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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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紗紡矠　　　　
　　　　说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照例都是一些不会给他造成麻烦的人。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巴扎诺夫、坎涅尔、马里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托夫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　　　　
　　　　他一张口，托夫斯图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图哈是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他善于表述思想，善于发现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了一张他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条，上面写道：“托夫斯图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关于托夫斯图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议，但他不让提付表决”紗紣矠斯大林接着责备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伤透了心的托夫斯图哈写了一个正式报告：　　　　
　　　　送斯大林　　　　
　　　　抄送加米涅夫　　　　
　　　　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对加米涅夫同志或别的什么人说过：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　　　　
　　　　托夫斯图哈　　　　
　　　　加米涅夫在这张谈“具体问题”的小纸片上用铅笔半开玩笑地草草写了几句：　　　　
　　　　我证实，托夫斯图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给我谈过休假的事，只说过他要是早一点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话，本来可以大大扩大他研究列宁的工作（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请求不要把托夫斯图哈的死归罪于我。　　　　
　　　　列·加米涅夫紗紤矠　　　　
　　　　看来在斯大林的机构里有时干的不只是正经的“大”事。　　　　
　　　　巴扎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时间。总书记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诺夫就去给政治局会议作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个人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１９２８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从那里跑到了英国。几十年来，他起先是靠评述他所了解的事情，后来则靠编造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各种情况来挣钱糊口。　　　　
　　　　斯大林在许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度成了“领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于敖德萨，起先是孟什维克，１９１８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斯大林相识。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真理报》担任过一些要职，当过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干，但是他的头脑是赤裸裸的警察头脑，他是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有关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秘密情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请斯大林在送给他的１９２４年刚出版的总书记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上题词留念。斯大林在扉页上疾书了几个字：　　　　
　　　　送给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　　　　
　　　　作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亲笔题赠的书之后，从来没有打开看过：现在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发脆，却一直没有裁开！　　　　
　　　　梅赫利斯的影响与其说是由梅赫利斯的职务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态度决定的。他经常到斯大林那里去，两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办最微妙的任务。我手头有一大卷他从“领袖”派他去的各个地方寄回的亲笔写的告密材料。几百份密码电报、明码电报、书面报告，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敌人在活动”，“普遍存在麻痹情绪”，“姑息养奸”，“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赫利斯的话。后者善于在人们认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敌人”来１９３７年７月，红旗歌舞团正在东部演出，斯大林这时收到一份密码电报。　　　　
　　　　我报告：红旗歌舞团情况严重。我的结论是，歌舞团里有一个间谍恐怖分子集团在活动（黑体是作者用的。——本书作者注）。就地开除１９人。我正在进行侦查。该集团中有旧军官、富农子女、反苏分子。我已让特别部主任参与此事。是否让歌舞团下部队？　　　　
　　　　梅赫利斯紗紥矠　　　　
　　　　我认为电报末尾的问题是白提的。半个歌舞团的人都抓了起来，还放谁下部队呢？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在“领袖”庇荫下起着自己特殊的凶险作用的人。他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证。　　　　
　　　　但是，“领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了。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他称为斯大林的“忠实的仆从”。这位维亚特卡的鞋匠的儿子曾当过医士，从１９２２年起就在中央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８年起当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别任务部的主任。战争期间斯大林让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当上了少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点是工作能力极强，很会完成任务。他的长女加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叶戈罗娃女士告诉我说，他父亲每天工作至少１６小时。虽然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贝舍夫撵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后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实仆人。顺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第一个妻子是托洛茨基的远亲，这一点最终起了悲剧性的作用。　　　　
　　　　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一直惋惜他没有记日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他思索一番后总是得出结论说，要是他真记了日记，那他早就不在人间了。　　　　
　　　　任何情报都要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他对党内国内各种事情的了解不比斯大林少。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因为他没有头脑，从不提出异议，任何时候都坚守岗位。但是，由于“领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殊好感，后者在权力机关的“走廊”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他的正式地位。　　　　
　　　　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天性并不严厉，人们却对他巴结奉承；因为事情办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第一助手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汇报“文件”的内容，提出建议。　　　　
