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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边 美国那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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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律师目前是非常紧缺的。社会发展中矛盾非常多，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中，买房合同、拆房合同和物业合同，有许多与法律相关的事情需要办。只是这一个行业就需要许多律师，特别是对专业律师的需求。许多人只是受过法律训练，没有行业经验，但也不难找到机会。由于律师紧缺，因此收入高。老百姓对律师的印象很好，这主要是因为来自电影里对外国律师的好印象。真正接触过中国律师的人，好感明显会下降。一是律师要价高；二是服务中拉关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专业化程度低，远不像电影里律师进行法庭辩论那样精彩。
现在，律师的作用在提高。以前，律师主要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律师介入到了司法中更多的层面。律师介入到非诉讼领域，如股份制改造的法律见证书、侦察阶段的当事人权益保护等。但是，在这个作用提高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扩展过程中，律师服务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业务上。对于大量的民事诉讼，如家庭纠纷、家庭小额遗产以及离婚等等，律师不愿意去做，他们更愿意做上市公司见证和房地产等赚钱的经济案件。第二，虽然法律要求的专业能力在上升，但搞关系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律师的工作要求他们跟法官搞好关系。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一点，所以没有选择做律师。
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懂得事前制定合理的规则，事后很好地执行规则。我个人觉得，法律训练是一种规范化的训练。这对孩子教育非常有价值。我不鼓励、也不反对孩子做律师。但我建议更多的人去从事法律研究，尤其鼓励将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在实际的法律职业中如此多地不恰当使用关系，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工作品质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0：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当医生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医生要经历一条辛苦的路。在我毕业很早就参加工作时，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还在学习。他要成为医生必须先从大学毕业，再上4年的医学院，学许多专业课程。然后还有一两年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几岁，他还在接受培训。最后，他还要做见习医生。从22岁学习，直到34岁他才可以真正当医生。那个学医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当医生了。最后，他也娶了一个医生做妻子。除了明星之外，医生的待遇在社会上也是最高的，比律师还要高得多。医生平均一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这是美国对医生的服务和长时间牺牲时间的报酬。许多医生50岁就可以退休了。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的收入高，还与美国医院收费高有关系。医院的检验非常细致，服务成本很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也涉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医疗保险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费用也是。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从政的多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不多，但是也有。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医生出身。他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对医疗问题很关注，由于不满意原来的议员，于是就决定自己参加竞选。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改革排在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前五位以内。在普通大学生喜欢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排在前三名的。医生的声望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医院是国有的，医生都在国有医院工作。这使得医生的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却偏低。这与职业声望反差很大。现在，医院正在进行医疗服务改革。在医疗系统中出现了民营化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靠医疗服务致富的人。我去过一些医生的家，觉得他们的家都比较普通，但是都比较干净，自己家配备的药比较多。人们普遍认为与医生或者护士组成家庭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可以很好地保障家人的健康。现在，许多人觉得医院服务不好。医院人太多，医护人员态度冷漠，药价高，病人的误诊率也很高。这与医生工作强度大、管理不精细、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1：对教授直呼其名
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
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
袁岳（Victor Yuan）：
警察是个形象变化非常大的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警察的信赖度、亲切感都很高。那时，社会是静态的，但警察常常是动态的。他们总是来来回回的，比如，到你家里去，帮你们做一些事情。警察的职责常常是抓坏人、保障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违法犯罪案件增多了，警察本身也面临着适应局面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犯罪行为发生了；犯罪分子群体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警察还是以中等水平的教育程度为主；随着犯罪总量增加，警察的工作量增加但待遇没有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他们积极性不高、服务水平也没有提高。
