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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ナ切枰�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　　　　
　　　　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过高。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　　　　
　　　　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④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1）

　　　　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２５０日（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１６年７月２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　　　　
　　　　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　　　　
　　　　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８月８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１９４１年５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　　　　
　　　　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　　　　
　　　　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　　　　
　　　　“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　　　　
　　　　“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　　　　
　　　　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必须带上准备好的建议、结论、评价。这有助于最高统帅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断人、决策者的角色。　　　　
　　　　大本营的成员们知道，在国防委员会中每一个人都负责一定的部门如弹药、粮食、飞机、运输、外事等等。大本营没有这种分工。它在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管理机构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实行日常的领导。大本营在各部队的代表机构，开始“随意地”代替大本营的参事起作用。应该说，斯大林几乎不把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由于他自己不爱到外地去（除了战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最初还有梅赫利斯，虽然他们每人都担负有某种主要职务，还是经常要到部队去。最高统帅要求他们每天向他作书面报告或打电话作口头报告。如果大本营代表的报告由于某种原因被耽搁或让人转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这样做时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由于报告作得不经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大林的申斥。还有一次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也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态度一般很好，如果说斯大林也有“态度好”的时候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封电报，不过它被大大简化了。我现在从大本营的档案库中把这封电报全文引出来：　　　　
　　　　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经是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而您还没有把８月１６日的作战总结和您对于形势的估计报送大本营。　　　　
　　　　我早就要求您，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每一天的作战结束时给大本营送来专门的报告。您几乎每一次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８月１６日是西南方面军重要战斗的第一天，而您是大本营派往那里的全权代表。而您竟然又忘记了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您不能借口说时间不够，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前线的工作不比您少，可他还是每天都给大本营送报告来。您和朱可夫的差别在于，他有纪律，没有失去对大本营的责任感。而您缺乏纪律性，常常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责任。　　　　
　　　　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哪怕一次忘记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您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从前线召回。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⑤　　　　
　　　　这是最高统帅通常的作风。凡是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部队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元帅、高级军事首长，举不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遭到斯大林申斥的痛苦时刻，而这种申斥往往是不该遭受的。这一次就是华西列夫斯基送了例行的报告，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交到斯大林手里。接着就迅速作出了反应。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2）

　　　　如果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战线某一地段后，那里的局势没有好转，就会马上作出“结论”。例如，１９４２年２月，斯大林派伏罗希洛夫到沃尔霍夫战线。这位元帅，“领袖”的这位昔日的亲信，在此之前已经牢牢树立了平庸统帅的名声。伏罗希洛夫这一次也没能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当斯大林通过直通电话建议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他不知所措，便拒绝了。这使最高统帅简直无法容忍。一个多月以后，伏罗希洛夫从前线回来，斯大林口授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正式作为政治局的决定。现在把这个文件引来，虽然稍有删节，也是颇有兴味的。　　　　
　　　　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现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通过的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的决定通知如下：　　　　
