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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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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子弟受点教育。这一要求启发了张国焘，他认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接近工人、发动工人的方式，对于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是十分有利的。当他把工人们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
创办学校要有经费。但当时《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1000份增加到4000份，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李大钊每月拿出的80元已不够支出，再加上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经费，使北京小组的开支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李大钊又将自己每月的捐献增加到100多元，张国焘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多元，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又向小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募捐。
这样，开办学校的经费基本得到解决，筹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这一工作。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四人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
在长辛店车站，他们看见许多灾民围集在那里。这些人一个个憔悴枯黄的面容、千孔百结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躯，令他们十分同情。看着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的灾民，想到官吏、政客、资本家、地主的奢靡生活，他们真正理解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的内涵，真正认识到了这不平的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世界，劳动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今天去办劳动补习学校，正是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受到教育，不再当牛做马。从这一点看，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离京城约20公里，有工人3000多名。
他们四人到达后，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来意告诉工人后，立即召开了筹备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向工人们讲述了创办这个学校的必要性。他说：
“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那些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却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从哪里来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的享受，只有贫困和压迫。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得先有知识不可。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让大家学知识。”
在讲了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性之后，张国焘继续启发工人们说：
“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虽然工人们对“亚当？斯密”不甚了解，但“人人平等”这个浅显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于是，在座的工人个个都点着头，有点感动，也有点觉悟。心美：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
学校分日夜两班： 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基本相同；夜班是工人上课，设有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教师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共产党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曾到该校视察过或讲过课。教材由教师亲自编写。讲课时先教识字，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斗争。同时，还教工人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的事件的书面报告。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 “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而且还编了通俗易懂的歌曲教工人唱。
有一首歌曲的词是这样的：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
冲破乌云满天红。
这种宣传和发动工人的方法十分有效，不到半年时间，在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长辛店就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
五一节这天，在北京党组织的精心组织下，有10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除北京地区的工人外，还有天津、保定等地来的工人。《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到现场采访。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仍有一些人没来得及发言。大会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平生第一次手里举着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地在大街上走过。
长辛店工人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虽然其组织方式、内容和规模都无法与后来的工人运动相比，但其意义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它继五四运动中各地工人的斗争之后，又一次向中国和世界表明： 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它将以其他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姿态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
其次，这次大会上宣告成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工人意愿的工会，它与帮会、同乡会不同，是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为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工人们正是通过工会的活动，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
最后，这一活动使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看到了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力量，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工作的重大意义。
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由罗章龙主编的《工人周刊》的宣传，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各地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效仿其榜样。这一切都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国焘、邓中夏等人通过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和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并为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同时，通过与工人接触，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只有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改造世界；他们看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认识到发动和组织劳动阶级起来推翻阶级压迫的任务要靠他们这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者来完成。这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人的范围，张国焘和邓中夏等人还多次到唐山，与铁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邓培等研究发动工人、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通过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实践，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经过与维经斯基的多次接触，他的认识得到了迅速提高。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回国。途经北京时，与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进行过多次会谈。他们共同讨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的成立经过、俄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国革命情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等问题，并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作为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曾是克拉斯诺亚尔工人苏维埃的活跃分子，他做工人工作的丰富经验，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从北京党组织成立到中共一大这段时间里，张国焘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还是在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后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者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与他这段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这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六 肩负重任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正围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从那一刻起至今已80多年。当我们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评说的时候，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即使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因事不能出席会议，与会的代表中不仅有以办《共产党》月刊、在与研究系和无政府主义的笔战中大显身手而闻名的李达；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的李汉俊；有早年就投身反对清王朝斗争、经验丰富的董必武；有在陈独秀亲自指导下工作、且携带陈独秀亲笔信而来的陈公博；更有在湖南叱咤风云、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声名显赫的毛泽东。张国焘，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担任大会主席？
于是，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会议主席是张国焘争来的。争的也罢，送的也罢，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承认，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虽然是偶然的，但其中也隐藏着必然。
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 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 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成立大会，另一位发起人陈独秀也因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既然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会议，大会的筹备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参与筹备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北京方面，由于刘仁静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所以张国焘就提前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共同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当张国焘先于其他代表到达上海时，上海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不久，李汉俊就与陈独秀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那是在1921年2月。当时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便对陈独秀甚为不满，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汉俊随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觉得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要李达来担任书记。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上海党组织内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刚到中国的马林也因为工作方法不当与李达、李汉俊发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国的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在还不了解上海共产党组织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指手画脚。这使得秉性刚直的李达和决不盲从别人的李汉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对马林采取不合作态度。作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虽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协调马林与二李之间的关系，无奈自身只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权干涉党内事务。
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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