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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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鞴殴唬泄凶�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一岁。若说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则应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一个刚刚成立60多年、平稳发展不到30年的国家和有着35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就会有‘成长的烦恼’，会犯错误，会摔跤，但少年也充满活力，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这样一说，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看问题有失偏颇，混淆了几个“中国”的概念。
还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节目中播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度各项经济数据，其中GDP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7年来最低，而CPI增长创12年最高。这些数据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中国的表现成为了世界心理风向标，对很多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节目结束后我以个人名义接受了BBC的电话采访。这是一个全球直播节目，覆盖面很广，据说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挖钻石的工人打开短波也能收到。电话另一端除了主持人，还有一位《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主编。我首先陈述了我的个人观点，其实也就是刚才节目中的观点：“GDP增长9％的确不高，但是以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为背景，‘七年最低’说明不了什么。相对其他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失望。”
主持人问我是否介意接受现场辩论，而后那位主编开始慷慨陈词：“芮先生显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
我对此习以为常。西方媒体喜欢用“辩论”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话语直接，甚至颇具挑衅意味。通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我也自有应对方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这种时候首先不能生气，特别是直播节目，生气只会让自己跌份儿。
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在中国GDP增长的9％中，出口只占，说明中国出口依存度正在逐渐降低，经济越来越仰仗于内需拉动。即使2009年国际形势仍然难以扭转，中国的经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已经出台相应措施，正在积极解决。”
接下来的话开始针锋相对，我说：“您任意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能查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衰退’以及‘萧条’的准确定义。如果您说今天的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急于和我辩论了。”
采访结束后，我自己想想都不免发笑。若怀着初到耶鲁时的愤青心态，一点就着，恐怕我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如果你说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叫中国！”这样的“辩论”很没意思，也没有好的效果。有些“攻击”往往出于不了解，而我能做的就是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滴改变偏见，为中国多争取一些公正积极的印象。
33、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
4月19日晚，胡主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将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几张最好的票，请了姐姐、姐夫和几位国内的朋友，他们听说有这个机会，都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连夜飞过来。
当天晚上，胡主席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专设的晚宴。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民间友好机构，成员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政界人士。我作为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一员，有幸在晚宴中占据小小一席。那真是奇妙而难得的体验：祖国远在天边，主席却近在咫尺。
