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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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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影片保留了歌剧中的主要唱段和故事情节的脉络发展，并加重了喜儿和大春淳朴的恋情，以引起广大观众情感的共鸣。由王滨和张水华联合导演。同样是来自于延安鲁艺的著名艺术家王滨，1938年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担任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第二年就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副团长，参与导演了话剧《日出》、《带枪的人》、歌剧《白毛女》。自1947年起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专职电影导演。早在1930年就已从影，编写过《母亲》、《重归》等电影文学剧本并拍成电影，1949年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桥》的王滨，以杰出电影导演的独特眼光，慧眼识珠地挑选到当时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的田华，来主演电影中的喜儿。
可是，作为新人出现的田华，并没有得到剧组主创人员的首肯，因为相貌朴实的田华，并不具备一个电影演员上镜头的脸。所以剧组许多人态度坚决地主张仍由王昆扮演喜儿，有人还提出质疑说为什么整个剧组非要改换女主角。但王滨认为，尽管王昆扮演喜儿条件非常好，舞台表演经验又日渐成熟，拍摄电影自然是同其他人一样，顺理成章地各就各位，但这部电影并非舞台歌剧的纪录片，它要符合“来源于生活，高出于生活”的电影表现要求，多年来舞台表演的固有模式，是王昆一时难以适应电影生活加艺术化表演的致命硬伤，所以，同名的故事片电影，非常需要一个适合角色的全新面孔，以完全打破歌剧的局限性和完全区别于歌剧的固有表演格局，通过非常生活化、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故事片片种和类型，去打动和征服全国乃至国外的成千上万的广大观众，通过电影自然让广大观众融入剧情，最终达到感召观众的目的和效果。王滨力排众议，他从田华天真无邪的眼神之中，看出了一个未来之星的可以挖掘的内在潜质。王滨调动资深摄影师吴蔚云，再让他带上新徒弟钱江，从摄影指导到具体拍摄，再加上王滨和张水华对田华的耐心指导，循循善诱，颇具表演才能的田华心领神会，渐入佳境。
原名刘天花的田华，1928年的夏天出生于河北唐县一个贫农家庭，生不逢时的田华，正赶上村子里闹天花，田华的父母听人说，如果赶紧给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叫“天花”，那就可以避免传染，还可以避邪去病，逢凶化吉，田华的原名即由此而来。在残酷战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田华，1940年，她年仅11岁，就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从此便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演艺生涯，原名“刘天花”就此被艺名“田华”所替代。
经过自身艰苦的努力和潜在的表演才能，已经演戏10年、党龄6年的田华，在她22岁初上银幕时，就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纯真、勤劳、刚毅、为理想不屈不挠进行坚决斗争的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影片上映后，名不见经传的田华的出色表演，博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和一致喝彩。田华也由此一炮走红，影片《白毛女》不但在1951年第六届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特别荣誉奖”，而且在1957年该片又获得文化部授予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
故事片《白毛女》秉承了已经取得成功的歌剧题材精髓，并发扬光大了电影表演崭新的艺术形式，同样博得了广大观众的深情注目和由衷喜爱。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如饰演王大春的李百万、饰演杨白劳的张守维、饰演王大婶的胡朋、饰演黄世仁的陈强，还有参加演出的其他配角，基本上是当年延安“鲁艺”的“原班人马”。此片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艺复苏之后重新复映时，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原版本的喜儿遭到黄世仁凌辱之后，逃到深山里，出于对黄世仁的仇恨，在山洞里将自己生下的孩子——酷似黄世仁的婴儿，狠心掐死之后埋在乱石堆里的一个情节，给从原版中删剪。
田华在主演这部《白毛女》之后，又回到了原单位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在1955年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在毕业之后，分配到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继续当演员，接着相继主演了《花好月圆》、《党的女儿》、《风暴》、《江山多娇》等影片，尤其是在根据王愿坚小说《党费》改编的《党的女儿》中，田华出色地塑造出了优秀女共产党员田玉梅的光辉形象，成为她继《白毛女》中的喜儿之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银幕代表作。田华于1959年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获得文化部评选出来的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的特殊荣誉。后又在八一厂主演和参演了《江山多娇》、《夺印》、《碧海丹心》、《白求恩大夫》和《秘密图纸》等著名影片。
