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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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左”倾观点。在此基础上，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对于立三中央6月11日决议，共产国际是不赞成的。在审查了这个决议案后，共产国际立即致电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个决议。被米夫扶持上台的王明

　　李立三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后，向远东局提出抗议，认为6月11日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不仅如此，立三中央还违背国际要求，向全党公布了这个决议，并且加紧布置城市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

　　7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并电令中共中央停止发布6月11日决议。

　　然而，李立三这时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他一面继续坚持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一面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并且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多次制止置若罔闻，与远东局形成尖锐的对立。





　　立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不仅白区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残，而且红军和苏区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纠正这一错误。

　　7月末，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但由于李立三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关系问题上方法不当，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当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把它上升为路线错误，认为立三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然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却逐步升级，将立三“左”倾错误斥之为“路线错误”。只是此时还没有公开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闻到风声，便对人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本来是张国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却被人汇报给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与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当场有十多人签名，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立刻回国，以便使他能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认清这一问题。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把立三错误定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支持已于1929年3月回国的王明，“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扶持王明上台；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错误。

　　为了在中共党内造成一种支持王明的势力，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国际执委会开始考虑派张国焘回国的问题。但因为张国焘曾经是“反国际”的代表，所以对他回国后能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办事又有担忧。这种担忧被一个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张国焘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柏金斯基告诉张国焘：　“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47页。

　　张国焘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多后，政治风波里的拼搏已经使他心理上疲惫不堪，他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现在共产国际要看他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他是否回国。

　　早已熟悉政治斗争谋略的张国焘，便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上，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苦秋莫夫、马其亚尔发言，张国焘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张国焘的发言一开始，首先承认自己过去犯有错误，并且表示“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怎样来证明呢？这就是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接下来，张国焘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廷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张国焘还对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进行了批评。因为共产国际认定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所以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说：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





　　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国焘在会上说：　

　　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对立三说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张国焘后来承认，他在批判李立三时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他说：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在这期间，张国焘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原来对他持反对意见的米夫一伙，竟突然对他热情起来。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对他客气起来。本来他到列宁学院学习后，就已不领共产国际的薪金了。现在，他们又把薪金照常发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是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政府要人和外国驻苏大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共产国际终于决定放张国焘回国了。与此同时，已在中国筹备六届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米夫，也通过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宣布三中全会对张国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工作以及对他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张国焘在经历了莫斯科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被批准回国。




　　四　支持王明中央

　　1930年的冬天，天气虽然寒冷，张国焘却感到了严寒中的一丝暖意：　共产国际终于同意他回国工作了。

　　圣诞节后，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离开柳克斯旅馆，住进一个秘密居所，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共产国际为他们准备了回国必备的衣物行装，还给他们搞到了两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注明张国焘夫妇系由德国留学返回。当然，名字是假的。

　　1931年元旦过后，张国焘和杨子烈以留学德国返国途经莫斯科为名，踏上了东行的列车。他们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再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

　　约在1月20日前后，张国焘夫妇安抵上海，住进了东方旅社。一小时后，杨子烈在马路上巧遇先期归国的沈泽民。这次相遇使张国焘很快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但是，随之了解到的情况，却使张国焘由与中央取得联系而引发的兴奋一变而为深深的焦虑。

　　张国焘得知：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党内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的十几个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由四中全会引起的党内矛盾斗争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罗章龙等人公开打出“反对四中全会”的大旗中央的工作几近瘫痪。

　　张国焘在为党的状况深感忧虑的同时，也感到一些欣慰：　六届四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反映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对张国焘的重视，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的重视。

　　由于王明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上台的，故而引发了党内剧烈的震动，其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得党内有威望的同志大力支持，王明中央才能压服不同意见。在党的元老中，李大钊惨遭敌人杀害，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董必武等远在他方，况且能否支持王明中央还很难说此时回国的张国焘就成了他们物色的对象。

　　历史将张国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同时也使他立即跌入矛盾的旋涡之中。张国焘向来对王明没有好感，在莫斯科的经历张国焘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从内心来说，张国焘并不愿意支持王明等人，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迅速做出支持王明的抉择。

　　张国焘之所以决定支持王明，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的原因。

　　从党的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前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几乎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都有共产国际的插手和干预，甚至连中共中央领导的人选，共产国际都要过问安排。张国焘作为党的元老之一，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都经历过。在这其中，张国焘曾亲身体验过共产国际高度集中体制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他深知，一旦共产国际决定了的事情，那将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有不同意见，最终也只能是服从。况且，张国焘已经在莫斯科表示了将要服从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党内能有一些资历、威望都很高的领导人来支持它的主张，尤其是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斗争之后，更是如此。

　　从现实来看，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已经扶植王明等人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如果要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只会在党内再次掀起风波，使党陷入更大的混乱。况且，张国焘尽管是党的元老，但在共产国际的威严面前，能否改变这一现实尚成问题。需知陈独秀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一纸命令之下去职的，共产国际当然也会为违反国际意志的张国焘发来一纸命令，李立三也是前车之鉴。张国焘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

　　从理论上来看，张国焘由于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莫斯科进行思想反省和理论学习，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尽管张国焘后来标榜自己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不屑一顾，但当时他对于这套理论体系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说张国焘在理论上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从实践上而言，张国焘自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六大前，尽管在国内住了八个月，但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因此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也不可能产生他自己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的完整性和理论的严密性而言，如果不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是很难拒绝接受的。张国焘当不例外。

　　张国焘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但由于在莫斯科的经历，他决定支持王明等人却确实是违心的。张国焘后来曾说：　“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3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由于王明上台已使党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作为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有责任使党恢复统一和团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维持四中全会的决议，即支持王明中央。况且，张国焘亦深知，支持王明中央并不等于支持王明等人，而是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在当时作出如此决定的不仅是张国焘。四中全会之后，党内较有影响的领导人，除像罗章龙等少数人因反对王明而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外，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以支持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达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周恩来忍辱负重，瞿秋白检查错误，其目的也是如此。

　　张国焘一旦作出选择，就开始行动起来。

　　2月7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的文章。文章批评了立三路线，也批评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立场，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超出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指责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在这篇将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将近1200字是批判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破坏党的错误的。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　“以罗文虎（即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在文章的结尾，张国焘写道：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王明中央虽有张国焘等人的支持，但当其决定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党籍时，还是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2月7日，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敌人杀害后，党内的震动就更大了。

　　随着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出党和何孟雄等的牺牲，王明等人基本上稳定了四中全会中央在上海和江苏省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在工作中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却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抵制。对于王明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大家想不通，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因此，不少人只好阳奉阴违。王明对此很不满意，把大家不积极执行他那一套的种种表现统统斥之为“右倾”。对此，作为中央常委的张国焘，采取了支持王明的态度。

　　3月5日，《实话》再次刊登张国焘的署名文章：　《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张国焘支持王明路线的一篇力作，其中不仅明确地阐述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合理性，点出了开除罗章龙等人出党的必要性，而且指明了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对王明等人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真正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四中全会中央，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

　　张国焘的这种立场，在党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谁都知道，张国焘与王明积怨颇深，他自己也说他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而现在却能“不计前嫌”来支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五　初到鄂豫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