第二天，胡主席将赴耶鲁大学进行演讲。因此晚宴结束后，我带着一位朋友June又驱车赶往纽黑文，开了整整一夜。这位朋友是耶鲁大学给胡主席配的随行翻译。早在我就读外交学院的时候，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到访的朱镕基总理做过翻译了。她怕我开车打瞌睡，一路上不停给我讲笑话，所以自己也没有休息好。不过我们都十分亢奋。
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2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
中午，胡主席在莱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音乐厅（SpragueHall）做演讲。邵逸青也去了现场。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同声翻译的耳机，但是他没有用，他自信自己完全能够听懂。
胡主席的讲话极其精彩，我记得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呼吸着书香浓郁的空气，我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员。”音乐厅规模不大，美方安保人员不允许观众起立，但我还是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席鼓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
演讲之后是学生提问时间。主持人便是住在我们世界学者办公楼一楼的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他对胡主席说：“我们一共收到78个问题，但是我不会全部问的。”我至今还记得胡主席的轻松回答：“如果问题多的话，我就不走了。”台下师生报以友好的大笑。大家表现得很踊跃，对于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主席也都一一得体地予以回答。
后来邵逸青告诉我，那次经历改变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位生硬刻板的领袖，事实上，他非常幽默风趣。”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很多个夜晚辗转难眠。
作为唯一一个和胡主席直接交谈的学生，主席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学习一年。那天晚上，邵逸青为去世的弟弟点起一支蜡烛，与他分享这个成真的梦想。直到第二天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他相信那是弟弟的灵魂和他在一起。
34、走进神秘的耶鲁社团
2006年某一天，耶鲁，纽黑文。我接到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
打开附件，是一张带着奇怪水印花纹的文件，信很长。开头第一句话是：
“芮成钢先生，你已经被选择作为本社团周末晚间活动的特殊客人，希望你能按时来到我们的坟墓与我们共进晚餐并在餐后谈话。”
信的最后说，他们到时会在纽黑文某个小路口的某棵树下等我，然后一同走进他们的“坟墓”。他们在信中提出要求，无论我是否接受邀请，都永不泄露这个社团的真实身份，也不公开这封信的原件。
耶鲁有秘密社团世人共晓。秘密社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栋建筑，这些大房子风格独特，造型各异，基本上没有窗户，或窗户很小。从外面看，的确有些阴森，所以秘密社团的会员们把它们称为——坟墓（Tomb）。
我收到的邀请信，读起来虽然不是非常客气，但似乎能被邀请就是一件挺难得的事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去，毕竟，有历史的神秘总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秘密社团的成员只有大三的时候才能入会。你自己无法申请，但在一个规定的日子里，秘密社团的老会员们也许会突然拍拍你的肩膀——耶鲁的学生管这个叫tap。如果你被tap，就是被社团看中，然后必须完成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经住考验，方可入会。
但这个任务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可能就是让这个男孩戴上女人的假发，穿上恶俗的裙子，涂上口红站在马路上高唱3个小时的无聊歌曲。我曾在同一个晚上目睹多起这样的恶作剧，甚是好玩。
秘密社团其实没有那么“秘密”。马路上、宿舍楼里装神弄鬼的学生们，实际上就是在宣告他们的会籍资格。耶鲁同学之间也大都知道谁是哪个秘密社团的，只是这些会员自己故作神秘状，保持传统而已。就那么几栋没窗户的楼，都在校园里，进进出出的，自然谁也瞒不了谁。
再说那个赴约的夜晚。我按时到了那棵树下，一个学生走了过来，我和他竟然早已认识。笑了笑，他就带我走进了传说中的那个耶鲁秘密社团。
不能说的不说，能说的是：门很厚很重，一个人打开很费力。里面的确看不见窗户，一进去就看见地上的社团徽异常醒目。很长的楼梯和走廊，两边都是N多年来历届社团成员的黑白集体合影，里面有不少熟悉面孔。想要驻足仔细端详，却发现主人的脚步很快，回过头来说大家都在等我。
餐厅的屋顶很低，红色的调子，墙上挂着无数个金属的大酒杯，上面刻着历届每个成员的名字。十来个神秘的会员终于一一亮相问候。让我惊讶的是里面竟然有女生，这与传说中的不一样，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位有中国血统的亚裔学生。看来，秘密社团也在与时俱进，跨越了性别与种族的落后标准。除了年轻学生之外，还有一位70岁的老太太，据说是几十年前的会员，至今仍然列席社团的活动。
