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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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３０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１９３４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２０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２次党代表大会、１次代表会议、２２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１３年！有些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１９３１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１９２５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⑨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２０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紒紛矠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１９３８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１９３８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紒紡矠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３０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3）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