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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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他已经完全被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未来的进攻时间的错误推测所左右。斯大林在把苏联的边界向西推移后，没有对随之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要知道战争，或者说斗争，一向是至少由双方参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对的一方必然力图使自己的对手产生错觉。　　　　
　　　　最后，在这几年里还有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进行的，即缔结苏日中立条约。１９４１年３月底，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苏日之间的第一轮谈判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日方坚持要苏联将萨哈林岛卖给日本。斯大林参加了谈判，他长时间默默地听着日本外相的发言，而后用一句简短的话回绝了外相的要求：“这不是开玩笑吗？”谈判似乎已经破裂。松冈冷淡地告辞后便动身到柏林去了。４月８日，日本外相从德国返回莫斯科，再度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从各方面情况看，条约将无法缔结，因为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强硬态度起了作用。松冈于４月１３日，即他离开莫斯科那天，收到了来自东京的新指示，他终于收回了不合理的要求，于是当晚苏日中立条约便签署了。这个条约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日方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不过，这项条约的签订也给苏联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中国政府早就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还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７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副外交人民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曾接见中国大使孙科�常ㄓλ�的请求）。中国大使坦率地说道：“有两个问题使我们感到不安：（１）据说苏联同日本之间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２）据说日本同英国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对我们不利。如果苏联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势必会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洛佐夫斯基就这种担心作了答复：　　　　
　　　　“至于日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苏联曾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日方拒绝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瞾矊矙矠是的，一年半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斯大林感到战争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便马上设法缓和东面的紧张局势。　　　　
　　　　在最后这五年里，苏联同日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如一些很厉害的摩擦，经常互致言辞激烈的照会，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较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参加条约的谈判和签字仪式时可能会想：政治真是难以逆料。苏联曾经多少次建议日本缔结这样的条约啊！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苏联军事实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武力同我们对话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好奇地读着条约俄文本上两位日方全权代表的签字：　　　　
　　　　日本外相，位列三位�常�一级瑞宝勋章获得者，松冈洋右。　　　　
　　　　日本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陆军中将，位列三位，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鸷勋章获得者，建川美次。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却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国家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才能够在某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人类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简单道理和必然性啊！　　　　
　　　　条约签订后，双方代表团像以往一样合影留念。然后，斯大林单独和松冈一起半拥抱着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因为“这是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重要步骤”。松冈也是喜气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如此亲热地在一起！这位瑞宝勋章获得者在签署条约以后认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大东亚地区”放开手脚去干了。松冈是根据早在１９２７年由田中义一呈报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则行事的。奏折把分阶段占领“大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目标。斯大林是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计划的。但他在此时此刻也别无选择，因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头疼。为了削弱日本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和松冈拥抱一下也是可以的。　　　　
　　　　晚上，松冈乘夜车启程回国。差几分钟就要开车的时候，斯大林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亲自来到车站同松冈道别。这一举动使日本外相十分吃惊。苏联领导者同日本人一一握手，并再次表示将重视已签署的条约以及同时通过的关于彼此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斯大林还抽空向为松冈送行的德国外交官员客套了几句。斯大林知道国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只要有利于遏制战争势力，无论同什么人交谈、会面或者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　　　　
　　　　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但斯大林看出，战争的阴云正在密集。他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不愿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于这两种假设，他总是反复地说：“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不要理会他人的挑拨！”柏林方面终于摸透了斯大林要赢得时间的方针，开始变得更加猖狂了。例如从１９４１年初开始，先后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连续不断地侵犯苏联边界，愈来愈深入苏联领空。即使飞行员遭到迫降，也总是很快就连人带飞机交给德方。有一回，那是在开战前不久，我国边防军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边界的德国侦察机，两名法西斯飞行员也一同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了肇事者，还往柏林发去一封电报：“斯科尔尼亚科夫：请立即拜会戈林，并就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瞾矊矚矠　　　　
