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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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如“征发富农”，不仅将富农的土地浮财征发一空，甚至征发到了中农以至贫农，家中稍有一些余粮的农户也被认作是富农，也要征发，故而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农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敢多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页。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由于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在七里坪同区与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当张国焘从皖西考察结束时，他已得出结论：　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已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两份文件，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和第二号。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决定说：　“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救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这就是说，中央分局成立后的头两个文件，都是与粮食有关的。

　　为了节省粮食，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之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为欢欣鼓舞。该通告说：　“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现在播种时期已快过去，没有紧急办法，一切都要变成空谈。因此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约到6月7号，各处都须举行完毕。在这七天之内要举行一个全体动员，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中央时期“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得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陡然上升。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一书载：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新集庆祝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九个乡的音乐队齐集新集进行比赛，使群众大开眼界，比赛后即组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音乐总队。”这反映出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支持和欢迎的。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损失惨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空前的水灾之年，农业生产获得巨大丰收。

　　有了粮食，就有了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好资本。张国焘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正是抓住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有了粮食，可以扩大红军，增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强根据地反“围剿”的实力以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包围会“剿”；可以增强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稳定人心；可以有效地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总之，粮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张国焘在这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张国焘在粮食问题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声望日渐提高。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给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




　　七　东进南下之争

　　曾中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　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是年冬回国，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1929年10月负责工农武装工作。1930年秋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徐向前回忆说：　“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曾中生之所以被拿掉，是因为他是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领导人，所以王明中央在《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写道：　“钟圣（即中生）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为了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曾中生这个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干部便不很信任。通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分局的不满。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扩大会议的情况时说：　“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原文如此。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146页。

　　张国焘所说的曾中生“进行反中局之斗争”，是指他与曾中生等人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　“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即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他们的建议与张国焘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中说的“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④的基本精神，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这是因为，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巩固根据地和连接苏区东西两边的严重障碍。

　　红四军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但在完成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的任务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红四军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

　　但此建议却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

　　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指责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并非空穴来风。　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旷继勋先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谈到红军的战略行动时，曾提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主要任务是：　乘机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与恢复黄广苏区。其中“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说法与立三路线时的提法颇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示信中指出：　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观点。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页。





　　张国焘以及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号，提出鄂豫皖红军的行动方针是：　调动一部分红军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完成中央指示我们的把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对抗张国焘“东进”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肃清亲区，同时要扩大苏区。他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为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有一种‘左’倾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去做截断京汉路或截断长江的工作，这是无目的盲动的立三路线的见解。我们不应当放弃骚扰京汉路的工作，但这在目前决不是主要的任务。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目前，我们要团结力量作最后的伟大的斗争就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截断京汉路占据武汉，或者截断长江都是必须的步骤，但这个必须动员千万劳动群众来做十倍扩大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才能够完成。在目前我们所做的正是必须的准备工作，这种‘左’倾的见解在实际上不能得到什么，只能够叫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牺牲，或者阻碍真正积极的准备大举进攻，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十三师全部和第十师二十九团、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十、第十一师各两个团和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仍然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7页。

　　其实，在中央分局扩大会上，对于红四军南下长江行动的意图已经予以否定。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特委准备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策略”；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亦说“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扩大会的总结中也认为本次会议打击了“左”倾的估计（即“目前立即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等等口号”）和想把红军行动限制在赤区以内逃避打击敌人主力与忽视帮助中央苏区的右倾观点。中央分局及张国焘刚刚在扩大会议上猛烈地攻击了“南下长江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当然不会赞同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余家集会议后，中央分局立即掀起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宣传热潮。7月8日，中央分局发出通告第六号，号召鄂豫皖的全体工农群众要坚决执行“扩大会所指出的方针和实行苏维埃大会一切法令中猛烈斗争，巩固扩大苏区援助中心（央）苏区”，并要求“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做以下的工作：　扩大红军，补充红军，准备运输、粮食、做鞋等等去拥护红军”；“各地方组织必须与红军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整个以地方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的计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4页。等等。

　　7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第一号，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7月11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和援助中心苏区宣传大纲”；7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总之，在中央分局的大力宣传和督促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运动之中。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　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四个团向南进击。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徐向前等人根本没有料到的事。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说：　“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红四军在消灭敌人一部后，乘胜进占广济，并派倪志亮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红四军南下一个月来，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人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电台1部和大批子弹、药品，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但无论怎么说，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等人估计到改变行动方向会招来麻烦，于是，由曾中生起草，由他们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作了汇报，特别申明南下的必要性。信中说：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