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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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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怀旧，是一段奇妙的心情旅行。
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一是歌词朴实，旋律优美；二是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最重要的第三点恐怕是歌曲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作为人们生活当中喜闻乐见的电影，特别是那些在广大观众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经典老电影，更是如此。
为隆重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10周年、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顺应海内外忠实影迷和文化市场的需求，作者编著了《中国电影幕后故事》一书，以《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为开篇，向广大影迷朋友讲述了中国影坛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融故事性、文学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有益读物。
七尺银幕，演义百年中国波澜壮阔发展史；
经典故事，叙述几代影人上下求索传奇篇！
如果你喜欢老电影，那么你一定会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爱不释手；如果你怀念老影星，那么你也一定会对他们充满真挚的感情；渴望更详尽地了解和知道这些令人尊敬的著名老艺术家们的演艺生涯和家庭生活。
这些演员，我们熟悉；银幕上下，一个个鲜活亮丽的人物形象，让中老年读者一见如故。
这些电影，我们看过；星光背后，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悲情故事，让年轻新一代惊诧不已。
岁月流金，往事蹉跎；让我们透过银幕内外的故事，来共同体验那如梦如幻的逝去风华，还有那悲欢离合、常人难以理解的人生坎坷
时光像一把金鞭，记忆像一条绳索，那些永久留存在广大观众心间的老电影，就像连接我们电影人与忠实影迷之间真挚情感的纽带。这永远也扯不断的红丝线啊，她把我们的心相连、爱相连。
老电影情结真情不变！ 2005年5月
建国以后，反特片作为故事片题材的一种形式，因其情节曲折、紧张、惊险，充满悬念，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1957年初，刚刚在电影改制的浪潮中破土而生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筹拍创牌的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该片是由广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根据建国初期“广州第一大案”的真实事件和侦破的另一件敌特案件进行综合改编而成的
“麻脸青年”密报惊天大案
1952年5月间的南国首府广州，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了。在一天清晨，当时的大东公安分局（现改为“东山区公安分局”），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仅写有“原址”字样的特殊信件。
来信是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脸上长着麻痘、个子不高、年龄20出头的男青年，我在这里向你们报告一项重要的情况，我们这里有一伙人计划想要从本地的黄沙码头上船，劫持广州到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准备驶出公海去到联合国告状，然后再投奔台湾。我现在生活困难，没有工作，我因为是误上贼船，想早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想了解和知道更具体的详细情况，请在接到信后的第二天中午，到东山庙前路的北方面食馆去找我”
当时，全国新生政权才刚刚建立，广州又是解放不久，一些社会上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尤其是突然面对这么一宗关系到国际声誉的政治案件，大东公安分局自然是感到事情的严重，所以，他们立刻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广州市公安局。市局连夜召开会议，迅速组成一个由20余人参加的专案侦破组，开始立案侦查。
身穿便衣的侦察员们，根据检举信中所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很快就在指定的地点，找到了这个外貌特征明显、很容易让人辨认出来的“麻脸青年”，并把他带到秘密审查点，一方面听取“麻脸青年”对公安人员讲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一方面很快调查出来“麻脸青年”详细的个人材料，抽丝拨茧般地很快便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麻脸青年”本来是湖北长江航运局的一名职工，因为利用工作之便贪污了一些公款和财物，怕东窗事发被追究刑事责任，赶紧逃窜到了广州。来到广州之后，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又有困难，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和特别的工作技能，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随身带来的费用也越来越少，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到最便宜的“北方面食馆”去吃一顿最便宜的阳春面来填饱肚子。时间一长，他便和经常坐在桌对面的一个外形干瘦的“算命佬”认识了。两个人慢慢熟悉以后，话题也就自然多了起来，他俩臭味相投，对当前自己的处境，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所以，也就时常流露和宣泄出对于新政权、新政府强烈不满的情绪。“算命佬”知道“麻脸青年”原来是一个船员，也认识停靠在黄沙码头的广州到海南岛的一些船上人员，认为他大有利用的价值。在经过一段时间暗地里考察和观察之后，“算命佬”便向“麻脸青年”露出“庐山真面目”。
