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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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２款判处在劳改营剥夺自由２５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斯大林之死才给捷列金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同惩办机关代表发生极小的磨擦、向他们白一下眼和些许表示不恭，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东西。列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在大震荡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权。它还不完善并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宁在人民政权中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顾法国革命时，对倒退运动的不可逆转和存在残忍扑灭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对他来说，“热月”一词是旧事物复辟、反革命和叛变的标志，是对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进行欺骗的标志。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词的地方使用“热月”一词并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领袖”则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那种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危险性上。这种危险性是具体的，即“人民公敌”的存在。这个对苏联历史来说是令人痛苦的名词，是从１８世纪传到我们的悲惨的现实中来的。对斯大林来说，“人民公敌”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甚至是潜在地对独裁构成威胁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巩固独裁上，自然是冒充为“巩固社会主义”。为此，需要一个他亲自创建、领导和监督的庞大惩办机器。　　　　
　　　　在人民、国家和党之上布满了可怕的惩办机关网。暴力的绝对化，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建立一个监视每个在威胁面前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公民的庞大体系。“领袖”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它变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生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　　　　
　　　　但是“领袖”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建立的社会的稳固性。他死后，真正过了不多的几个小时，继承人就开始背叛了他的遗训。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就开始了十年的苏联改良主义时期，它触及了生活的一切领域。这十年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特别是同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的那些改良不应估计过高。这一时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点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彻底、言犹未尽。但是最主要的已经作了：结束了盛行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怖状态。自由获得了实现自己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遗产”开始腐烂时发生的。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3）

　　　　今天我们观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仍然好像在鸟瞰历史。我想再过几十年，苏联人民史册上的这些黑暗的篇章从更长的时距上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准确得多。过去的事离今天太近，它还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顶峰。在描述了它即顶峰之后，我不企求显现冰山的全貌。　　　　
　　　　我再说一个近乎异端的思想。可能是极其异端的思想。其主要之点如下所述。读者记得，本世纪初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轰动一时的抨击性预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场５笔卑阉�评为独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现在我想许多人对这个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缺乏才能，然而倾向神秘主义，他预言般地写道：“不要怕任何诱惑物、任何诱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会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内部的、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个——奴隶性和最坏的奴隶性——市侩气和最坏的市侩气——下流气，因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而是新的实在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绘的还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瞾矈矔矠　　　　
　　　　批评家们把奴隶理解成无产者，想来是徒劳的。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抨击性小册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里谈的是“精神的奴隶性”。按他的说法，独裁者、“由官阶表构成的万里长城”、“东正教的形式主义的死板实证论”和“黑帮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隶性中存身。实际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奴隶性和下流气是反自由的同义语。可能，作家并不想看得那么远，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仅仅借助于“宗教界舆论”和知识界的复兴来拯救俄罗斯，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践踏自由总是造成出现“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胁。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的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现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无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结成紧密联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条主义的下流人对抗的话，这种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辩的。而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些，是因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总是越明显地出现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这一真理对２０世纪初来说曾是正确的，我想到了２１世纪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长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读他的作品的方法与本世纪初人们在血淋淋的阶级会战的慌乱中的读法不同。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类的真理存在着，它们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它们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智慧的无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对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遗产”是绝对不能列入这些范围的。　　　　
