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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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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锘胫芏骼醋芾硪黄穑粝铝巳鱿捕暮嫌罢掌�1996年8月，四代喜儿王昆、田华、石钟琴、辛丽丽、瞿笑意又在北京喜相逢。此外，扮演过喜儿和大春的汪齐风和杨新华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关于《白毛女》本身，关于《白毛女》之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新千年一则《“喜儿茅慧芳”状告某四川作家名誉诉讼案》，格外引人关注。原因何在？原来是曾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作品的四川某名作家，从十多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胡月伟所著长篇小说《疯狂的上海》一书中，有关芭蕾舞校学员芳芳不惜出卖肉体当上造反派司令的情节中获得灵感，写出了一篇指名道姓的纪实文学来指向曾主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茅慧芳”，文中洋洋洒洒地记录了茅慧芳在动乱期间的人生沉浮，并重点叙述了她从芭蕾舞台跳到政治舞台，又从政治舞台跳进了监狱舞台。该纪实文学刊登发表在郑州一家文学期刊上，不但立即在社会上和广大读者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惊动了早已前往美国定居的茅慧芳，这一“爆炸性”文章的公开发表，给茅慧芳本人和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这凭空飞来的横祸和人身污辱，茅慧芳忍无可忍，据理力争，一页状纸把四川作家和郑州的那家文学期刊告上法庭。其结果，当然是遭受诬陷的茅慧芳胜诉，善良的茅慧芳最终还宽容地原谅了四川作家。这当然是《白毛女》的题外话，但高明的四川知名作家此时却犯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错误，他为了抢占和制造“揭秘性秘闻”，竟于事实而不顾，错误地把长篇小说中所虚构的人物同真实生活中的人物画上了等号，在没有面见被写人的情况下，再一次用公开的不实文字伤害了被写人，最终“喜儿”再次戏剧性地扬眉吐气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样是革命圣地培养出来的著名歌剧演员郭兰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率先恢复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曾在“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龙江颂》中出演水莲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李元华也饰演过喜儿，还有当今最受欢迎的著名歌唱演员彭丽媛、万山红等，都先后在不同时期复排的经典歌剧《白毛女》中领衔主演。这部被誉为代表中国民族歌剧、中国经典名片、中国芭蕾舞剧最高成就的20世纪华人经典名片的《白毛女》，以其三种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神奇魅力，不但征服了中国观众，而且也征服了世界观众。
一咏三叹《红灯记》
中国经典名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已经成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记忆深刻的最熟悉的老电影。影片除了让广大观众难以忘怀的那些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之外，也记住了主演两部影片的著名演员冯
、项、张瑞芳、白穆和孙道临、李玲君、陈述。可是，热心的影迷们，您知道这两部影片的编剧——沈默君吗？他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著名“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的原创者之一。
1938年，沈默君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火线剧社，曾在苏浙公学、华中军政大学学习。1948年，任华东第三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兼编导。曾创作过歌剧《叶大嫂》，小说《孙颜秀》、《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
1951年，建国初期，沈默君同沈西蒙、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一起，根据陈毅元帅夺取山东孟良崮战役伟大胜利的真实战例，联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获得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并于第二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53年，沈默君独立创作的《渡江侦察记》，获得文化部和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也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又获得1949—1955年文化部表彰的优秀国产影片一等奖。1954年，由于突出成绩的取得，沈默君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担任电影创作组组长，于1957年与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合作了电影剧本《海魂》，并获得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再次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摄成电影。作为剧作家的沈默君，还在1952年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海上风暴》中，在镜头前出演郭连长一角，这也是他作为专业剧作家和业余演员的双重身份唯一一次的银幕“触电”。
