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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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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陈喜的马学士、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姜曼璞、扮演林媛媛表哥罗克文的李传弟、扮演童妈妈的吴斌、曾参加电影《枯木逢春》的拍摄、在剧中扮演老炊事班长的刘鸿声，后来又都落叶归根，重新回到了舐犊情深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扮演姑妈的李恩琪和剧团的导演陈铮是一对夫妇，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开办的导训班，不幸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恩琪年轻时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很有名气，她的妹妹李健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扮演老大娘见长的著名演员。李恩琪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东进序曲》中扮演的九姨太，在196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80年代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贵州拍摄《四渡赤水》的时候，步入晚年的李恩琪，欣然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质朴、善良的老大娘，她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特急警报333》中出演母亲角色，显示出了她有别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另一演技才能。
扮演赵大大的袁岳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参演过《405谋杀案》、《好事多磨》等影片。
在剧中扮演阿香的张耐霞，转业到了南京电影制片厂，她在艺术的另一片新天地里，又重新扬起了“尔今迈步从头越”的希望风帆。
而扮演春妮的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后，随同以田汉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朝鲜。回国不久，就赶上了“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陶玉玲被扣上“积极贯彻文艺黑线的宠儿”、“追求三名三高的艺术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为“干扰和腐蚀我军革命战士，瓦解部队战斗力，破坏部队纪律的中间人物”。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来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有天壤之别的普通工人。1972年，陶玉玲被调到南通市文工团担任演员，继而担任了团长职务。1975年，陶玉玲在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的关心下，又重新回到了离别8年之久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1978年，陶玉玲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二泉映月》中的船娘配角复出影坛；后被外借到西影厂、北影厂、长影厂参加了《没有航标的河流》、《明姑娘》、《归宿》、《炮兵少校》等多部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她曾并当选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推举评选出来的全国126位“中华影星”之一，并两次获得总政治部表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女演员奖”。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她丝毫也没有褪色，《东方红》不愧是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文艺经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64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经过党中央及时扭转乾坤，终于“人定胜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依靠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齐心协力共闯难关，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种种负面的严重影响，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1964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颇感舒畅的一个国庆，因为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十年大庆，五年小庆，摆脱了昨夜噩梦般的阴影，15周年的庆祝，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事必躬亲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将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庆祝”，特别是总理深爱着的文艺界，有了一项暂时秘而不宣的大动作。
1964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应邀访问非洲，非洲人民用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场面，作为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时此刻，周恩来的眼前豁然一亮，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吗？歌与舞的大联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气势，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来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阳春三月，周恩来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陈毅外长出访斯里兰卡回国后，途经云南，昆明军区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表示欢迎，在演出现场，周恩来望着舞台上演员们动人的舞姿，无形中打开了他感情丰富的闸门，不久前置身于非洲歌舞场景当中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周恩来对着陪同观看演出的随从领导，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周恩来的胸臆间始终荡漾着一种歌舞相连、歌舞连天的浓郁情结。
一个月后的第八天，周恩来抽出身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获奖舞台话剧作品座谈会。他对身边和周围到会的夏衍及获奖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等剧的编导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人，就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意见：“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顿了顿，周总理又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索，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座谈会无疑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当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的时候，再次掷地有声地重点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高屋建瓴的指导性话语，进一步把文艺创作的宗旨意义和发展方向表露清楚。
早在一年前的1963年，陈毅外长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外长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名为《亚非拉》文艺晚会的专场时，塞古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他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的孟波同志说：“你们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上海市的主管领导特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真可谓用心良苦。在上海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上，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3000多人演出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充满革命激情，气势恢弘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宫、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新闻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
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借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演变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综合艺术的形式，着重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样庞大规模的大型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广场演出当中，整个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场，由“东方的曙光”、“井冈山上红旗飘扬”、“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迎风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成，音乐全部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以及解放以来的一些优秀革命歌曲串构，其表现形式用合唱、齐唱、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并用朗诵或乐队演奏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首气派豪迈、鼓舞飞扬的鸿篇巨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史诗般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庞大的气势，对以后的中国歌舞表演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恰巧此时，陈毅外长又在上海。6月18日晚，他陪坦桑尼亚总统卡瓦观看了大歌舞的演出。在演到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扬子江码头工人”这场戏时，陈老总心想：北京正在酝酿建国15周年的晚会，上海这台晚会不错，应该可以将方案推荐上去。其后指示道：“歌舞班子不要散，我请总理来看一次。”
