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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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总之，那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有两个主角：疯狂的赫鲁晓夫和幽灵般的斯大林。会场上寂静无声。只听到第一书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共１５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又都是独立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薄弱的。例如，报告人在阐明关于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样一些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时，却突然又谈论起“人民的敌人”，接着又回过头谈起列宁和党内的反对派、集体领导等比较一般的问题。有几个主题一再重复，如恐怖行为的责任、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恐怖行为等等。在《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中，还阐明了斯大林与战争、同南斯拉夫发生的冲突、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专题。　　　　
　　　　赫鲁晓夫开始时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人已经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战争和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期大林的个人崇拜究竟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一定的阶段成了给党的各项原则、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造成一系列严重而极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会场上坐着那些代表第一次（！）获悉原来还有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对斯大林作过评价。这是一种启示：真相将最终从禁锢中摆脱出来。赫鲁晓夫虽然还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说出了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即列宁时期与反对派的斗争只限于“在思想基础上”进行。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2）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４００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　　　　
　　　　赫鲁晓夫希望，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在党内讨论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现象。对于这点，报告人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作了坦率的声明，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因此，我们只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我们得有个界限，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我想，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这位革新者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身上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妙　　　　
　　　　呈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作战的歼击营请求国家拨给以下物资。计　　　　
　　　　　　制皮靴用粗呢　　　　　　　　　１０４３００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软革　　　　　　　　　　　　　７７４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２０３８０分米　　　　
　　　　　　　　　 　　　　
　　　　　　制内衣用棉布　　　　　　　　　　　　　　　　１９６０００米　　　　　　　　
　　　　　　　　 线　　　　　　　　　　　　　　　　　　　５２５筒　　　　　
　　　　 尼·赫鲁晓夫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８日瞾矈矚矠　　　　
　　　　不难想象，如果领几筒线还必须向“领袖”打报告，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战友们恐怕什么都得经过批准。很自然，对斯大林主义首次进行了强有力打击的赫鲁晓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耻的东西。　　　　
　　　　赫鲁晓夫的全部不彻底性，模棱两可，吞吞吐吐，在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瞾矈矝矠中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虽然也想揭露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却更明显地暴露了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妥协。决议中还断定说，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严重错误”。在揭露形成反列宁路线现象的“客观条件”时，决议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论点：“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接下去又说：“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在对个人崇拜这一丑恶现象进行说明，不如说是在对它进行辩解，赫鲁晓夫复活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好像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情况远非如此。　　　　
　　　　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3）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１９５６年６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３０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１９８９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５０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瞾矈矞矠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诞辰１００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瞾矈矟矠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