沈默君出众的创作才华，虽然赢得了军内外的一致喝彩和认可，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些在政治风口浪尖上胆战心惊行走着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人为强加的罪名，会无情地降临在沈默君的身上，由此而过早地摧毁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剧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政治生命。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全面开展，沈默君连自己也不知因为哪种原因，就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而勒令脱下军装，被冷酷地遣送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军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银幕上再也没有找到由沈默君这个名字编剧的电影，而在遥远而寒冷的东北荒凉之地，一个虚弱、瘦削的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一望无际肥沃的黑土地上，忍气吞声、心情沉重、默默无语地跟随着一批又一批被流放着的人们，在栽种着比人还高的红高粱。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中国的电影界正忙于为国庆10周年赶拍众多的献礼影片，地处东北吉林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笑逐颜开》、《冰上姐妹》等4部影片，被幸运地挑选到文化部拟定的18部彩色献礼片之中，这些幸运的大事情当然和无人知晓、并已经被开除出电影界的沈默君没有任何的关联。可是，在东北广袤而辽阔的大地之上，长影厂却在取景的外景地中，意外发现了沈默君就是以军事题材影片而闻名影坛的知名编剧。长影厂的领导求贤若渴，多次积极将沈默君的情况向上级申报，终于在1961年底，沈默君意外地结束了长达4年的“右派”流放生活之后，被弄清了所谓问题，摘掉了压在头顶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首先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继续去搞文学创作，随后，又如愿地于1962年的5月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沈默君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报到之后，凭借着剧作家的才情，通过４年的北大荒流放生活和半年来的哈尔滨专业创作，在东北的许多地方，收集了许多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民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沈默君在听完一位老“北满抗联”讲解的当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位交通员的故事之后，竟让他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眠。当时的真实故事，是在东北最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北满抗联”的交通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一路踏雪，从边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他按事先的布置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可是，到了规定时间，前来接头的人却迟迟没来，一连三天，仍然不见接情报的人，这位交通员身上带的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但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神圣的使命在身，使他又不能擅自离开接头地点。于是，这位可敬的交通员，只能忍饥挨饿地在小客栈的炕上昏睡了4天，在第5天当他已经奄奄一息、即将耗尽残存的生命之时，才终于盼来了迟到的接情报的人。这样一段小故事，在沈默君的心头，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不但被“北满抗联”英雄们的可歌可泣事迹所感动，而且也立志一定要重操旧业，创作出一部热情歌颂这些“北满抗联”英烈事迹的剧本来。
当时，长影厂以导演《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而声誉鹊起的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因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所以，对沈默君创作的主题和风格很是欣赏，他也很想让沈默君撰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亲自拍摄。于是，苏里拉上本厂同行尹一青，这两个导演再配上一个编剧沈默君，三个人几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天天碰在一起琢磨着本子，大家约在一块围绕着“北满抗联”英雄的革命斗争题材话题不断，滔滔不绝，但是，始终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题材中，又没有马上能找到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切入点。尹一青导演很是苦恼，他在一旁边冥思苦想，边自言自语地独自琢磨。他说，如果能设想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斗争需要而组合成一家，这样就把家庭亲情和革命的利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想不到，尹导演这样一个脱口而出的随想，似乎一下子让沈默君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那留存在心坎里“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忠于革命、暗送情报的真实故事，还有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同日军的浴血奋战，一下子在沈默君的脑海里，形成了异常清晰的创作思路。而剧中男主人公李玉和的原型，则是依据在当地确有其人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地下党员张宗伟的一些经历脱胎而来，就连影片中的龙潭车站也实有其地。但是，作为围绕全剧发展的“密电码”，就是完全依靠作者另辟蹊径的丰富想象了，因为真正的李玉和是整天拎着一个皮包，作为当时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铁路工人的面貌出现的。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才思飞扬，他决定努力完成当时尽情讴歌以“革命斗争题材”为主线的光荣任务。沈默君逐一列出人物形象的性格、故事情节的发展，再结合著名古典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章节，不到两个月时间，沈默君便联合罗静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并另外又起了一个剧中以铁路红灯作为联络暗号、并将红灯隐喻为照亮革命道路的《红灯志》，和《三代人》备用。沈默君又经过两个月补充搜集材料，亲自采访幸存下来的老抗日联军战士、老工人，经过第二稿修改以后，当年，以迟雨、罗静为署名的电影文学剧本，便在长影厂主办的《电影文学》杂志的第9期上公开发表了。