原来，这个“算命佬”是以给人算命为公开身份，他的真实姓名叫吕薄冰，从湖南过来，解放前原是国民党田粮处的处长，国民党溃逃到台湾之后，他没有跑成，只好留在了山城重庆，潜伏下来，以求寻找时机，东山再起。解放后，他隐瞒个人历史和真实身份，在重庆市橡胶厂当上了一名普通的采购员，此番来到广州是因为购买货物而暂时留住在这里。在广州，他根据南方人爱算命、讲迷信的特点，又摇身一变，以“算命佬”为幌子做掩护，开始一步步实行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这些情况，对远在重庆的原单位领导来说，当然是毫不知情的，更不知道他在广州的双重身份和秘密行动。吕薄冰向“麻脸青年”慎重地透露了自己的设想：要尽快想方设法挟持到一艘客船，在当年10月份“联合国”召开大会的时候，带领一帮人马赶到那里，让大家现身说法在中国内地遭受共产党迫害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政治避难，以造成轰动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好让刚上台不久的执政党在广州、甚至在全国都呆不下去，直到最后垮台。如果能配合台湾的国民党一起反攻大陆，那将是最大的成功。吕薄冰越说越得意忘形，一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一旦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随时会遭到无情镇压和灭顶之灾。只有自己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还可以重新寻找到自己以往那种有金钱、有地位的快活日子。
吕薄冰对与自己同病相怜的“麻脸青年”深信不疑，接着，他提供给“麻脸青年”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活动经费，这对生活逐渐走入困境的“麻脸青年”来说，无疑是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片亮色。“有奶便是娘”，管它呢，先填饱肚子再说。随后，“麻脸青年”接受了吕薄冰向自己面授机宜，并以请求他们为自己找上一份工作为借口，开始主动接近以前因工作关系在黄沙码头认识的一些船员，待到以后工作中接触频繁的时候，再开始积极腐蚀拉拢他们。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不断巩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声势凌厉、毫不手软的打击举措，使广州的社会治安迅速得以根本地好转。“麻脸青年”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联想自己以后的前途，他逐渐感到在强大的政权面前，自己跟着吕薄冰去干这种和社会相抵触的危险事情，终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万一有个闪失，就会造成杀身之祸，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麻脸青年”终于选择向公安局主动举报，这样不但能争取到宽大处理，而且还可以将功补过地申请到一份固定的工作。
专项侦破组在反复核查“麻脸青年”坦白材料和慎重鉴别其真伪程度之后，继续让他不动声色与吕薄冰时不时地混在一起，以观察事态发展的动向。
蒙在鼓里的吕薄冰，被自己的绝妙计划冲昏了头脑，他继续走街串巷，不断发展人员，壮大势力。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省份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以及地方反革命分子纷纷南逃广州，所以，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吕薄冰不显山露水的就已经暗地里搜罗到多达38个“反革命分子”。更令他暗自窃喜的是，通过发挥以往自己在国民党部队自鸣得意的工作能力，再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通过鼓动和游说，竟挖掘到云南省的原国民党电台台长，还有来自广东五华地区的几个力大无比的石匠，作为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坚骨干力量。吕薄冰认为人员已经召集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加紧步伐，频频召集大家，聚集在一起，开始周密制定下一步行动的步骤和计划。
他们决定，利用国庆节期间外出人员较多、警方检查稍有疏漏的时机，大家一起搭乘10月3号由广州开往海南岛的客货轮，在开船前后，先利用女色和美酒，去引诱船上的几名武装护航的解放军战士和相关岗位的船员，在他们麻痹的时候，进行武装劫持。如果这些解放军战士和船员不轻易上当，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在指定的船舱和其他地点，以砸烂水杯、酒瓶发出的声响作暗号，一起动手，用预先准备好的生石灰沫，撒向解放军战士的眼睛，再用随货物带进船舱的12磅重的大铁锤，把他们砸死。客船劫持到手以后，先开向菲律宾港口，把船上的人都放下，船上的货物全部卖掉，作为费用开支，在前往联合国的公海上，再给远在台湾的国民党发去电报，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扩大影响，最后在台湾落脚。如果计划失败，就引爆事先偷偷带上船去的炸药包，与船上的人员一起同归于尽，不成功，便成仁。
“麻脸青年”作为已被我方争取的内线，积极地把这一确定下来的计划，及时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迅速做出周密的布置安排，在“麻脸青年”和吕薄冰准备接头之地，公安人员早已到处布下天罗地网。侦察员们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地密切注视着吕薄冰的一举一动。
那些和吕薄冰暗地接头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浑然不知地“浮出水面”，专案组在全部掌握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全部材料以后，决定在他们准备国庆节期间进行劫持客船的时候，同时开始行动，把他们来个“全盘端”。
日子一天天地临近，跟踪也越来越严密。这时，侦破组突然觉得，如果当时在船舱上将他们抓获归案，这些“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负隅顽抗，势必会伤害船上无辜的乘客；但如若提前缉拿，又恐有“漏网之鱼”，在经过大家群策群力、冥思苦想之后，终于制定出一个确保行动圆满成功的万全之策。
