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　　　　
　　　　２１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从列宁３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　　　　
　　　　“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我守着热咖啡等到４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了”　　　　
　　　　傍晚，１８点５０分，列宁去世了。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１月２２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　　　　
　　　　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　　　　
　　　　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　　　　
　　　　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紗紦矠　　　　
　　　　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　　　　
　　　　２２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１月２７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１月２６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　　　　
　　　　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紘紛矠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　　　　
　　　　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紘紜矠。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斯大林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1）

　　　　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　　　　
　　　　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的列宁的信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１２月２３日至１月２３日口授的札记，共１３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紘紝矠　　　　
　　　　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紘紞矠　　　　
　　　　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　　　　
　　　　“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紘紟矠　　　　
　　　　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　　　　
　　　　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　　　　
　　　　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入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紘紡矠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　　　　
　　　　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２０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　　　　
　　　　“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尅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2）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