在田华的家中，有一段多年来被田华奉为自己演艺生涯中努力去探索表演技巧的座右铭，那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庄子所说的“何为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致也。不精不诚不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乐者虽笑不和。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田华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只可惜的是，著名导演王滨在1959年与胡苏、吴天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换了人间》，并亲任导演时，突患重病，于次年年初不幸辞世。倒是该片的另一导演张水华，后来又陆续独立执导了《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伤逝》、《蓝色的花》等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其影片多以深沉含蓄、精致凝练见长。
影片自1951年在全国公映之后，在原同名歌剧已经家喻户晓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当时全国总人口5亿，按观看人数统计，平均每人都进入影院观看过此片，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毛女》一片创造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票房最高记录！该片于1951年荣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7年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
1960年，四川省成都市话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在首都的舞台上也演出了他们团根据真实生活中罗昌秀的悲惨故事改编而成的话剧《四川白毛女》，在学习民族形式与艺术形式相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964年的元旦过后，祖国的北方正是数九寒天、雪花霜冻的隆冬季节，然而，坐落在上海西郊的上海舞蹈学校里，却是热浪滚滚。一场群情激奋的业务讨论会正在火热的气氛中举行。上海舞蹈学校受到当时戏曲界纷纷排演改编或新编现代戏的影响和启发，又听说北京的舞蹈学校正有意将《红色娘子军》搬上芭蕾舞台，故当机立断地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并立刻成立了由校长李慕林、编导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组成的创作小组，从反复观看同名电影的基础，到着手适宜于芭蕾表演的再改编，从剧情到音乐再到编舞，最终创作小组为此拟定出了一个“先片断，后全剧”、“边试验演出，边修改提高”的详尽总体方案，只是对艺术上的整体构想，大家却是“赶鸭子上架头一遭”心里没有个着落。
春节的喜庆鞭炮还在鸣响，北京方面的《红色娘子军》剧组已悄悄南下海南、广州先期体验生活的消息，迅速传到“上芭舞校”。三人创作小组心急火燎般地上报请示后，也一路风尘地赶往广州。此行目的一来想面见《红色娘子军》剧组的主创人员，尽可能多地挖掘到他们的创作思路，其二也是要去亲自听取当时在广州治病疗养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的具体意见。
在此时，柯庆施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提出要“大写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的指示精神，柯庆施在病床边接待了《白毛女》的三人小组，对这出尚未“出生”的新剧，虽然认为并不是主创方向，但还是谈出了个人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他说道：“芭蕾要改革，我们要搞民族舞剧，载歌载舞，使群众喜闻乐见。”虽说上级领导短短的三言两语并没有非常明确地针对性指示，也似乎这个并不爱好文艺的领导还没有弄清而混淆了芭蕾舞和中国民族舞在艺术形式上的根本不同，但他在轻描淡写中透露出“载歌载舞”的话，让三人小组茅塞顿开，心领神会地得到启发并迅速找到了出戏的窍门。
三人小组带着南国春来早的清新空气，涌动着在他们脑海里随着闪现出来的创作灵感，又是一番行色匆匆地赶回上海。经过4个月夜以继日的创作和排演，芭蕾舞剧的最早雏形——由蔡国英、顾峡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剧片断《白毛女》，在当年５月的“上海之春”文艺汇演期间，进行了实验性的演出。通过高雅的芭蕾舞剧，演绎出同样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舞剧情节，同样引起台下观众的感情共鸣。
编导根据突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方针，在随后的“精加工”中，在听取码头工人意见座谈会上的意见后，把歌剧和故事片中杨白劳被逼死的情节，改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立意凸现，并用舞蹈形式专门设计了杨白劳拿起扁担三次奋力追打恶霸地主黄世仁，最后终因体力不支后被打死的情节，这一情节的修改，虽然适宜于舞蹈动作的表现，也能够突出杨白劳内在的斗争性格，且能加强两个对立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同时，也为喜儿日后的伸冤报仇和坚决彻底的反抗，起到了顺理成章的铺垫。但从真实生活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角度上来看，这一通过舞蹈艺术形式而人为拔高的主题，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真实性。
此时，北京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已经正式亮相于首都的文艺舞台，并且以其人们所熟悉而自然入戏的亲切感，还有大舞台上那美丽旖旎的海南风光布景，舞与歌相结合的载歌载舞，更突出的是极富有中国民族化芭蕾舞步与西方芭蕾舞技巧和谐统一的崭新艺术表现形式，立即造成了“《红色娘子军》旋风”。
上海方面并不气馁，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在歌舞润色方面，更是加大力度。为了更好地增加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力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特地从当地的其他艺术团体先后抽调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人才，如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担任艺术顾问，胡冠时、杜时象、陈本洪进行舞美设计，樊承武担任乐队指挥，张鸿翔负责音乐配器，编导队伍又增加程代辉、林泱泱，主管这项工作的杨永直、孟波也直接投入了具体的艺术创作，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浑身上下使足了劲地拼着命干。
