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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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确立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合作的具体方式。现在，马林将这一合作解释为党内合作，并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来进行，是否合适？

　　尽管有上述理由和疑问，但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远东会议上，张秋白代表的国民党比他代表的共产党更受大会的青睐。从列宁在会见中只谈孙中山，不提陈独秀来看，从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对国民党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善意批评来看，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更看重的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民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确实力量弱小，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说明党因秘密活动的限制，不能很快使党自身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国共合作，党的活动余地无疑会增大。

　　但为什么必须是党内合作呢？在张国焘看来，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形成的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党外合作的决议，正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料，共产国际却采用了马林的建议，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反对的结果，却是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是谁错了？是自己错了吗？他想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却很茫然。或者是马林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匆匆走了一圈，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如何，难道他比我这个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不过，马林确实是个有经验的革命家，他看问题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为什么共产国际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服从了这一建议呢？

　　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张国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约翰？保罗曾说过：　“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是如此。

　　尽管张国焘已经在中共三大落选，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包袱，但他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号通告的要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会议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7月9日，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林蒸负责吴淞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当时党员共53人，编为五组，张国焘被编在第二组，与他同组的人有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张国焘、徐梅坤、刘拜农、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为《星期日》刊物供给稿件。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国焘递补。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张国焘被编入第一组，其他成员是：　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见《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8月22日，张国焘在《向导》第3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反对铁路共管》的文章。“铁路共管”是列强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攫取我国铁路警察权、财政权和运输权的方案。针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无力、卖国自保的外交政策，张国焘指出要护路救国，绝不可依靠北京政府，因为“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那么，靠什么来护路救国呢？张国焘认为不能靠民众势力，因为“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他认为“惟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只有居为“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张国焘为何以“国民会议”相号召呢？

　　原来，在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曹锟、挽救时局的主张是：　“同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张国焘的文章表明，他是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的，只是不愿意由国民党出面组织，所以文中只是笼统地提出由各团体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说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9月，张国焘从上海来到北京，根据中央的指示，负责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

　　北京，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他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此时，他的心情郁郁寡欢。北京的党组织里尽管都是他的老熟人，但除了例会之外，他对国共合作的讨论和部署，基本上抱着置身其外的态度。

　　张国焘在三大落选，也引起了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一些人的同情。

　　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你知道，张离开了中央。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有荷兰人指马林。的蛊惑宣传。我有理由更相信张，而不是后者。即使有大批积极工作的干部，也不能让张离开中央，何况当时这些积极的同志屈指可数。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张完全处于失宠状态，当时甚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小伙子撵走，他落得个没有工作，没有经费。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里，面对不幸的《工人周刊》，苟延残喘。要知道，在北京这里，在工人运动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这是很清楚的。”《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张国焘的情绪和境况引起了始终关心着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的重视。1923年10月24日，维经斯基写信给张国焘，对他的消极提出了友好的批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张国焘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为陈启修教授作介绍的便函。当然，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现在是他访问的最合适的时候，因为除了其他信息外，他还能从这里发出有关德国情况的真实信息。

　　可惜，您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我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本人谈谈您对国内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种印象，现在您不像从前那样和本来应该的那样积极地从事党的事务。作为私人朋友，我想给您指出，不管党内对某些策略问题存在什么意见，党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压倒任何其他问题的任务，这就是：　如何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如何根据国内各种不同集团的社会基础向它们说明这场运动，以便为这场运动制定一个总的行动纲领。

　　我听说，您又特别关注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运动。我知道，您坚持这样一种意见：　好像中国工人运动是争取国家独立，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轻的有潜力的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从心理学上说，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担心您没有很客观地分析形势，您把现有的因素同应该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

　　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为工人运动寻求它能在民族运动中占有的正确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又是特别重要的。您应该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两种运动能汇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应该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策略性的错误，夸大现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切实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客观因素。