人们对警察的总体评价不高。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相比，警察在人们有好感时还是排在最后一位。现在社会发展了，但警察的适应能力提高不够。警察工作多，工作累，工资还低，这使它被人们视为不太好的职业。在县和乡一级，人们很愿意当警察，变成稳定的、威风的国家干部。在中小城市，警察还算可以接受的职业。在大城市，则不算是好工作了。许多警察是转业军人、郊区农民。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这是对国家治理的一个较大挑战。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警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警察应该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应该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如果警察经常出现，犯罪分子就会减少，但现在的警察很少出现在街头。在我们看见警察时，往往都是出现了问题，并且警察的面孔都是很严厉的。应该让警察巡逻成为制度，提倡看得见警察，警察的出镜率（presence）对老百姓的心理安全很重要。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宣传警察的工作和特点，做好警察形象的传播和社区联系的工作。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主流上，美国人对警察的看法是很重视他们，并且认为他们让人有安全感，觉得他们会保护自己。但是有人指出，实际上，一个人对警察的看法跟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许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许多地方的黑人对警察没有特别好的感觉，他们觉得警察在骚扰他们。他们没做过错事，但警察抓他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认为警察是很好的。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引起人们对警察看法的争议。前几年有个著名的案子，有人控告警察开枪杀死了一个黑人。后来，发现那个人实际上没有枪，也没有犯错误。但是，那个警察后来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为作为警察，他并没有错。但白人警察杀了黑人没有受到处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一般不会当警察。现在，美国的许多警察都有学士学位。以前，他们的素质不高。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警察的职业化发展非常快。现在，成为警察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年收入为三四万美元，不是特别多。没有联邦警察、国家警察，只有地方警察。警察工作的风险大。美国政府很重视警察的职业培训。美国人觉得，一个好警察是任何事情都能帮忙的。比如，假设一个5岁的小孩在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滚到街上去了。因为他还小，不能去街上捡球。这时，如果遇到一个警察，孩子就会问他，能不能帮忙去街上捡球。这时，警察应该帮他捡球。总之，警察要乐于助人，在能够帮忙的时候帮忙。警察还要有幽默感。目前，警察录相带（police videos）成为了一种比较有趣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实录警察逮捕嫌疑人的过程，如何跟那些人说话。他们说话有时很有意思，电视台实录下来成为有趣的电视节目。在许多警察车里，都安装了摄像机拍摄下他们处理事情的过程。这是为了确保在办案过程中，警察不会滥用他们的权力。还有一点，美国人认为警察应该很注意自身的公共形象。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4：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三十几岁的人（像我这样的年纪）与更老的一代的差别在于，绝大部分人都没当过兵。我爸爸从1953年到1955年在一个空军基地服役过两年，当中尉。在美国，当兵是自愿的。没有必要像在以色列，男女必须为军队服役三四年。军队要求申请者的教育程度至少是高中文化。对于军官，经常要求大学毕业。西点军校就是有名的教育培养军官的学校。现在，美国军人的教育素质越来越高。
在美国，社会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会倾向于当兵。他们进入军队会得到很好的机会，例如有机会进入军队赞助的大学。他们在其他方面赚钱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军队，他们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是很光荣的。其次，还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也有不错的待遇，可以一步一步地往上发展。他们在军队服役20年之后，可以拿到数量可观的退休金。还可以做二三十年其他工作。
社会如何看待军人呢？总的来说是尊重和感谢。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战争的士兵，都会受到尊重。无论美国人是否支持政府，他们都会尊重军人为国家的服务。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军队有200万人左右，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参军是义务制，实际上有些像募兵制。每年都有招兵季节，体检、政审和加入训练。有些兵种用人紧俏，需要拉关系才行。比如，要成为女兵就需要拉关系。还有技术兵，如汽车兵等，对将来就业有帮助，也需要拉关系。
愿意当兵的人或愿意送孩子当兵的父母一般是经济条件较差的，这与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以前，优秀青年才当兵。当兵的转业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转业军人通常优先就业。如果在部队当了官，还能带随军家属。现在，士兵的待遇降低了。另外，他们也有了其他更多更好的就业渠道。所以，弱势、经济条件不好的年轻人选择当兵的会多一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当兵的多一些。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南部和乡下当兵的多。当兵最多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
袁岳（Victor Yuan）：