整个氛围和设计的确和一般的房子大相径庭，但和那部以骷髅会为原型的好莱坞二流电影《头骨》（TheSkull）完全不一样，电影毕竟是电影，太夸张了。晚餐之后，我被带到最大的房间，屋顶很高，估计是最高层，十几把高背的皮座椅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昏暗的大房间里，中间有灯光从顶上射下来。圆圈的中央依然是带着社团标志的地毯，有些肃穆庄严的感觉。
大家坐下，有那么点儿亚瑟王圆桌骑士开会的意思。他们开始轮番向我提问，从国家，文化到个人成长经历，什么都问，毫不客气。我一一作答，提醒自己一定要耐心：耶鲁是美国总统政要的摇篮，没准儿这坐在皮椅上的某位毛头小伙子或是女孩就是未来的椭圆形办公室主人或是国务卿。多年以后，他或她也许会因为今晚的谈话而记我一个人情呢——把“统战工作”开展到耶鲁秘密社团，从娃娃抓起！
一番讨论终于结束，他们开始进行难以理喻的神秘仪式，让我也一同参与，跟着又唱又跳又搂又抱……
这就是耶鲁的秘密社团，没有传说中那么邪乎，也不像电影里那么可怕。几个月后，在纽约与一位老友在酒吧小聚，他违规地向我承认：他是当年的一位骷髅会员。我立刻开始追问那些“阴谋论”话题，但我很失望，他也只和一两位当年的会员保持着联系，也就是偶尔喝喝酒叙叙旧，仅此而已，并没有阴谋操纵美国控制世界的野心。
之后，有幸发现另一位熟人，一位成功的世家子弟，当年也是骷髅会员，一番Q&A；答案也是一样，毕业后这么多年从未与当年的拜把兄弟们一起做过什么事，联系也不多。想想从前神秘兮兮的骷髅生涯，也就是付之一笑的同学少年罢了。
封闭导致揣测，揣测带来虚构。偶然造就传说，传说刺激现实。神秘的面纱揭开之后，不过如此。
又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餐桌上邂逅一位耶鲁毕业的中国投资人士。我突发奇想：建议他拉几个耶鲁中国校友捐资成立一个中国人发起的耶鲁秘密社团。他连声叫好。后来我们失去联系，不知道他是否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如果是，那么也许明年，也许后年，纽黑文的某条马路边上又会多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房子，也许屋顶是琉璃瓦。
35、和总理交朋友？天方夜谭！
和一个国家总理成为朋友，听起来有点儿邪乎，但其实也很自然。2005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初次相识。我应朋友之邀去一场饭局上蹭饭，他也在宾客之列。我把手机放在桌上便于随时查看。在正式社交场合此乃大不敬，不过当晚举座皆是熟面孔，也就无人追究。
吃饭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我没听见，有个脑袋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有短信，政治局的。”标准的普通话。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吃惊不小：“你说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真会收到政治局的短信，而是他一副西方面孔令我愕然。
他叫凯文·拉德（Kevin Michael Rudd），自幼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20岁时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和古代汉语，获得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在大学里，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并提出要求：“陆克文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要努力攻克中国文学。”
他的中文说得标准而流利，对中国的孔孟春秋、唐诗宋词十分熟稔。我们相谈甚欢，以至于晚宴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都取消了各自接下来的计划，决定一起出去逛逛。他带我走遍布里斯班的大街小巷，讲述城市的历史和每一个酒吧的故事。我们多数时候用普通话交流，遇到说不清楚的问题就改用英语。在街上走累了，他送我回酒店，又在大堂一直聊到深夜。话题之深广，思想之默契，都是久违的痛快。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的陆克文只是一名毫无架子的普通议员，比我年长整整20岁。按照中国的说法，应算“贫贱之交”，也叫“忘年之契”。
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我很早就预言他将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会说中文的国家领袖，他只是笑笑说：“未来谁知道。”我像他的经纪人一样，向国内媒体大力推广“陆克文”这个中国人感觉陌生的名字，告诉大家他很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下一任总理。无论我去澳大利亚还是他来北京，我们都会见面。常常在酒店房间里一个横在床上，一个斜倚在沙发上，交谈整整一下午甚至更久。心领神会，海阔天空，有青梅煮酒之畅快。