由于当时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没多久，所以，他处处小心谨慎，自知自己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肯定不可能顺利地投入拍摄，故在编剧的署名上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直呼其名，而是首次以“迟雨”为笔名，而刻意隐瞒了自己曾经是“右派”身份的真实姓名。这部完全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和时代要求的新编剧本，故事以东北某地为背景，通过一家三代人为保护上级交派的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的感人故事，热情歌颂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换取中国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英雄事迹。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第二稿公开发表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信要求李铁梅在结尾中不能死，应作为革命的后代坚强地与日寇英勇地斗争下去，这样才符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名。随后，又进行了第三、第四稿，待第四稿把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的游击队会合，并彻底地消灭前来追击的日寇的光明结局后，上报文化部审查才获得批准拍摄。本已十分中意这个题材的苏里导演，因在同一年奉命要投入拍摄早在4年前就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故改为本厂的另一个著名电影导演于彦夫执导，于彦夫学习金山导演的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后故意去掉太直露的“红色”两字，也去掉了该剧本同样是太过于直露的“革命”两字，以《自有后来人》为片名拍摄成故事影片。
影片在原剧本第四稿之后，通过电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地描写东北某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以铁路工人为掩护的秘密地下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结为一家三代人，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斗争的共同信仰，而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李玉和接受了柏山游击队转递“密电码”的任务，但是，由于叛徒王金才巡长的叛变和出卖而遭到逮捕，日寇宪兵队长鸠山对李玉和设宴劝降，严刑逼供，软硬兼施，仍然不能动摇李玉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李玉和同李奶奶惨遭日寇杀害。李铁梅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最后终于历经千难万险，把“密电码”送到了柏山游击队。影片以一盏铁路工人在巡道时所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系的信号，把革命斗争以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喻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片头字幕的推出也正是以红灯的光芒，来叠映拉开片名和演职员表，足以可见编导的用心良苦。
青年女演员齐桂荣初上银幕扮演李铁梅，后来借到珠江电影制片厂主演《党员登记表》里的黄淑英，可惜该片因“四清运动”的开展而下马；北影厂著名演员、曾在长影厂主演过《夏天的故事》、《虎穴追踪》、《患难之交》、《国庆十点钟》等影片的赵联饰演李玉和，而在此之前，赵联在建国10周年的18部献礼片之一的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青春之歌》中扮演过叛徒戴渝；李奶奶一角则由在1949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知名演员车毅担任，她曾在《卫国保家》、《保卫胜利果实》、《丰收》、《槐树庄》中出演主要角色；在长影和北影厂曾主演和参演过《神秘的旅伴》、《国庆十点钟》、《铁道卫士》、《虎穴追踪》、《春雷》、《冬梅》、《工地青年》、《生活的浪花》等多部影片的著名演员印质明开拓戏路、一改常常扮演公安人员的勇武形象，而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叛徒王金才巡长；早年曾在上海从事戏剧表演的老演员韩焱扮演日寇特务头子鸠山。
影片中一家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首先吸引住了广大观众的视线，虽然沈默君编写剧本时并没有真实生活的蓝本，但是，在北大荒艰苦劳动之后所产生的灵感，使这样一个几近虚构的剧本不但焕发出旺盛的活力，而且曲折动人的故事，再加上把家庭亲情的描写，融会到革命斗争的大洪流之中，这对当时人们的情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在广大观众中间迅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共鸣。
难能可贵是，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处理表现英雄人物形象中，并没有刻意去描写共产党员李玉和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为革命的壮举，而是以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通过正当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特别是用了一定的细节来描写他嗜好喝酒，有经常偷偷喝酒的习惯，在他被捕时，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豪爽地一饮而尽，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是滴酒不沾，拒绝腐蚀和拉拢，从而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血肉丰满、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真实可信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为他就义之前英勇不屈的斗争言行，无形中埋下了丰厚的基础。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正在全国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旋风”越刮越烈。街头巷尾，机关厂矿，人们的主要话题都是在谈论这部电影，大家热血沸腾，情绪高昂。
