又进不去，其他人的账我也”
　　　　姜帆很快打断了优优的话：“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拿我钱了没有？拿了，好，那你就别再说那么多废话了。我告诉你，这年头没有白给的钱，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该怎么办，自己想去，我的等待是有限的。”
　　　　优优侧过脸，不说话。她的目光盲目地滞涩在那座老教堂的立面上，那栋古堡似的老房子，被灯光装饰得很动人，既像一具明暗有致的现代雕塑，又有强烈的历史感。难怪优优那么喜欢它，难怪她把自己也想像成一个北京人！好像北京的一切，都是她的经历，都和她有关。因为北京，确实有文化，北京，确实很好看。
　　　　姜帆当然不能从优优沉默的脸上解读她心中的北京情结，和关于北京的那些咏叹，也不知道他刚才的穷凶极恶，让优优生出多大的失落感，他只是觉得结束这场会面的时辰已到。
　　　　他说：“我还有事呢。你还有事吗？”
　　　　优优说：“没，没事。”
　　　　“没事你今天找我干吗？”
　　　　姜帆说出这话时，已经做出要走的样子来。他的那部桑塔纳，就停在教堂一侧的停车场，而且，有个BP机已经催了他好几遍。
　　　　“我，我是想”优优还是厚着脸皮把她的目光抬起来：“我是想再找你预支一点钱，下个月的钱能不能先给我”
　　　　“我一猜你找我就是为了钱。”姜帆很快再次打断她：“你说你年纪小小的，怎么花钱这么狠！”
　　　　“我有两个老乡来北京，他们有事要急用。”
　　　　优优万没想到的，姜帆居然把钱包掏出来，当场点出一千块，往优优的手上一拍说：“就给你一千吧，那二百算利息了。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付你钱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你不把我要的东西拿来也没关系，那你就等着走人吧，你挣不上我的钱，你也就别想再挣信诚公司的钱！我告诉你，谁也不是个傻瓜蛋。”
　　　　在最后的这句粗话前，姜帆已经转了脸，他大步走向停车场，优优虽然看不见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但那声调已表达出明确的威胁来。
　　　　优优看着他开走了那辆桑塔纳，还看见他在路口一边拐弯一边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街上突然刮起了风，风把优优手上那一叠钞票吹得响起来，风把优优的脚步也拖得沉甸甸，风还让优优能感觉出这钱的分量也格外沉尽管那天晚上她把这钱交给德子时，阿菊高兴得上来直抱她！她看着阿菊心满意足的笑脸，看着德子一张一张地数钱，她也想笑来着，却没有笑出来。
　　　　第二天优优刚刚上班，就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这是姐夫第一次直接主动地，打电话给她。姐夫在电话中告知，大姐肚里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大姐流产了。
　　　　优优那一刻难过得差点哭了，鼻子酸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眼泪忍住。从她知道大姐有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家伙，一直等着他快快下生呢。她一直猜他是个男孩，她还给他起了好些帅气的名字，那些名字都用圆珠笔写在旅馆房间的墙上。她甚至连他的鼻子眼睛都—一揣摩想象，还想象过他可以满街欢跑的时候，她带着他到天安门去玩。
　　　　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她，那孩子没了，永远没了，不可挽回地，没了，她一时真的很难接受，真的非常伤心。而且，她马上想到了可怜的大姐。大姐一定比她还要难过，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没了她一定非常难过。
　　　　姐夫接着就说到了大姐，他说大姐病得相当厉害，在仙泉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未见效果，所以他打算带大姐上北京求治。中央领导都在北京居住，所以北京的医院一定全国最好。再说优优你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在北京这么久了，有没有认识什么有名的医生？
　　　　优优这下才搞明白，大姐、姐夫，还有阿菊和德子，他们都以为她在北京找了多么好的工作，挣了多么多的金钱，认识了多么多的名人，撞上了多大的好运，好像只要到北京投靠于她，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也怪她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追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
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优优又问：“要治得花多少钱？”
　　　　姐夫说：“这才治了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
　　　　优优问了声，无话再问了。
　　　　姐夫把眼睛抬起来，现在轮到他问优优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优优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八百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两千？”
　　　　“两千是过去。”优优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两千块钱的由来，她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过来了，和姐夫一样盯着她看。她故意低头装剩菜，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眼神躲来躲去的。
　　　　姐夫说：“那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优优这才把目光正过来，看看姐夫，又看看大姐，她说：“没了。”
　　　　“没了？”姐夫不相信地问：“你一个月挣两千，两个月挣四千，怎么会没了？你两个月花四千？你吃钱呀！”
　　　　大姐见姐夫声气大了些，轻声慢气地调和道：“优优也很不容易，一个月挣两千肯定要送很多礼。再说她一个人在外面，点点滴滴都要钱，不比咱们在家里。再说这又快到月底了，月底谁的手里都没钱。优优，你刚才说过去挣两千，为什么现在就剩八百了？”
　　　　“两千是因为我打两份工，现在有一份工我做不了，所以我以后只能拿八百。
八百还不一定拿多久呢。”
　　　　大姐转头悄俏看姐夫，姐夫问头抽着烟屁股。
　　　　优优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大姐的尴尬，姐夫的失望，他们一家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都是她造成的。她很想说两句什么话，或做些解释之类的，来挽救全家的心情，来减轻自己的压力，但她说出来的话，反而把气氛弄得更坏了。
　　　　她说：“我前两天，前两天手上还有一千多呢，后来借给德子了。因为德子找了个好工作，要交一千块押金的”
　　　　“什么？”姐夫扔了烟头叫起来：“你好大方啊，你不知道我们要来么！是我们跟你亲，还是德子跟你亲？德子不是阿菊的男人么，你凭什么要给他钱！”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要来呢，我要知道了”
　　　　“那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病么，你姐姐病得要死了你不知道么，你姐姐养你这么大她要死了你管不管？”
　　　　姐夫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大得周围的人都停下咀嚼看他们。大姐拉扯姐夫不让他再说了，但没用。姐夫继续说下去，内容还是重复的，重复则是表达气愤的。
　　　　优优哭了。她不知是哭大姐，还是哭自己。
　　　　因为周围人太多，优优没有哭出声。她心里原来没想哭，是眼泪自己流出来。
　　　　优优的眼泪让姐夫停了嘴，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为了你大姐，我也是实在没法子。”
　　　　大姐再次劝姐夫：“那你别怪优优嘛，她也没法子，谁让我得了这个病。我们这次到北京，能见到优优就行了，就放心了。我这病我自己最清楚，治不治都不要紧，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姐夫又瞪了眼，骂大姐：“你讲这个啥意思。你不治能站着走到北京来？你不治你就不要在这里疼那里疼地磨牙齿，我听也听得烦死了。”
　　　　大姐说：“我不是没再说疼了么，我不是一直没再说疼了。”
　　　　大姐又转脸对优优说：“我们这次来北京，也不完全为治病。病么，有钱就治治，没钱就养养，不是了不得的事。我们来北京也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