经过第二轮重新创作修改的芭蕾舞剧，在1965年第六届的“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时，已经由原来的一幕改成了连贯始终的八幕芭蕾舞剧，并在结尾加入了更为光明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题深化，演出盛况轰动一时。当时的诸多报刊都纷纷在显要位置，撰文盛赞《白毛女》是对“三化”的有益而成功的尝试。特别令人回味的是，那一个经过改动过的“杨白劳之死”的情节，更是受许多思想激进的观众称赞，并认为杨白劳奋起反抗的“三扁担”，是“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志气，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威风”，此语定性，已足以表明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风向的开始抬头。
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老总，亲自赶到上海，陪同外宾一同观看了这部芭蕾舞剧的全剧演出，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部舞剧基础很好，原来是歌曲，现在舞剧中加伴唱很好，群众容易懂。”谈到喜儿的黑发在经过四次舞蹈表现的故事情节之中变成“白毛女”，周总理笑称：“上海可爱，勇于创造。”陈毅老总也诙谐地称赞有加：“在芭蕾舞中加伴唱，还有白毛女的四变，都有创造性，我看三场、四场再加加工，它可以扬名世界嘛！”在此之后，周总理又先后16次观看了此剧的演出，这一绝无仅有的举动，由此可见周总理发自内心的个人偏爱程度。
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开始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阵容已有所变动，第一个在芭蕾舞剧扮演喜儿的顾峡美，早已不局限于舞台上敢于反抗的“白毛女”了，她冲出了有限的舞台空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列之中，随即又成为帮派之间互相斗争的牺牲品。对待这样一个不甘寂寞奋起造反又大起大落的演员，芭蕾舞新秀石钟琴自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地顶替上来，在这部日渐著名的芭蕾舞剧中，成为了第二个喜儿的扮演者。同时期还有蔡国英等人扮演这一角色。
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的“文艺旗手”江青，在1967年4月24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观看了又经过众多艺术人才智慧结晶再精创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毛泽东主席称赞道：“《白毛女》好。”短短的四个字的褒奖，使剧组的每一位创作人员都兴奋不已，如沐春光；同样也是这样一句话，居心险恶的江青把《白毛女》连同她选中的另外7个现代戏加在一起，占为己有，并被列入了第一批树立起来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之内，进行反复修改排练，再经过多次去日本、赴朝鲜的边演边改，又加上在每年春秋两季的广州国际外贸交易会上作为招待外宾的来访和在众多的节日公演，《白毛女》的演出水平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作为江青钦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尽管早已演出多场，但每一处情节、甚至每一个舞步需要改动的细节，都必须同以往一样，须经江青点头同意方可，剧组的编导演则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八一厂曾执导过《战上海》、《碧海丹心》的著名电影导演王冰，就因为出于权威性执导军事片的统筹考虑，“擅自”改动了“八个样板戏”之一《奇袭白虎团》中的某处细节，而触怒了不可一世的江青，被这个一手遮天的“文艺旗手”一声令下，判处五年徒刑，被捕入狱，后不堪受辱而惨死牢房。
当时，正值“文革”运动残酷之极，江青的主要心思全都扑在了如何篡党夺权、整人报复上，她虽然念念不忘自己挖空心思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但也分身乏术，无暇顾及，所以，特别“恩赐”自己的亲信、主管文艺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亲自上阵督改，当时的6出京剧和两出舞剧的“八个样板戏”的精益求精的修改重担，都落在了于会泳一个人的头上，只弄得他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所谓对《白毛女》的“修改指示”也难以“落实”和奏效，待于会泳见机行事、只动皮毛地修改上报后，一言九鼎、不可一世的江青下令将之拍摄成电影片，以“突出成绩”、“扩大战果”。
因芭蕾舞舞步难度大，体力大，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茅慧芳和“师姐级”演员石钟琴，分别跳“喜儿”和“白毛女”，该剧先于1970年由上海电视台联合上海电影制片厂，试验性地拍成了11本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所谓“电视屏幕复制片”即用电影胶片通过电视录像带“磁转胶”似的复制而来，这部黑白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送审江青处，江青看后，自然是一百个不满意，不但大发其火，而且下令推翻重来。故在第二年，仍由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胡蓉蓉和傅艾棣联合担任舞台编导，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电影导演桑弧进行电影执导，沈西林摄影，拍摄成舞台艺术片，并于1972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反复放映，从而造成了在荒芜年代里，风光尽现的“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独特景观。