盛夏时节，周恩来和陈毅外长结束对邻国缅甸的友好访问，同样，好客热情的缅甸人民也是以富有地域风情和民族传统的特点，以群众大歌舞的盛大场面来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置身于花海、人海之间，周恩来流连忘返，他对各国文化艺术的渊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悟出了这些与非洲人民一样的歌舞，既来自于民间、又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深刻道理。
正在为演出紧张布置工作的孟波局长，突然接到陈老总的一个电话：“你准备一下，我和周总理明天就来上海，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晚会。”
7月12日，周恩来一行转道上海回国。次日，周恩来和陈毅约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针对目前台海风云和整个东南亚形势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战略性的重要会谈。
政治会议进行了一天，周总理明显地面露疲倦的神态，“东道主”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为了活跃气氛，缓解劳累，他们似乎是早已准备充分，亮出了招待贵宾的“底牌”，通过曾经首任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外长，特别邀请周恩来前往剧院，观看上海排练不久、将要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周恩来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当即点头应允。陈毅外长心领神会，表示愿意“舍命陪君子”。一行人在爽朗的笑声中驱车来到演出现场。
7月中旬的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广场屋面是用厚厚的铁皮围成的，不但简陋，而且闷热。主办方一面组织演员重新排练，一面进行清扫降温，消防车分段、分时间不停地往屋顶上洒水，另外还从上海市机关事务局借来了许多电扇，分别对着观众和舞台吹风，并采用土办法，在周围安放大量的冰块进行防暑降温，以确实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被陈毅外长拉着，一起观看了这台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3000人发扬协作主义精神创作并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歌舞演出，取名点意，不言而喻，这台集音乐、歌曲、舞蹈和诗歌于一体的歌舞，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主题，那就是用舞台艺术的崭新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打碎旧世界，迎来新乾坤的革命奋斗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此外，便是在舞台除了总体把握的音诗歌舞画之外，还在布景设计上独树一帜，不仅设置了品种繁多、各式各样的道具，而且还采用了幻灯投影，作为每一个主题的背景，多样化的独特形式，再加上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歌舞场面，让周恩来看得简直是入了迷，浑身的热血在飞速地奔腾着。善动感情的周恩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慨良久。观看演出当中，周恩来的心中突发一个大胆的创作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来临，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一部像样的大型歌、舞、诗相结合的晚会，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供国庆献礼演出，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大歌舞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特别受到鼓舞。
当天晚间11时许，周恩来与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了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和担任大歌舞艺术指导的副局长许平，共进夜宵，每人一碗绿豆汤。席间，周恩来爽朗地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停止为好；第二点，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俗话说：客走主人安。但是，在这一夜，作为客人的周恩来却失眠了。
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喜讯传来，周恩来异常兴奋地喝了茅台酒而难以入睡的话，那么，今天、今晚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歌舞演出，虽然并没有喝酒，但同样激起了他本不平静的心房。当时，在观看演出的时候，平时一直是以沉稳镇定见长的周恩来，实在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侧身对身旁的陈老总附耳道出自己内心埋藏已久的设想：“你看，这不正是长时间以来咱们想要寻找的一种艺术形式吗？！这种史诗般的作品，正好能反映出我党几十年走过的光辉历程，你说是吗？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伟大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伟大作品表达出来。”陈老总也同样是深爱这种有气势、有思想内涵的歌舞，他一个劲地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和设想。
午夜时分，周恩来仍然沉醉在眼前没有消失的歌舞场面，尽管演出的节目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但总体的演出效果和编创水平足可大加推广，此时，一个宏伟而庞大的演出计划，在周恩来的胸中运筹帷幄、渐行渐近了！如果说三年前部队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大演唱》，是重点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发展行程为着眼点，而现今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内涵，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过两个月，马上就是建国15周年的庆典了，这样一部荟萃音乐、歌曲、舞蹈、诗歌于一炉的大型文艺作品，应该搬上首都的舞台，并且还要推广开来，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排练演出，从而以宏大、完整和系统的磅礴气势，来形象化、艺术化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所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想着，想着，周恩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索性起床，信步来到窗前，推出窗户，迎着夏夜的风，望着远处江水滔滔映衬着大上海不夜城的灯火辉煌，转念又想，要想搞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在短短两个月内，绝对不是那样简单，因为整台演出既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的波澜壮阔，又要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手笔，不能弄成生硬教条、生搬硬套的教科书，凭借着对艺术知识长期的积累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了解，周恩来深知这其中的难度绝非一般，为此，他决定自己身先士卒，亲自主抓，以北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另起炉灶，组织和调动北京、上海和部队的相关文艺团体，共同合作，集中最优秀的“兵力”，上演出一台空前绝后的舞台精品大戏。
周恩来成竹在胸，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大型晚会，当然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欲明，只待破晓。周恩来的一番见解和道白，立即得到了陈毅外长的肯定和赞赏。
回京后，周恩来首先找来中宣部、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畅谈设想和总体思路后，得到一致赞同，大家群情激奋，各抒情怀。于是，周恩来当场拍板，此事具体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会同召集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人一起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始筹备。
7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在以纵论国际形势为主题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向关于大歌舞演出的方面，他心情振奋地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一语道来：“我们这次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多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中，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周恩来侃侃而谈，上下纵横，扬长避短，踌躇满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歌舞演出抓好。
两天后，周恩来在约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当中，除了批评有关人员对在北京举办音乐会演和亚洲文化艺术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所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再次重点部署了有关大歌舞的具体工作：“在国庆15周年之际，以这样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提出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出一台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以供国庆演出。
会议之后，周扬马不停蹄地会同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的负责人，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操作倒计时阶段。参与大歌舞筹备工作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深深地明白，这是一场重大政治任务的攻坚战，也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向共和国15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有关人事组织、人员调动涉及到北京、上海两地，牵扯到国家级、地方和军队各文艺团体，线索繁杂，阵容庞大，必须按照一个排练大歌舞的总计划报告，方可由中央来统一协调。
首先，项目组负责人员对大歌舞的名称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争论和探讨，最后，当然是舍弃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既冗长、又口号式的名称，最后经过群策群力的费心思考，初步将之定名为《灯塔颂》，最后又由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确定下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其演出总名称。
时隔三个夜与昼，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扬就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递交上一份名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之外，还完整地分类注释说明了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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