　　　　“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独裁制度下表现得最凶狠。而看起来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权力集中在很少的几个人手中，最后又把它交给一个人。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性。他在革命后立即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抗议时写道：“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一切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使所有委员会充满了这些亲信，不费力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到那时我们就真的不会有党内的多数和少数了，因为我们那时就会实现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普列汉诺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当谈到青蛙为自己请国王时写道：“如果我们的党真的赏给自己这样一个组织，那它的队伍中很快就不会有聪明人和老练的战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于是中央鹤就无阻碍地一个接一个地吞食这些青蛙。”瞾矈矕矠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央鹤”吞食的决不是青蛙，它认为自己存在和活动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创建和发展人民政权，而在于强化独裁政治。甚至当斯大林自己感觉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毁掉他的时候，他再次检验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可靠性。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他突然谈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必要性问题。他预先知道，整个这出戏会如何收场。当然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于“解除”斯大林的职务问题连想也不可能想。这样想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假定一下让斯大林离开书记岗位而保留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会从这个高位去屠杀同意他下台的人。但是这是我说的假设，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然而在死前的几个月，他还是决定再次对周围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忠诚进行检验。新的中央委员按照斯大林的意见经受了这种斯大林式的检验。　　　　
　　　　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对于人本身，对于人作为社会现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从来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人（而缺少这个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遗产”的实质）只是作为同盟者、敌人、执行者、“螺丝钉”的人。不错，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对“高级人物”、名人、有“贵族血统”或出身名门的人发生过兴趣。在这种场合，斯大林对他表现了真正的兴趣，发出了相应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这些人的命运的快乐。现举二三例于后。　　　　
　　　　监禁在莫斯科郊区“特别设施”中的保卢斯元帅，同苏联当局在转授和总结军事经验方面进行了合作。他曾几次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返回祖国，尤其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态度向好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好几年过去了，斯大林没有释放俘虏。终于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内务部长的报告：　　　　
　　　　呈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向您报告，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５日夜，原德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发生了短时间丧失知觉的昏厥。同保卢斯一起居住并为他服务的有他的私人传令兵、战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厨师、战俘若尔日。由于长期的俘虏生活和解决他的遣返问题毫无消息，元帅开始出现神经错乱。我认为，对保卢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是适宜的。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９日瞾矈矖矠　　　　
　　　　斯大林最终同意拟订遣返保卢斯的程序。这个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个象征，他实在难下决心与其分手。　　　　
　　　　当斯大林获悉，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萨克森靠近罗塞尔城堡的村庄里发现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尔米娜·冯·普赖琴，他认真想了一下说：“要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　　　　
　　　　稍早一些，有人报告斯大林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发现了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理卡巴莱罗，他的身体状况极其虚弱。斯大林在３０年代末同他有过交往。仅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着。”不管怎样：总理、君主、统帅是“他圈子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也可以予以关照。　　　　
　　　　斯大林也曾过问满洲皇帝溥仪的命运。在击溃关东军以后，皇帝和他的家人及仆从被送到赤塔，而后又转送到哈巴罗夫斯克。显然，对他进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原满洲皇帝于１９４９年中期给斯大林的信就是证明。我现在从这封信中摘引几段。看来，这封信使虚荣心很强的“领袖”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他没有觉察到“机关”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话。　　　　
　　　　呈斯大林元帅：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幸。我一直对您怀有深沉的爱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关于自己想留居苏联的愿望。过去日本军阀限制我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了解苏联的真情４０年来我第一次读了您的书《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现在我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苏联政府废除了死刑。这是苏联在维护人道方面的新纪元　　　　
　　　　过去我请求留居苏联。至今尚未答复。我想在这里工作。愿您永远健康和幸福。　　　　
　　　　爱新觉罗·溥仪瞾矈矘矠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4）

　　　　斯大林读了译文，好奇地看了整页的象形文字很久，并突然对贝利亚说：“我们大概得把皇帝转交给中国人吧？”皇帝的命运——还可以屈尊作出个人的决定。而最好是整个解决一下在清单上开列的人们的命运吧。这是一些长长的清单，没有尽头的清单　　　　
　　　　斯大林在社会中取消了任何的选择余地，使自己的遗产成为单维的消极的东西。他大概没有猜想到，他的历史性失败来得竟是这样快。他在最后几个月中，把自己的一些简短批示留在放置他不大看的那些文件的角落里时，他举起左手掌对着脸，好像是遮挡阳光。习惯！在一幅早期的照片上，斯大林也是这样的姿态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没有刮脸，穿着破旧的皮靴和污迹斑斑的旧大衣，头发蓬松，而一只手在眼前遮住光线现在他是大元帅，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独裁者。可是这个手势——不，不是让“领袖”避开阳光。他是无意识中想使自己避开即将来临的历史性失败。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1）

　　　　赫鲁晓夫走上了苏共二十大的讲台。大会的代表们听了他的报告，无不为之震惊。主席团的场面模糊不清了，似乎有两个人在台上独唱：一个是赫鲁晓夫，另一个是十分熟悉（但现在变得陌生了！）的幽灵。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他那有名的“秘密”报告时，“二十大”的代表们只能产生以上这种印象。约１５００名代表紧张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死一般的寂静有时被愤怒和惊叫声所打破。赫鲁晓夫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在赫鲁晓夫的左右随时都有个幽灵在显现。第一书记用他特有的语调不知不觉地、同时又非常迅速地塑造着“各族人民领袖”的崭新的形象。很快，会场中心似乎只剩下一个舞台，台上有两个人在表演：一个是党的新领袖，约三年前死去的那个独裁者的一位前忠实战友；另一个是谁都十分熟悉的已不会说话的“领袖”，他在此处真正的历史舞台上已完全改变了面目，成为血腥而恐怖的暴君。这是一个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常的时刻。　　　　