2007年11月，澳大利亚选战正酣，距离24日大选只有最后几天了。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领袖陆克文将赢得54％的选票，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他抽时间在电话中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我仍称呼他“老陆”或“克文”，他称呼我“小芮”。他向观众坦诚地讲述了他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将是怎样一个国家，会怎样与中国继续深化友谊与合作。通过这次采访，中国观众也领略了这位有着“中国通”之称的西方领导人的风采。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段很个人的话：“老陆，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非常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政治抱负，在大选中获胜；另一方面，我也非常伤感，如果你真的成为澳大利亚下一任总理，身份就不一样了。以后如果我再去澳大利亚找你玩儿，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澳大利亚多了一位总理，我可能会失去一位朋友。”说完这番话，我的鼻子还有点儿发酸。
而他这样回答：“政治生涯很难预料，未来谁知道？不管我赢还是我输，我还是老陆，你还是小芮，我们还是好朋友。”
2007年11月24日，他领导下的工党赢得了全国大选，战胜了霍华德领导的自由联盟党。12月3日，陆克文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刻对他进行卫星连线采访。
他已贵为一国总理。按照惯例，我应尊称他为PrimeMinisterRudd或MrPrimeMinister，但是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似乎有点儿说不出口。我从耳机里听到他走进房间，问他：“采访的时候我喊你什么好呢？”他笑着用中文回答我：“就喊‘大哥’。”当然，采访正式播送之前，总理办公室的人很严肃地告诉我，必须称呼“总理阁下”。
在其他时候，正如他的承诺，我们仍然是默契十足的朋友，有很多共同语言。我经常教他些中文笑话，那句早已过时的“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能把他逗得前仰后合。农历大年三十，他要乘专机出行，上飞机之前不忘打电话问候我们一家新年好。我和一群朋友到澳大利亚的一个岛上度假，恰好他也在那里开会，慷慨地在酒店房间里“接见”我们，喝酒聊天直至夜深。而当我的姥爷去世，忙于应对金融危机和澳大利亚山火的他还曾发短信安慰我，说他了解这种失去亲人的刺痛。他用的是“Sharp”这个词，一语切中我心。
36、“您办事，我放心！”
2008年4月，老陆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提前一周在澳大利亚国会总理办公室采访了他。面对面坐下后，他看看我，用中文对我说：“小芮，你的领带‘不全面’。”然后勾勾手指让我过去，亲自帮我整理好。几天以后，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他高兴地说：“这次要‘抓’一点时间好好聊聊。”
老陆郑重地告诉我，无论他多忙，当我再去澳大利亚，都一定要请我在总理府吃一顿晚餐。于是不久以后我去堪培拉出差，西装革履、十分庄重地奔赴了这场料想是有生以来最高规格的晚宴。和国内的高规格晚宴不同，老陆并没有安排专车接我，我只好打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Lodge，澳大利亚的白宫，直译成中文是“小木屋”。
车停下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眼前是一扇大大的铁门，攀着密密的爬墙虎，居然没有荷枪实弹站岗的警卫，只有一位漂亮的女警察坐在旁边一间小屋里悠闲地喝茶。
看到我，她走出来礼貌地询问：“你是芮先生吗？”我说是的。她说：“总理正在等你，请进去吧。”我刚要拉开车门下来，她又说：“不用下车，可以一直开到楼下。”我拿出准备好的护照给她检查，她也摇摇手表示不必了，并打开了铁门。我的出租车就这样长驱直入来到总理府邸门口，过程之轻易，与想象大相径庭。
下车时我问司机：“多少钱？”满以为他会因为今天如此荣幸地与总理阁下相隔咫尺，而免收我的车费，哪知人家脸上毫无特别表情，按计价器收费，分文不少。
这种“不给面子”的事在澳大利亚很正常。百姓文明，民风淳朴，政治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跟随总理出行的不过一个保镖，一个司机，以及一辆车。总理走在街上，市民一定不会前呼后拥围观拍照。若非如此，恐怕他也很难做到“我还是老陆，你还是小芮”了。
下车以后，我看到的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而它就是传说中的总理府。站在门口的管家将我迎进客厅，老陆正在那里等我。见面以后，我们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他带我在总理府里参观了一圈，面积不大，精致、亲切、朴素，但是远不如北京郊区那些别墅豪华。楼上的人走路，楼下听得见“咚咚”的响声。叫做“Lodge”真是名副其实。至于晚餐，更是简约至极，我们只吃了羊腿、羊肉，喝了点儿红酒。好在，老陆还是老陆，我们仍然彼此信任，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那一年，大概是我们见面最为频繁的日子。夏天他到北京来参观奥运会，刚下飞机，就约我一道喝啤酒。总理出行，浩浩荡荡的车队至今犹记。难得见面，一次没喝过瘾，几天后，他主动提出到我家里来吃饭，我欣然应允。但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中方人员找到我，很为难地表示：“如果总理到您家做客，整栋楼都需要进行安检，您的邻居大概不会很情愿。”所以他们希望由我提出来，取消这次会面，我想他言之有理，便改约老陆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再找个地方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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