　　　　第一，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同芬兰的战争，暴露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落后状态。红军中缺乏迫击炮和机关炮，对飞机和坦克缺乏精确的统计，军队缺乏必要的冬装，军队没有压缩食品。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炮兵管理总局、战斗训练管理局、空军管理局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中，工作杂乱无章，军事院校办得很差所有这些都拖延了战争，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不得不在１９４０年３月底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承认暴露出来的问题——自己对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不力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解除伏罗希洛夫同志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第二，在对德战争初期，伏罗希洛夫同志被任命为西北方向总司令，主要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后来事实表明，伏罗希洛夫同志对被委托的工作不能胜任，不善于组织列宁格勒的防卫。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下令在民兵部队中选拔营级指挥官——这道命令已经根据大本营的指示被认为是一道会瓦解和削弱红军纪律的命令加以废除；组织列宁格勒的军事防御委员会，而他自己却不参加这个委员会——这道命令也被大本营作为不正确的有害的命令加以废除，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可以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加入防御委员会理解为他不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醉心于建立装备很差（手枪、长矛、匕首等等）的工人大队，却忽略于组织列宁格勒的炮兵防御由于以上原因，国防委员会不得不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从列宁格勒召回　　　　
　　　　第三，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请求，他在２月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沃尔霍夫战线帮助战线指挥部工作并在那里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沃尔霍夫战线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联共（布）中央希望再给伏罗希洛夫同志一次利用自己在前线的工作经验的机会，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直接负责指挥沃尔霍夫战线。但是伏罗希洛夫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不愿意对沃尔霍夫战线承担责任，尽管这条战线现在对保卫列宁格勒有决定意义；他的借口是，沃尔霍夫战线是一条困难的战线，他不想在这件工作中弄得身败名裂。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定：　　　　
　　　　第一，认为伏罗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委托他在前线担负的工作。　　　　
　　　　第二，派伏罗希洛夫同志去后方从事军事工作。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⑥　　　　　　
　　　　这个决定显然是斯大林的创作，因为它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最高统帅没完没了地重复“伏罗希洛夫同志”，实际上是要说明过去的“第一元帅”毫不中用。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幸运，他没有像库利克元帅那样被革职。伏罗希洛夫还在斯大林死后重新露面，并且在１９５３年当上了苏联的国家元首　　　　
　　　　一般说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惩罚、严厉的工作作风。不过，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这个决定看来还是公正的。　　　　
　　　　要是别人，那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前线失利，报告作得不好，不仅会立即被撤职，而且会遭到逮捕以及最悲惨的后果。这里举两三个例子。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按照大本营的命令，西方方面军的第１６集团军开始进攻：从苏希尼奇西南地区自北向布良斯克发动突击。但是敌人的防御很坚固，进攻受挫。在接到总参谋部２月２７日的例行报告后，斯大林确信，该集团军实际上在原地踏步不动。斯大林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未进一步查明，便口授了大本营的第００４５号命令，命令中说：　　　　
　　　　解除科涅夫上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因其未能完成领导方面军的任务，调其到大本营来分配工作⑦　　　　
　　　　有时情况比这还要糟。我们知道，科涅夫后来还有从最好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机会。许多人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送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同志　　　　
　　　　立即逮捕执行第４４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达希乔夫少将并将其押送莫斯科。马上采取措施，对第４４集团军的部队立即进行整顿，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保住费奥多西亚市⑧　　　　
　　　　在干部问题上斯大林从不动摇。我已经指出，他的作风是不断调换司令员，对于这种调换，周围的人常常不大理解。他不知为什么认为，这种“王车易位”能够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对斯大林，自然，谁也不敢顶嘴。同一个科涅夫不久以前被撤职后又重新得到任命，可是又不知为了什么惹得最高统帅不愉快：　　　　
　　　　由于另有任用，解除科涅夫上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　　　　
　　　　约·斯大林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３日⑨　　　　
　　　　科涅夫在战争中总共连续指挥过六个方面军有时给人一种印象，对斯大林来说，战场好像棋盘，他喜欢经常挪动棋子。例如，叶廖缅科，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对他非常赏识，尽管常常骂他；他在战时指挥过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一新编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南方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这位后来的元帅换过１０个方面军，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斯大林喜欢叶廖缅科有信心。最高统帅记得，在１９４１年８月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通过“博多机”召见他的情况。　　　　
　　　　斯大林：斯大林在电报机旁。您好！是否应该解散中部方面军，把第３集团军同第２１集团军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归您指挥？我所以征求您的意见，是因为叶弗列莫夫的工作不能使莫斯科满意如果您能保证打垮古德里安这个坏蛋，那么我们可以再给您派几个空军团队和几个火箭弹连队。请您回答。　　　　
　　　　叶廖缅科：您好！我回答。关于解散中部方面军，我的意见是：由于我想打垮并且一定要打垮古德里安，需要牢固地保证南线因此我请求把同第３集团军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交我指挥至于古德里安这个坏蛋，我绝对保证努力把他打垮紒紛矠　　　　
　　　　虽然叶廖缅科“绝对”没有打垮古德里安，但是这位军事首长的信心却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大本营里的工作秩序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安排的。他开始工作不早于午间１２时。但是研究问题几乎要到次日早晨４、５点（中间有休息——斯大林通常在白天稍睡一会儿）。总参谋部、人民委员会、党中央、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不得不去适应最高统帅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昼夜要向最高统帅报告两次各条战线的情况。总参谋长或他的一个副手，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