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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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

　　张国焘参加了政治、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军事、农民土地、南昌暴动等七个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指责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两人的争论有时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他们两人的争论影响了其他代表的情绪，以致大家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冷静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周恩来后来曾这样描述说：　“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为了使张国焘与瞿秋白都能冷静地对待对方的意见，布哈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得不威胁说：　“就是你们在中共六大上批评过张国焘的

　　布哈林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出面进行调解。他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他与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则表示：　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问：　这种合作是否带有勉强的性质？张国焘便指着桌上的一个瓷茶杯说：　“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说：　“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张国焘认为米夫的话含有强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1页。

　　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对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法，不再向中国派代表（事实上后来还是派了），而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布哈林特意提出瞿秋白、张国焘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经讨论后，同意布哈林的提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五人组成：　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28年底，陆定一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9年，蔡和森到莫斯科后，也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将中共六大上争论最激烈的两个人留在莫斯科，不知是为了让他们通过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逐渐融洽彼此的关系，还是为了让两个都犯有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教育。不管怎么说，将张国焘、瞿秋白两个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莫斯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　莫斯科风雨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即于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3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瞿秋白、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还参加了纲领起草委员会。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两次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在第45次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报告提纲《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共产国际的指导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自战后至1923年作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的时期；1924年至1927年作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1928年进入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国际矛盾加剧，必然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很快就要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倾理论，而张国焘在发言中却表示：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出的基本路线。”他虽然承认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土地革命依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受“城市中心论”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他断言辛亥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在望；并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合法斗争是右的错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394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代表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而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张国焘为候补委员。

　　接连召开的两个大会结束后，张国焘等人正式开始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在莫斯科市内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上，有一个名叫柳克斯的旅馆，这是专供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居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就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处理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外，还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尤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会议。

　　这年年底，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到了莫斯科，夫妻俩在异国他乡搭起了“爱巢”。虽然每月靠张国焘的250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太宽裕，但他们省吃俭用，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如果生活能够像这样平稳安详地度过，那么，张国焘的莫斯科经历也许会成为他一生中最悠然的一段岁月，当然也不会给他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但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动荡——由斯大林发起的反布哈林运动和“大清党”运动将所有与苏联党有涉的人都卷了进去，中共代表团也未能成为熊熊烈火中得以幸免的一块绿洲。

　　事情还要从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风波谈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陈绍禹）。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初，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学制造了著名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中山大学1927年夏“教务派”和“党务派”的纷争中，“党务派”强加于对方的莫须有罪名。起因于首期毕业生中的孙冶方等极少数参加工作挣工资的同学被领津贴的同学“敲竹杠”，买肉买菜做中国饭菜吃，此事被人汇报成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最初是为了吓唬对方，但到了1928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江浙同乡会”被王明等诬为“反党小组织”、“反革命”，以压制和打击那些反对米夫、王明教条宗派的人。，并因此与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牵连了进去。





　　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此事件，并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在未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打击的恶劣作风，在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张扬，更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制造种种障碍，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同意后，到格伯乌机关查阅有关材料，也遭到拒绝。于是，瞿秋白决定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如下结论：　中山大学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但毕竟摘去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经过“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以鲍罗廷代米夫任校长的建议。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　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与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张国焘对米夫的不满，都传到了米夫的耳朵里，从而加深了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斗争愈来愈深。

　　莫斯科红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在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到来，使中山大学的斗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工人骨干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这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李剑如和余笃三。这样就给王明宗派活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引起了王明等人的忌恨。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广大学生形成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

　　为了解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矛盾，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由于瞿秋白到外地度假，张国焘便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不曾想，在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就与米夫等人发生了争执。

　　据张国焘回忆：　会议开始时，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说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成分复杂，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中大的问题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外，实无别的办法。米夫也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这种看法。张国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将阶级斗争在中大内广泛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做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原因：　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少、懂俄文的学生少、翻译人才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少，因而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组织由苏联同志负责，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多半是会讲俄语，或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政治路线的。而对于不同意见的学生和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工人学生却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意见；第三，中国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有关，经过教育是能够纠正的；第四，支部局未注意到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实施领导和教育，又笼统地偏重斗争，因此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张国焘的发言令米夫等人颇为不快。这次会议未能作出结论，众人便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这次，米夫没有出席，却派来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秦邦宪指责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常斗争的发展。张国焘立即给予回击，他声明：　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他个人的问题。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但张国焘与米夫等人的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

　　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内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借机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

　　王明一伙经常在中大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尤其是团长瞿秋白。他们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给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诽谤。

　　是年夏，中山大学暑假将至，王明教条宗派为了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于是向米夫建议：　借期末例行的学年总结之机，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又提议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公开批判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对于米夫、王明宗派的阴谋是有所觉察的。当时，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态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绝出席大会，而让张国焘出席，并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芬可夫斯基在大会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图，猛烈攻击中共代表团和广大学生。他以“老子党”的口吻，声称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跺脚声震耳欲聋。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在会场秩序极为混乱的时候，正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走到台前说服大家让芬可夫斯基把话讲完，有什么意见再上台来讲，这样会场才安静下来。

　　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针对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作了答辩，批驳了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张国焘在讲话中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但是王明宗派集团的一些人以米夫为靠山，并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团卷入中大的斗争不能自拔，而张国焘已经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想脱离开这个斗争的旋涡，以免引火烧身。于是，他以需要深造为由，在得到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的同意后，到列宁学院当上了旁听生。

　　1929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而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山大学“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

　　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

　　1931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决议案指出：　

　　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上述代表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与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党的建设》第4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传达到中共后，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