当吕薄冰再次和电台台长接上头并分别离开之后，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吕薄冰，另一路马上在僻静的地方，当场把电台台长抓获，并立即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讯。电台台长在被抓的那一瞬间起，就已经感到大势已去，他同“麻脸青年”一样，像干爆豆子一样，全盘坦白出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并一个不漏地招供出他手下的所有成员。专案组随后就冒充电台台长的名义，向这些成员频频打出传呼电话，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制订秘密的接头暗号，分别与他们约定见面。公安人员逐渐缩小包围圈，“守株待兔”式地开始“收网”，不明情况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请君入瓮”般地自投罗网，束手就擒。而另一路侦察员则继续把吕薄冰作为诱饵，并在经常接头分手后，使得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钓上了鱼钩”。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昼夜奋战，专案侦破组终于将38个“反革命分子”全部疏而不漏地尽收网中。待最后去逮捕主犯吕薄冰的时候，吕薄冰还在鼾声大作地睡大觉，此时，他做梦想到的只是通过自己一手策划的“惊天行动”成功之后，马上就可以飞黄腾达、耀武扬威了。
在审讯这些“反革命分子”期间，这个团伙有几个“小喽”思想反动，对抗到底，他们不但拒不招供，反而负隅顽抗。还有两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女人，更是使尽浑身招数，搔首弄姿地欲想引诱审讯公安和看守人员，而其中一个“死抱葫芦不开瓢”，还蓄意提供虚假情况，几次翻供。经过多个回合地较量，这一“胎死腹中”的“反革命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经过庄严审判，主犯吕薄冰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两个死不改悔的“女爪牙”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其他案犯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年数不等的有期徒刑。而“麻脸青年”因主动检举揭发，并且配合公安人员一举摧毁这起未遂的“反革命案件”，不但没有被判刑，而且对以前在单位的贪污行为不再深究，民政部门还为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工作，使他将功补过、戴罪立功，开始了新的人生。
在广州公安系统表彰庆功大会和对这起“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开审判的时候，这一来源于真实生活中的反特故事，无疑触动了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的创作神经，曾编剧《珠江泪》、《椰林曲》（与李英敏合作）和《南海潮》（与蔡楚生、王为一合作）的陈残云，为了写好这一题材，有关方面特意安排他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在大半年之久的实地体验生活中，他与广大公安干警朝夕相处，并亲身经历侦察员的生活和学习，以自己满腹的才情，根据这起被称为“广州第一大案”的真实素材，创作出了故事情节曲折、复杂、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反特样式电影文学剧本《羊城暗哨》。
正当作家的创作思维在不停地跳跃着、飞扬着，挥笔而就完成这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后，时隔不久，陈残云又被上级委任，到深圳的宝安县去当县委书记，主要负责边境检查工作。无独有偶，在这里，他接触了当时在深圳边防公安30团担任侦察参谋的徐展。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和徐展交往甚密的陈残云，在1955年4月，又听到徐展向他汇报了一起“罗定山等25人美蒋特务特大阴谋、刺探情报反革命案”，让陈残云大感兴趣。他自然想把这起案件融入到自己已经创作完成的剧本中，以使其情节更加复杂。徐展向陈残云娓娓道来案件的来龙去脉，犹在眼前和耳边。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之后，在深圳边防公安30团担任侦察参谋的徐展，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深圳河两岸的敌情调查工作，长住在深圳罗湖村和向西村一带。当时，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美蒋特务机关不甘心失败的命运，经常从境外派遣特务，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通过深圳潜入到广州等地，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有时，他们秘密的特务行动也能得逞，这更使得公安保卫部门加紧严密的防范系统。徐展作为一名足智多谋的侦察参谋，整天冥思苦想，他想通过寻找到多名政治可靠、拥护新社会、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员，发展成为侦察敌情、打入敌特内部的“卧底”。为了破获从香港境外通过深圳潜入广州进行特务活动的案件，徐展经过上级指示同意后，在过境耕作地的农民、搬运工人以及渔民中，发展建立“耳目”，以全面掌握敌情动态。
当时的深圳，是一个人口还不到5000人的既偏僻又荒凉的边陲小镇，那里最为繁华的地点，就是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一桥之隔的罗湖桥，在此处，各类人员的过境出入，才使深圳显得有些人气。于是，在这两站之间，便会有一批搬运工人，每天在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之间，从事过境搬运。所以，徐展认为在这里发展和物色搬运工人，作为侦探情报的人选最为合适。于是，经过多方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调查了解，一个名叫梁初的宝安县深圳镇青年搬运工人，很快闯进了他的视野。