　　现在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冗长的争论。我只想让您详细地告诉我您的看法，然后我再答复您。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后，我想特别秘密地告诉朋友，您应该始终不渝地主张年轻的但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尽管党内有一些应该加以纠正的意见分歧，您应该仍像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工作。





　　希望您能注意我所谈的几个方面，并立即给予答复。

　　您的兄弟般的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

　　在此前后，穆辛也给张国焘写信，对他提出诚恳的忠告。

　　张国焘接到维经斯基和穆辛的信后，于11月16日用英文给他们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他与马林的分歧，并对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想法。他表明，自己对国共党内合作已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他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写道：　“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在中共党内，“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

　　至于他个人的情况，他是这样写的：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　‘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犯。’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7页。

　　维经斯基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不久，他又奉命再次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途经北京时，他会见了张国焘，听取了张国焘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并向张国焘表明：　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为了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团结和支持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并不是受国民党的领导。维经斯基的解释，在张国焘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并不像马林那样轻视中国共产党。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7—308页。

　　维经斯基的谈话，虽然打消了张国焘的一些顾虑，但并没有使他彻底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点上，他总是想不通，而且总是很消极的。

　　1923年10月，鲍罗廷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原名格鲁森贝格，俄国人。1903年加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境，定居芝加哥，使用“鲍罗廷”名。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回国。1919年参加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工作，并作为俄共（布）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至1927年7月，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参加了中国大革命。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通过他来实现的。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起过显著作用。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也有重大责任。作为苏联政府和联共派驻广州的常任代表到达广州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指派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李大钊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处理改组事宜。这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这时的张国焘，其思想处于一种动摇和彷徨之中。一方面，他看到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中共党内到共产国际内部，都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而且国共合作实际上已在进行之中，如果不顾现实，一味采取反对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他对毫无保留地将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这一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反映在张国焘这一时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据张国焘所说，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原因是这样的：　

　　11月间，鲍罗廷给加拉罕写了一份有关广东真相的报告，并托人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张国焘参阅。通过这份报告，张国焘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团结一致，击退了陈炯明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这使他感到中共党员跨有两个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他回忆说：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廷的资料，在《新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地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

　　那么，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说：　“我发表文章是颇有用心的，借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此前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3、358页。

　　张国焘虽然如是表白了一番，但正如他后来所说：　“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②从张国焘的性格来看，他绝不会将这种反对情绪长久地埋在心里。所以不久，张国焘就翻译了一篇《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并于12月20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宣言》本身作任何评价，只想对张国焘翻译这一宣言的动机作一探讨。张国焘翻译并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已经全然不是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了。他的真实动机只能解释成是为了冲淡当时国共合作的浓郁气氛。在张国焘看来，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比，《宣言》所阐述的主张更接近于共产党人的思想。所以，他在译文之前专门加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这意思无非是说，与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进行合作，还不如与“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进行合作。

　　张国焘对国共合作的不热心还表现在国民党一大上。

　　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有了很大进展，各地的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在一些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也经过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建立起了一些国民党分部或支部。这样，孙中山等人便决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2月，各地开始推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为了使共产党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并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专门发出通告第十三号，提出：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也许是为了促动张国焘改变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推选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张国焘打心眼里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一大：　一方面，他对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没有想通，而且他目前正在从事铁路工人运动，所以不愿担任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负责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会事宜。但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则极力主张张国焘前往广州，以表示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已经统一；另外两人一同出席，遇事还可以互相商量。张国焘不好推辞，只得赴会。





　　大约在1923年12月底，李大钊、张国焘离京赴粤时途经上海。因为事前已接到通知，所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需在上海集合，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应采取的态度。

　　1924年1月1日，在共产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分别听取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报告，并通过如下决议：　“（1）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听取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报告后，认为工作进行得正确；（2）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3）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4）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表示希望张国焘能与李大钊和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共同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不料这个提议被张国焘拒绝，他的理由是：　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他就要赶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另外，他认为自己不适宜代表中央，因为对多数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这种做法他并不赞成。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到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几个新到的代表，并将他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看，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