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哈尔滨市京剧院，就根据这个电影文学剧本，再次恢复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史玉良、王洪熙、于绍田三人共同执笔，迅速改编为现代京剧，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史玉良亲自担任导演。云燕铭因为首次在京剧舞台上扮演李铁梅，更由于以后这出现代京剧被列入在“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首，故论资排辈享有中国现代京剧的“第一李铁梅”之称。
哈尔滨京剧院紧锣密鼓，昼夜加班赶排这出现代京剧之后，一连在当地公演了100多场，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足以可见观众的热情高涨和该剧受欢迎的程度。尽管电影和京剧作为截然不同类型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但是，观众喜欢这样的故事，是按照深受教育的目的前来观看，其中，剧情里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感染着广大观众，所以，他们对根据电影改编的现代京剧，也同样是情有独钟。1963年的６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贵宾访问了黑龙江省，《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哈尔滨市专场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演出，同样也博得了朝鲜贵宾的热烈掌声。云燕铭扮演的李铁梅，扮相甜美，唱功扎实，表演富有激情，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周恩来总理对她的表演赞赏有加。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亲自赶到后台，对演员们逐一进行表扬，云燕铭深受鼓舞，一时也想不起来用什么礼物来赠送给周总理作为留念，周总理笑着对云燕铭说：“你手上拿着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演出剧本递到周总理的面前，并恳切的请他多多地提出宝贵意见。
时隔不久，周总理果然在北京给云燕铭亲自写来了一封长信，他除了对这出京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赞赏之外，还另外讲到已经把这个现代京剧的剧本，交给了当年曾在东北进行革命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剧本的“李铁梅通过土炕摸到邻居家”一个细节，要再深入生活，进行一番认真仔细地推敲。这一个细节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而在京剧中只是通过舞台的道具和情节来设计的一个很细小的动作。因为刘少奇主席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在东北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也真想不到刘少奇主席看得是这么仔细和认真，所提的意见也是那么内行、中肯。周总理最后在信中诚恳地提到，为了这部现代京剧长期演下去，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云燕铭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看着周总理的来信，心中泛起的一股股暖流，更加坚定了要演好李铁梅的信心。
哈尔滨京剧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出现代京剧排演得更加扎实，更加感人，于是暂时停止京剧的公开演出，以编导演为主的剧组人员，第一次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黑河等地进行实地的体验生活。这些京剧演员们和编导等主创人员，吃、住、劳动，都和当地的铁路工人一起进行“三同”，从中不但逐渐了解和熟悉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去粗存精，有所取舍。“生活是创作源泉”，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个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连的不真实的细节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了解和懂得许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看来从事舞台表演的京剧演员们，也要同其他艺术创作的演员一样，必须要有深入生活到情感积累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大家深深地懂得，单凭着快捷的排练和模仿着演出，脱离真实生活的想当然地去表演，其艺术生命力会大打折扣而不会长久。所以，编导便把这一细节马上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从而使这一细小情节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随后，哈尔滨京剧院再次恢复这出现代京剧的演出，演员们在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有了明显不同的感悟，其表演的感染力通过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也更加的深入人心，让前来在此观看的广大观众更加赞叹不已。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红灯”道具，还正是在体验生活时接受的一位铁路老工人送给的他在伪满时期曾经使用过的一盏方形铁路信号灯，以更加符合剧情的需要。
哈尔滨京剧院成功演出的现代京剧，也使远在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而按捺不住。由凌大可、夏剑青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现代沪剧《红灯记》，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演出没多久，这个沪剧剧本传到了江青的手里，江青看后，对此表示出异乎寻常地浓厚兴趣，于是，在1963年国庆节过后，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著名须生演员李少春扮演李玉和，著名旦角演员杜近芳扮演李铁梅，著名老旦演员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著名花脸演员袁世海扮演鸠山。在第二年的1964年７月，先入为主的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作为同一内容、不同剧名的现代京剧，都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７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何慢”的评论文章，热情赞扬京剧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在京剧革命中“勇似长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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