苦大仇深的梁初，作为沦落在生活最底层的搬运工人，在旧社会吃尽苦头，自然对新社会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经过徐展对其晓以大义、说明情况之后，梁初欣然同意。随后，在经过严格的专项业务培训、考察试用后，作为我公安秘密单线发展的“特情人员”，梁初便在自己公开所从事的过境搬运作业中，开始了对来往的可疑人员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调查工作。1953年，梁初向徐展报告说，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承包伙食的张福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重大嫌疑。于是，徐展让梁初通过卖走私照相机为由，与之直接接触，以争取他们的信任，借机迅速打入敌特内部组织里去。梁初接受任务之后，凭着自己当搬运工人的身份，顺利地加入其特务组织，经过张福智等人多方考验后，很快取得了信任，并被委任为往来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张福智同广州市潜伏特务组织的“国防部保密局”联络员陈二妹之间书信情报往来的传递工作。
在这期间，张福智为了他们即将实施的秘密计划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还特意把梁初派遣到香港一次，接受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全面考察，这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通过当时最为先进的“测谎器”所得到的考验结果，令张福智对梁初深信不疑。在回到深圳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还将一只“依波路”手表送给他，作为联络的标志。
张福智等一小撮特务，一直梦想着在华南地区集政治、文化、经济为中心的“祖国南大门”的广州市，成功地制造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惊天大爆炸”，因而，广州市所有的繁华地点——火车站、海珠桥、中山路、北京路、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发电厂、飞机场和市公安局等处，都是他们想进行爆炸的重要目标。梁初在广州、深圳两地，频繁地为特务们传递情报，每次都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把情报告知委派他执行秘密工作的深圳边防公安30团。深圳边防公安30团在迅速得知张福智特务行动之后，当即上报广州中南公安司令部，司令部再转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为“02号专案”，由此，张福智等特务的所有行动，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边防公安30团作为边境第一站，已在无形之中撒下天罗地网，单等“毒蛇”出洞。
1954年，在国庆5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之际，张福智等人认为时机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用平时搬运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分为两次，每次三枚，把美制的TNT黄色海绵烈性炸药、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六枚，秘密运送过境，再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家中。当时，张福智为了掩人耳目，竟然让梁初带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儿子一起，把炸弹护送到广州。梁初忍辱负重地让特务知道他已上了路，其实，梁初并没有直接送往特务秘密点，而是将这两批炸药和燃烧弹，立刻转交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衍昌那里，并在徐展的护卫下，送至广东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现为广东省公安厅），再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了炸药和燃烧弹的爆破燃烧功能，并还原复制后，再让梁初不动声色交到了联络员陈二妹的手里。在广州，由陈二妹安排，梁初带着炸弹，住进长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广州市潜伏多时的两个特务头子罗定山、屈金汉，分别到旅馆里去取炸弹，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广州市公安局在对二人进行严密的布控之后，最终将该敌特组织一共25人，一举全部抓获。
1955年，“罗定山等25人美蒋特务特大阴谋爆破、刺探情报反革命案”最终结案之后，为了让其继续从事“卧底”工作，我公安高层领导暗授机宜，梁初在表面上连同敌特们一起被定罪，并在广州中院于1955年３月19日做出的（1954）年市地1830号刑事判决书上认定，作为戴罪立功人员，进行了公开宣判。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梁初虽然继续担任“卧底”，协助了公安人员破获了许多大小案件，但一纸公开的刑事判决，竟被“弄假成真”，使这位真正的“卧底英雄”，在后来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整整蒙冤长达48年。在其苦苦申诉和徐展作为当事人的作证下，才终于在48年后的2003年１月10日，彻底得以平反，并恢复了他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些都是当初陈残云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直到他本人在2002年去世之时，根本没有、也不会想到，当初在梁初的背后，还隐藏着比真实故事更为曲折复杂的48年。
陈残云在原剧本创作的基础之上，结合主线故事的“吕薄冰案件”，再以此案件为素材，加以重新组合，构思出了一部情节更为曲折、紧张、复杂，且充满悬念的惊险样式的反特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
为了故事更加有惊险样式的戏剧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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