　　　　曾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的科瓦廖夫在整个战争时期有时一天要向斯大林报告军车运行情况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贝舍夫称作“老黄牛”。“任何时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这位助手的有点秃顶的脑袋总是埋在公文堆里。这个人有着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可以从他那里查到关于任何一个问题的准确资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看法说：“总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这几个人同斯大林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都属于如斯大林有时所说的“服务人员”。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最亲密的战友的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绝对同“领袖”保持意见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　　　　
　　　　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要谈到其中的几位。例如，这三位中的一位伏罗希洛夫，在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领袖”的一切意见。早在１９２３年，总书记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叶先图基疗养院休养，疗养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需要斯大林亲笔写一张奇怪的证明：　　　　
　　　　请苏维埃和党的机关注意：　　　　
　　　　兹证明持件人叶先图基泥浴疗养院职员玛丽亚·格佩洛娃是一位值得完全信任、忠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妇女。　　　　
　　　　约·斯大林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接着下面加了一句：“完全同意。克·伏罗希洛夫。”紗紦矠　　　　
　　　　当著名的军事首长约·埃·亚基尔被捕并被判处枪决时，他给斯大林写信，保证他绝对没有犯过指控他的那些罪行。斯大林的批语很简洁——“卑鄙无耻”，而伏罗希洛夫习惯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一贯绝对同意一切。他像１９２３年那次一样写道：　　　　
　　　　评语完全准确。　　　　
　　　　克·伏罗希洛夫紘紛矠　　　　
　　　　要知道亚基尔是伏罗希洛夫的部下、苏军的一位天才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助手们一样，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但也有另外一些被认为是斯大林战友的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的一个就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他无限忠于事业，为人纯朴，富有同情心。不管他在哪里工作，那里的人们都喜欢这位容易跟人们打成一片、态度谦虚的领导人。当根据列宁的推荐把基洛夫派往阿塞拜疆工作时，他的党内鉴定写道：　　　　
　　　　“各方面都很坚定工作有干劲贯彻决定异常坚决。稳健沉着，政治上很能把握分寸十分出色的撰稿人。第一流的、出色的演说家”紘紜矠基洛夫在外高加索工作多年，给当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新反对派”企图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自己的据点的时候，党中央派基洛夫去列宁格勒，他被选为那里的市委书记和州委书记。研究基洛夫生平的Ю·波姆佩耶夫证明说，当基洛夫到列宁格勒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给州委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介绍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这位新的第一书记。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捣乱使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你们把我们的基洛夫同志抢走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可是你们的力量却大大加强了。我一点不怀疑，你们那里会搞好的，不出两个月一切都会就绪。基洛夫是个好样的，只是除了你们他谁也不认识。相信你们会给予他友好的信任。衷心祝你们圆满成功！”　　　　
　　　　接着谢尔戈又在下面写了一个附言：　　　　
　　　　“小伙子们：请你们把基雷奇的生活安排好，不要让他吃住没有着落。”紘紝矠　　　　
　　　　斯大林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的日子里就认识基洛夫。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天性冷淡、生硬、甚至是冷酷的斯大林会喜欢上这个老是笑嘻嘻的、干劲十足的健壮的人。他们俩不止一次一起休养，两家交情也不坏，虽然双方呆的地方通常相距都很远。在斯大林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书信中，有一封在索契写的信提到了基洛夫，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说来奇怪，斯大林是从来不关心别人的健康的！）：　　　　
　　　　亲爱的谢尔戈：　　　　
　　　　 　　基洛夫在那边干什么？在用纳尔赞矿泉水治他的胃溃疡吗？要知道这样下去是会把自己整垮的。是哪一个巫医在给他‘治’？　　　　
　　　　问季娜好！　　　　
　　　　娜佳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斯大林　　　　　　　　　
　　　　１９２５年６月３０日于索契紘紞矠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2）

　　　　可以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表现过这样的关心，甚至是“喜爱”。他喜欢这个开朗、淳朴的人。基洛夫所到之处，人们马上都围聚在他的周围。有过一种现在人们差不多已经忘掉的说法，叫作“群体的灵魂”。基洛夫正是最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党员的、工人的、大学生的、红军战士的群体的灵魂。在难以捉摸的莫洛托夫、一脸媚相的卡冈诺维奇和时刻等着执行命令的伏罗希洛夫的陪衬下，基洛夫是真正温暖的人际关系这种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的代表。　　　　
　　　　几乎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自己的弱点，斯大林的弱点是凭直觉相信很少几个人，其中有：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莫洛托夫、基洛夫，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两三个人。这种好感很难解释。往往很难加以分析“论证”，因为这种好感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斯大林喜欢基洛夫的微笑、他的开朗的俄罗斯人的脸膛、他的诚实和全神贯注的工作精神。有一次，当列宁格勒的这位领导人星期天上别墅来，他们一起玩打棒游戏时（斯大林和厨工霍里科夫斯基搭档，而基洛夫和弗拉西克搭档），斯大林问客人说：　　　　
　　　　“谢尔盖，你最爱什么？”　　　　
　　　　基洛夫惊奇地看了一眼斯大林，笑着回答说：　　　　
　　　　“布尔什维克应该爱工作胜过爱妻子！”　　　　
　　　　“那你究竟爱什么？”　　　　
　　　　“大概爱思想基洛夫一边重新摆放木棒一边回答。　　　　
　　　　斯大林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再没有追问下去，虽然他不明白，怎么可以“爱思想”呢？也许，基洛夫在说漂亮话？但是斯大林知道，基洛夫不会说假话。他还知道，基洛夫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对他发生影响。　　　　
　　　　斯大林记起了留京案件。留京在旧军队中当过准尉，２０年代初斯大林就认识他了。１９１８年他是伊尔库茨克军区部队司令，１９２０年是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在２０年代后五年是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红星报》编委、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留京“胡闹起来了”。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留京是当时秘密流传的长篇文章《致联共（布）全体党员》的执笔者之一。这封“信”的主要矛头指向他，说他完全是一个手里拿着反列宁主义的“笼嘴”的“独裁者”。斯大林记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求不仅把留京开除出党，而且提议判处他死刑。看来这是斯大林企图在司法审理之前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第一个实例。政治局委员们默不作声。一方面，从案件来看，留京企图建立“反革命组织”，而另一方面——因此就要判处“死刑？”！“党的上层领导”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基洛夫说话了：　　　　
