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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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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行。此时，无论是马林，还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
张国焘的到来，无疑使这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张国焘了解到上海的具体情况以及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分歧所在。当胸中有数之后，他就决定去拜访马林。或许是因为碰了李达、李汉俊钉子的缘故，马林对张国焘的态度还算随和。尽管张国焘仍然感到马林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两人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张国焘使马林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之后，便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在马林的协助下筹备代表大会。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之时，代表们望眼欲穿的陈独秀仍未到达。
几天之后，正在大家焦急之际，陈公博带着陈独秀给大会的亲笔信赶到。陈独秀在信中对代表大会提出四点意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第47页载，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大会在讨论时予以注意。
既然是党的成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议由张国焘来主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马林的同意。据包惠僧回忆说： “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七 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 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达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在广州。陈独秀接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国焘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代表们初步议出会议议程四项：
（一） 讨论党纲与政纲；
（二） 制定党章；
（三） 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四） 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一定要注意发动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和赤色职工国际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远东局作一汇报。
接下来，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会议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
尽管后来有人回忆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和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的发言材料。因此，在无法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在长达6000余字的发言稿中，他将内容分作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 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张国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必要的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 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据包惠僧回忆： “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 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现在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来看，关于党员是否做官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最后的结论是： “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 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会议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后确定。这个纲领共15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
（一）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 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 联合第三国际。
党纲还规定： 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党纲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机构和制度；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强调入党者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党的纪律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党员保守党的秘密。党纲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7月30日，当大会正在李汉俊家进行时，遭到法租界侦探的干扰。马林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要大家立即分散离开。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九人来搜查。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一无所获，只得怏怏离去。
为什么会发生此事呢？据陈公博回忆，这是由于张国焘有意与李汉俊为难的结果。他说： “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即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引起注意，但一连四日的会议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陈公博回忆的地点有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有一次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点问题的，他主张的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理论，他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 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台）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3页。
连续在李汉俊家开会究竟是由于其他原因呢，还是如陈公博所说是张国焘专门与李汉俊为难，因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到此事，后人也就无从判断了。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载： 马林来中国的途中，在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即受到暗探盯梢，遂有搜查一事发生。
李汉俊家引起法租界注意后，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能够继续进行，并保证代表们的安全，李达夫妇建议代表们离开上海，到距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租一游船继续开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便动身离开上海前往嘉兴。
8月5日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大会闭幕的日子。目前关于一大闭幕的日期，史学界还在争论，有8月1日说、8月3日说、8月5日说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此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可信度还是高的。故本文作者赞成8月5日之说。此信登在北京图书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一书的第219页。，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木船上，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讨论到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又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 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 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
经过争论，大会决定采纳第一种意见。
会议最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共六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足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并且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在宣传工作上，决议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在对其他党派的态度上，决议规定：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59页。
大会决定中央领导机关称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8月5日傍晚，低沉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暮色苍茫的南湖水面上响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在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功绩：
第一，认清了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代表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虽然在对待南方政府和孙中山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看到了广大人民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认识到领导工人阶级向军阀政府的统治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
第二，明确了党的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大会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会议确定党的领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指出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发展党员要慎重，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对于地方组织的设立以及地方组织与中央的关系也作了规定。
第四，交流了各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促进了互相了解和学习，为会后密切彼此间的联系和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五，制定了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代表们经过热烈讨论，驳斥了党只能限于研究和宣传阶段的主张，认为党必须立即开展实际工作，首先是发动和组织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第六，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分散于各地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性组织，而成为统一行动的全国性的政党。在统一的中央局领导下，党必然会在各方面得到发展。
当然，一大也有不足之处，尤其是理论准备不足。反映在党纲上，表现在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目标，却没有规定目前的斗争任务和方法，这显然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希望单独依靠人数较少的工人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外，在强调组织纪律时，忽视了党内民主。党纲中除最后一条规定在修改党纲时需“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还带有民主性质外，其他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
我们能苛求于出席会议的13位代表吗？
当然不能。
我们应该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因为： 毕竟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毕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当我们撇开会议的仓促、纲领和决议的幼稚不谈，而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待一大时，我们会发现参加会议的十几名代表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和后来发现的两个文件，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惟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命运和1921年诞生的这个政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八 崭露头角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关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确切日期，张国焘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这里是根据斯穆尔基斯1921年10月13日的信件所载：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并在8月16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的特别宣言”此信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7期。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称，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
一大闭幕后，马林仍留在上海负责协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工作。他对中共一大确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这一点十分满意。张国焘负责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抓党的中心工作——工人运动。
据张国焘回忆，他在为即将产生的指导全国工运的机构起名时，征求了马林的意见。马林经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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