有些家庭觉得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家长觉得军队是个管人的好地方。中国军队的变化，一是专业化训练增加，开始重视兵员转业后的出路问题。二是社会联系增加，战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军队中，无论士兵还是军官，待遇都不是很高。在职业转换上，军人逐渐只能靠自己了，不像以前由军队安排。以前，许多军官在转业后可以安置在政法系统工作。现在，政法系统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了，安排军官就出现问题了。社会上称“士兵”为“人民子弟兵”。解放军给人们的印象是社会救助者和保护安全者。在坐长途汽车时，如果车上有个解放军，你会觉得比较安全。另外一种说法是傻得跟大兵一样。在城市居住的人去当兵让人觉得家里条件不太好。现在，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5：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
袁岳（Victor Yuan）：
小时候，我们家那里的乞丐都来自另外一个更穷的县，几乎全部是。城市里的乞丐更加集中。现在，乞丐的重要变化是乞丐的职业化现象。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只有少数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成为专业乞丐的原因是收入有保证。每月1 500～2 000元，这已经超过了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且做乞丐的成本比较低。
从伦理上，人们觉得做乞丐怎样呢？乞丐人群主要来自比较穷困的农村。历史上，那些地区很穷，那里的人经常逃荒，那里有乞讨的传统。在湖南和山西的一些地方，有人靠乞讨盖起了小楼，而在家里种地的人，却盖不起楼。这让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乞讨。
目前，乞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人利用孩子强行乞讨，而且使用不当手段寻找孩子。还有人利用流浪儿强行卖花。大部分乞讨者都来源于跨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口、国际区、教堂，以及寺庙门口的乞丐，都有丐帮控制。乞讨现象在社会上还会继续存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认为在街上乞讨是道德不良的行为。现在，这种态度已经转变了许多。以前，我们把这些人叫“bums”（流氓），但这是以前的说法。现在的说法是“无家可归者”。现在的乞丐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一种是职业乞丐。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开车到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在红灯亮的时候车停下来，就会有人跑过来洗你的车，然后找你要钱。他们也算一种乞丐。还有，在华盛顿和纽约等一些大城市，有一些慈善组织帮助乞丐。比如，安排他们在街上卖报纸，赚一些钱。还有，有时你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Will Work for Food！”（我给你工作，你给我吃的），但这种情况较少。很少人真正雇佣他，怕带他回家有什么问题。
最近，中国乞丐的数量在增加。我经常看到有四十几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孩乞讨，但那个小孩明显不是她亲生的。许多中国人跟我说，这是欺骗行为，在她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在美国，很少看到这种情况。还有，在美国乞讨，只问一次。比如，他问你：“能不能给我点儿钱，让我买些吃的？”如果你说：“不行。”他就会说：“谢谢，打扰了。”他不会反复地问。还有，在中国，乞丐会拉你、碰你；在美国，这种身体接触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袁岳（Victor Yuan）：
我注意到，美国的许多乞丐是很年轻的，而且男性居多。还有，他们是领救济金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实际上，乞丐可以去收容所，找到地方睡觉，可以拿到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济。一般来说，乞丐不会在街上饿死、冻死。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6：原来领导实行家长制，现在是老板制
袁岳（Victor Yuan）：
11年前，我在机关工作，上级领导有许多。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领导了。刚离开学校工作时，觉得要为领导工作，帮助领导进步。当时，我时常指出领导的错误，领导很生气，说：“到底谁是领导啊？”我知道了，原来不能这样对待领导。自己做企业之后，觉得领导是政府，因为民营企业要遵守国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对领导还是蛮适应的。在社会组织里，领导还是可以与之谈判的。
现在，领导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若干变化。一是，原来领导实行家长制，现在则是老板制。原来领导就像不讲理的父母，你没有反驳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也不能开除你。现在，大家习惯将领导称为“老板”。这表明领导的决定权扩大了。他可以开除你，而且财务上对你的影响力更大了。但是，你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反驳领导了。二是，领导多元化了。行业协会、俱乐部和联合会，都有“头儿”，这样产生了许多领导，你有多个意义上的领导。三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做领导了。比如，你创办了一家企业，很成功，那么你就是企业领导了。或者，你经常在媒体发表一些意见，得到认可，那么你就是民意领导了。或者，你参与社会工作也有机会成为社会工作的领导。过去，“领袖”这个词不能滥用；现在，有些活动就可以命名为“青年领袖营”了。只要你能够推动某些事情，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最后，领导过去在我们面前依靠朴素的意识进行领导；现在，领导艺术和科学得到了重视。形象管理、资源协调和组织行为艺术都成为了领导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为政府工作了11年。我接触的领导基本上是政府中的。政府与公司一样，都有明确的级别制度。你知道自己的领导是谁，身份界线很清楚。但是，美国政府部门里平等融洽的同事气氛与合作精神都很强。刚进入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时，我只有24岁，研究生刚毕业。第一天到办公室时，我发现大家彼此之间都是直接称呼名字，包括对五十几岁的人。只要是部长级以下，哪怕他比自己年纪大许多，比自己资历老许多，都是直接叫名字。
刚开始工作，我也像你（袁）一样，很直率。有一次，我和一位领导参加一个讨论。大家都谈了许多意见。我没说什么。领导问：“大为，你要不要补充一点？”我就说：“实际上你说的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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