　　　　“不能这么干。留京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他只是误入歧途参与这封信的人肯定少不了人们会对我们不理解”　　　　
　　　　当时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留京坐了１０年牢，到１９３８年才彻底完了。但是斯大林没有忘记，基洛夫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必要时甚至不考虑他的意见。　　　　
　　　　斯大林只给很少几个人送过自己的书并且题词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题词写得非常亲切，完全不像是领袖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在斯大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的扉页上，总书记用清晰刚劲的字迹写着：　　　　
　　　　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米·基洛夫。　　　　
　　　　作者斯大林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　　　　
　　　　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波斯特舍夫在一次例会上宣布“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来。全体代表向另一个“全党喜爱的人”鼓掌。受到过大会代表这样的欢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讲话意思清楚、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不错，这篇讲话像这次大会上其他代表的几乎所有的讲话（只有很少例外）一样，充斥着对总书记的溢美之辞。基洛夫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许多代表“更过头”。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表明良心的时机始终存在，有时（也许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为准则。这就几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勋了。不管是基洛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次大会上都没有建立那样的功勋，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在代表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确立起来的是个人迷信。历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的。否则就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赝品。　　　　
　　　　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构成了（根据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断）一种独特的、使得斯大林极为吃惊和不快的高潮。他的胜利变得大为逊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声色。古希腊和古罗马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们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于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镇静沉着的伪装。他早就明白，镇静沉着对周围人的影响从来都比手忙脚乱、装腔作势、摆“领导”架子来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号”，知道代表大会上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他成为独断专行的领袖之后，表面上非常平静。接下来一切完全按计划进行。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斯大林本来计划在代表大会之后把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不这样做了。　　　　
　　　　基洛夫的工作多起来了。基洛夫作为党的书记主管重工业和森林工业。他经常要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来时，经常给他打“自动电话”，不止一次地会面，讨论日常事务和急于要办的事。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诚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来了，列宁格勒的书记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甚至挨了“领袖”的训斥。也许是这样。但文献也好，了解当时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况的人同我的谈话也好，都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因此，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杀害这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显得突然：　　　　
　　　　“预审材料确认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１９０４年生，前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职员。侦查正在继续进行。”紘紟矠　　　　
　　　　基洛夫在遇害前两天，同列宁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从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后回来，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令人高兴的重要决定：取消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大家在火车上热烈地讨论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们和全体人民会多么高兴啊！他们还交换了看过布尔加柯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后的意见，谈论了预定在１２月１日召开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总之，基洛夫回来时情绪饱满，准备大干一场。　　　　
　　　　在开积极分子会议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报告，于４点半乘车到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里走着，和许多人打招呼，交谈几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办公室门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人们跑来时看到基洛夫俯卧在地上，凶手手里握着枪，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　　　　
　　　　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专车赴列宁格勒。斯大林在车站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还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梅德韦季及其副手扎波罗热茨后来被调到远东工作，而在１９３７年，当恐怖机器开足马力时，两人都被干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对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审讯是斯大林在一批随他来列宁格勒的人陪同下亲自进行的。从一开始，有关基洛夫遇害的许多情况都带有神秘色彩。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了这一点，他说：“必须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节中有许多至今叫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东西，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调查。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甚至没有搜查过他。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受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个个安然无恙。”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１９３７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