　　　　由于没有希特勒的帮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尔干站住脚，于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军队要完全服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指挥为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希特勒军队着手集结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于４月５日缔结。斯大林想以此告诫柏林最好不要把战争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号”：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德国军队便进犯南斯拉夫。元首对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根本不理会，就像不理会斯大林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那样——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把巴尔干半岛东部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它不能不关心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　　　　
　　　　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１９４０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　　　　
　　　　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　　　　
　　　　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胳膊：　　　　
　　　　“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　　　　
　　　　“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　　　　
　　　　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希特勒签署了２１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入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瞾矊矝矠。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　　　　
　　　　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瞾矊矞矠　　　　
　　　　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想上的联系”。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曾连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许多问题。而苏联领袖就如下问题所作的答复也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这是不能预言的。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优点。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弱点”　　　　
　　　　由于斯大林很少会见国外的外交家和外国记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成了一件大事。据一些参加过会见的人介绍，斯大林在谈话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偶尔也打一下手势或眯起他那双有神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会见，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谈话结束时简短地总结一下。葛罗米柯记忆中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瞾矊矟矠。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个月里，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种情报，说德国正在明目张胆地准备进攻苏联。侦察部门、外交官以及苏联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断地发出警告。有些消息来自美苏两国政府。１９４１年４月，当上了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特意写信告诉斯大林，德国军队正在大批地调往东部。斯大林仔细看了这份情报，但他以为英国首相是想让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于是便索性置之不理。　　　　
　　　　当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那些零星消息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材料的时候，苏联政府打算看一看柏林对这些事实作如何反应。作为试探，苏联决定发表一项塔斯社声明，直言不讳地指责德国没有遵守条约中的条款。斯大林本人赞成这样做。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可悲的塔斯社声明，实际上是呼吁德国同苏联就双边关系问题重开谈判。顺便说一下，在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军界领导人最后一次开会研究如何开始具体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可以把谈判拖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今年进攻苏联的问题了。斯大林不无根据地认为：在夏季末，尤其是在秋天，希特勒是不敢发动战争的。这就意味着苏联至少将会得到７至１０个月的准备反击的时间。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斯大林想的已经不是战争还能推迟多少年，而仅仅是还能推迟几个月。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英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争将要爆发，但我认为我还能赢得六个月或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瞾矋矓矠　　　　
　　　　塔斯社的声明谈到，英国的报刊，也不仅是英国的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附近，准备发动进攻”。声明接着指出：“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仍在被不断地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还说，从苏联掌握的材料来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　　　　
　　　　战后，某位苏联上层人物就发表这样一项令人奇怪的、使苏联人民受到蒙蔽的塔斯社声明进行解释时说，这是一次很平常的“外交试探”。就算是这样，是一次对潜在敌人的试探。但是，千百万苏联人、陆海军全体官兵无疑也看了这项声明！如果这次试探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不通过内部公务渠道至少向高级指挥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的领导人把问题说穿呢？著名军事首长列·米·桑达洛夫回忆说：人们对声明理解得很绝对，“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瞾矋矔矠　　　　
　　　　这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个人在没有对所有并发的和派生的现象进行必要分析的情况下作出决定造成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声明。与此同时，习惯于对一切都坚信不疑的苏联人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不大可能马上爆发。看来，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里过高地估计了外交的作用。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显然在把战火烧向东方，斯大林却依然迷恋于塔斯社声明以及一份份的照会和信件，没有下决心尽快地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要斯大林放弃秘密的、讨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动而采取坚决的军事步骤，当时非常困难。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5）

　　　　莫斯科在紧张地等待着柏林的反应。但苏联大使馆发回的密码电报说：德国官方人士对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的塔斯社声明根本避而不答。对于苏方曾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柏林官方并未作出反应。于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这一事件约见了德国大使，并请他说明柏林对塔斯社声明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全权代表也在德国首都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选择。那个“Ｘ”日子已经临近。在可怕的入侵到来之前的最后日子里，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