　　　　似乎，赫鲁晓夫是把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召来了。看来，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学院演讲时说过：“面对过去往往给人以某种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感觉，而不仅仅是属于那种经验过的现实，它像梦魇一般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才能达到某种新的高度”瞾矈矙矠确实，在作这个报告以前几个小时，谁也不能设想，党在多年的停滞和蜕变以后，居然还能达到这种“新的高度”。尽管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周围其他的人一样，要对那些违法行为和恐怖行为的年代负责，但那天在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建立了真正崇高的历史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刚死之后，党的领导中就已经开始了不大明显的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过程。在贝利亚被捕并处决以后，进程的速度加快了。这一行动使新的领导能够更深入地大规模地审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这对他的许多战友来说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决定后不久，在党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斯大林时代滥用职权的罪行。第一书记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并非如他想让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出于“良心的召唤”。问题在于：就在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宁身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不断收到大量来信，写信的都是曾经被长期关在铁蒺藜“圈”内的人，是家属和亲人，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议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们相信被践踏的正义一定能得到恢复。　　　　
　　　　赫鲁晓夫吩咐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综合报告，这些报告结合已经宣布撤销的“列宁格勒案件”，结合一些来中央告状的犯人的已经重新审查过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许多控诉都是罪恶的捏造。情况已经很明显，在一两年之内，根据第５８条各款被判刑的许多人将服刑期满，这些人必然会被遣送回家。他们身上已留下永恒的创伤和困惑，他们将要求惩办罪犯。这时，斯大林和贝利亚均已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把他们送到劳改营监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感觉到，党和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和重大的抉择。成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激烈反对。但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当时尚在动摇的马林科夫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委员会成立了。领导人为波斯佩洛夫，他曾长期担任《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担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下令，允许该委员会去查阅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应该说，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过，他像几年以前一样努力，那时，他和亚历山德罗夫、加拉克季昂诺夫、克鲁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编写《斯大林传略》。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全体成员作了报告。第一书记终于明白了，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将有关斯大林的谎言、神话和传说彻底揭穿，他自己就会在政治上完全毁灭。　　　　
　　　　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谈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问他的同僚：怎么办？委员会的结论如何向大会代表们传达？由谁来传达？让波佩洛夫来传达，好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很长时间内表示坚决反对，有时态度还十分激烈。这些激烈的争论虽然并未作记录，但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反对报告的几位同志也有他们的“强有力的”论据：有谁强迫我们把这些“丑事”抖出来吗？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吗？赫鲁晓夫本人是否清楚，公布委员会的结论会引起什么后果？最后，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就没有（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去那些破坏法制的行动？这一切危险难道都不应估计到吗？但是赫鲁晓夫胜利了。２月１３日，中央通过了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不决。但他记起了遭到监禁的人们的来信，想到过去那些丧失理智的年代，他愈来愈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行为、破坏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长期隐瞒下去的。人民迟早会了解真相。必须争取主动并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全党。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把真相告诉人民。　　　　
　　　　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似乎即将像通常那样胜利结束，以便在其他同样呆板的、“有组织的”、立即被报刊称为“历史性的”代表大会中占一席之地时，一件主要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布，将召开秘密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布尔加宁请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言。这是赫鲁晓夫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对“领袖”表示过反对意见，这时却突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偏见。正像后来才弄清楚那样，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步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过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显眼的执行者，但一当上党的最高领袖，他却成为一位处事果断、　有时不免冲动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报告以及内政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寻常措施，在赫鲁晓夫的履历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骤，如为了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恢复关系，跑去见铁托，在古巴安装核火箭，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匈牙利事件时采取坚决行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友好关系，对毛泽东毫不妥协，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具有复杂而矛盾的个性。正如这些事件所证明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并不具有坚韧不拔、勇于负责的精神。但是，这里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政治能力显然估计过高。有时，他采取的步骤看来干脆就是未经深思熟虑并且缺乏远见的。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号人物的作用绝对化。斯大林以后的政治体制照样不能避免恺撒主义，颂扬领导者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新形式的崇拜。赫鲁晓夫的活动只是证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属性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病。　　　　
　　　　不过，我不得不离开本题。但非此不足以说明党的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即斯大林主义首次受到可怕的打击。这是建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达３０年之久的“领袖”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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