对于将芭蕾舞剧两次拍成芭蕾舞剧艺术片的电影，其执导电影的导演，可以说是严把政审关。从调查祖宗八代，到本人配偶、子女、亲属及朋友的连带；从个人从影的历史、工作表现、工作成绩，到其导演的艺术风格的趋向与定型等等，事无巨细，详尽而来。1941年从影、以擅长编导文艺片而闻名的著名电影导演桑弧“幸运”入选钦定，来执导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的拍摄。对于《白毛女》，桑弧并不陌生，不但是身在电影圈，早已熟悉其闻名于世的同名歌剧和故事片，而且在五年前他执导的音乐舞蹈纪录片《上海之春》中，就有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片断。桑弧作为一名著名的电影导演，40年代末的《哀乐中年》、《太太万岁》、《不了情》等著名的文艺片，均出自他手。建国后由他导演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于1954年获得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5年获第九届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1956年，桑弧再次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祝福》，又于1957年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他还导演了戏曲片《越剧精华》、编写戏曲剧作《天仙配》、《宋士杰》，分别由石挥、刘琼执导拍成了电影。所以，导演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桑弧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桑弧大胆调动电影艺术独特的表现手法，结合以往执导同类戏曲片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打破常规，勇于创新，不拘泥于单一限制的舞台表演框架，使这部芭蕾舞剧艺术片不但获得了文艺界当权者的首肯，而且也获得了文艺界权威人士和电影界同行的赞许。只是为了政治需要，电影开头部分必须要统一加上与主题相近的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不同的是在处理片头字幕和主创演职表名单的推拉上，导演并没有同其他几部“样板戏”的开头一样千篇一律使用大红幕布的动画造型，而是用白毛女的舞蹈造型来衬托片名和字幕，给人以突出主题、别致新颖之感。后来，罗马尼亚拍摄的芭蕾舞剧艺术片《山姑娘》，就是完全沿袭了我国《白毛女》的片头处理的风格和样式。
“文革”后期，每年在“5·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日子里，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被作为重点节目，风光尽现。这便是江青之流的“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利用盗名窃誉炮制出来的“八个样板戏”，来进行一种愚民说教的政治图解。
转眼间的1975年，已距芭蕾舞剧《白毛女》问世整整十年。整个《白毛女》剧组奉命被调往北京，在西苑饭店由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挂帅”，继续“闭门修改”“再攀高峰”。又是整整的8个月，主创人员异常痛苦、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硬是把这出早已成形的好戏，又来个“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但其结果却使早已失去原味的芭蕾舞剧，不但与几年前的演出大相径庭，而且成了面目全非的“四不像”。直累得历经磨难、精疲力竭的编导人员无可奈何地苦笑道：“过去抗日战争是八年，我们这个戏搞了十年还搞不完。”瞧着乱成一团麻、一锅粥的改编，气急败坏的刘庆棠无法向主子交差、直骂娘。在当年底前去审查的张春桥，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尴尬局面，也是黔驴技穷，望洋兴叹，《白毛女》剧组黯然神伤地打道回府。
自此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近一年间，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首批“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重场戏，却突然奇怪地从全国各地的舞台上消失了。这一超出一般民众想像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一直到“四人帮”在金秋十月后的彻底覆灭才终于找到了答案，曾遭江青蓄意“封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又从销声匿迹的海底，浮出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以她那芭蕾舞原版表演的特殊魅力，拂去层层人为强加的污垢灰尘，重新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正是由于歌剧、故事影片、芭蕾舞剧和根据芭蕾舞剧拍摄的艺术片《白毛女》在民间引起的广泛影响，其中，朱逢博富有激情演唱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盼深山出红日”和合声演唱的“看人间”、“太阳出来了”、“大红枣儿送亲人”，再加上优美的芭蕾舞造型“窗花舞”、“奋起反抗”、“逃进深山”、“月夜情思”、“奶奶庙斥敌”、“走出山洞”、“报仇伸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等脍炙人口的歌与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率先引进到日本的芭蕾舞团进行排演，后来，最初排演这部芭蕾舞剧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正式到北京进行访问演出，剧中扮演喜儿的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和北京东方歌舞团的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演员田华，曾与周恩来总理一起，留下了三个喜儿的合影照片。1996年8月，四代喜儿王昆、田华、石钟琴、辛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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