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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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他的“消灭俄国的计划”。下面我从法西斯元首这封信中摘引几段话：　　　　
　　　　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经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给您写这封信的至于对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我希望，那时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长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共同基地。领袖，不管现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时我不得不把６０或７０个师留在俄国，这个数字也只不过是我目前应当经常保持在东部边境的兵力的一部分。　　　　
　　　　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本性、我的思想观念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阿道夫·希特勒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　　　　
　　　　 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德国战争机器的弹簧已经按压到了极限，马上就要作命运攸关的一跃了，斯大林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这场可怕的冲突能够推迟（哪怕几个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无反应。他们主意已定：摆弄外交姿态的时期已经结束。用战争对话的时期开始了。　　　　
　　　　2．致命的错误　　　　
　　　　战争之门随着战争的临近似乎开得越来越大了。入侵开始时门户是很大的：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没有办法把大门紧紧闭上了。斯大林到最后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还在一个小范围内说：　　　　
　　　　“看来，明年（即１９４２年。——本书作者注）５月冲突将不可避免。”　　　　
　　　　但是厄运难逃的一天越是临近，下述一点也就越来越清楚：战争迫在眉睫，而国家和军队却还远远没有作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尽管应当指出（何况人们有时还忘记这一点），战争前夕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按照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３日即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会议之后发到军队的总参谋部的专门训令，内地各军区的大批军团和兵团开始开往边界地区（第１６、１９、２１、２２集团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的决议，这些军团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组成统帅部预备队。但是，有一些军团自然未能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到达指定地区瞾矋矕矠。　　　　
　　　　斯大林考虑到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意军事院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队，那里非常缺乏他们这样的人。斯大林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某些大规模的行动，如征召近８０万“预备人员”，使边境几个军区的２１个师得到了补员。遗憾的是，这些步骤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２至３周内才采取的　　　　
　　　　国防人民委员于６月１９日向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机场、车库、基地、仓库等加以伪装，把飞机在机场上分散开来。但是命令刚刚开始执行，就集团军野战指挥所也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挪出去。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无可救药地姗姗来迟。而即使是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乐意采取，他老是强调自己那个固执的念头，说什么所有“这些步骤会把德国军队挑动起来的”。为了得到斯大林对技术性措施的批准，铁木辛哥、朱可夫有时候不得不就某一个问题向斯大林报告两三次。人民委员会主席虽然同意这些军人的看法，不过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战线的西方并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同一个思想：德国人应该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是极不理智的。不过极不理智也可能成为现实。须知历史的发展主要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没有终极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显然是直线的单维的逻辑看问题，是大错特错了。然而谁也不可能产生去纠正“领袖”的想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一贯正确”。　　　　
　　　　斯大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围一班人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对这一点只能猜测。尽管后来在与丘吉尔、朱可夫的谈话中，而且在战后，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各方面军司令员时的讲话中，他鼓起勇气概括地谈了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这些场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这首先是他本人的错误。这一点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错误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不正确的推测、未经证实的预报和侵略者的暗算。这一切当然存在。但是失算、错误、不可饶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　　　　
　　　　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　　　　
　　　　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瞾矋矖矠　　　　
　　　　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３５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瞾矋矘矠”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它们表现在何处？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瞾矋矙矠。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　　　　
　　　　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瞾矋矚矠　　　　
　　　　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１９４１年６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瞾矋矝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瞾矋矞矠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　　　　
　　　　“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　　　　
　　　　《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