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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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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极为反感、进行发难。在1962年—1963年间，珠影厂根据王兰西部长肯定《逆风千里》的文学剧本和“全厂要面向生产”的指示精神，开始全厂动员，这部影片便在当时正确的创作路线指引之下，峰回路转，重新上马。
影片编剧周万诚，是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一名部队剧作家；导演方徨则从上影厂调到山东厂，又在两厂合并后来到珠影厂，曾执导过《闽江橘子红》、《上饶集中营》（副导演）、《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敢想敢做的人》等影片；摄影师姚士泉，也与方徨一样从南转北，又落脚珠影厂，他的黑白摄影技术应用和拍摄技巧，在圈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方徨执导影片有两大特点：其一，他感情厚重，人情味浓郁，在他所执导的有限的几部影片中，都启用了上影厂著名反派老演员白穆，以及上影厂的张子良、蓝谷、束夷、傅伯棠，这些演员除了白穆之外，也都调往珠影厂，此次都被重新招至《逆风千里》的麾下；其二，则是他识才爱贤，姚士泉一流的黑白摄影，使他倍感珍爱，故这两人一导一拍，多次合作。方徨当时还选用了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奕，主演我军指导员，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回厂青年学生丁铁宝，参演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卫生员朱小玲，此外，还有后来调到天津厂的李建林，珠影厂的宋德望、王铮以及蒋锐、关朋、刚小光等人都加盟剧组。影片的外景地在东北辽宁的奉城、丹东一带，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实地拍摄。气候寒冷身体不适；拍摄过程中的反复修改，尤其是剧本非常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甚至影片中塑造的我军指导员、胡排长、女卫生员、还有两名战士5个角色，和敌方师长、副师长、医官、政治部主任、敌工处长、军长、骑兵连长共7人的双方比例，也有人以我方少敌方多而产生了质疑，从而招致了外界势力的严重干扰。
影片中国共两党将领的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先天剧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选演员自身的努力，《逆风千里》终于在1963年12月底拍竣。
影片在送到上级严格审查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看了此片，认为“导演的镜头语言还算流畅。”随后，陶铸同志陪同邓子恢、刘亚楼亲自到珠影厂审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条件下，特提出三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的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的壮烈牺牲。”1964年１月，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陈荒煤在审看影片后，表示基本同意陶铸同志的修改意见。同年６月，陶铸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再次来珠影厂审看修改后的对白双片，表示很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在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此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珠影厂审看影片后，认为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北京审查。珠影厂迅速将影片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文化部领导特请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此片，罗瑞卿看后，表示同意影片通过审查，并可以在全国发行。
然而，康生却大发淫威，借机刁难，他硬说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陶铸识破康生别有用心的诬蔑，当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康生：“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康生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声嘶力竭地无端指责审查这部影片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武断地强迫命令这部影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于是，这部影片先后被康生、江青点名列为“毒草”影片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号正式下文，被迫点名下发批判《逆风千里》的通知。两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该片的大批判和大讨伐，定调是“陶铸一手扶植出来的大毒草。”
文艺路线的斗争始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革”前的1964年，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文艺界第二次整风运动。《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好景不长。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说了一句话：“这是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由此彻底宣判了这部影片的死刑。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是“坏电影”、“坏戏”。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和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在该通知的报告上提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领袖一怒，万众皆惧，《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顿时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彻底地、全面地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使这部影片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而成为“文革”前最早被列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上映时还在其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
一部影片被定调为“反革命”，那这部影片本身连同他的主要创作人员、剧组演职员，一下子全部受到了逃也逃不掉的无形牵连。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斗，牙齿全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来在赤石暴动越狱。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经常被串联到珠影厂的红卫兵、厂内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们拉出去公众批斗，但是，方徨始终倔强地没有低下高昂的头，他一生经历过地狱般的煎熬和战场上的横飞弹雨，对一部《逆风千里》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以其坚忍的毅力去据理力争。作为一个在硝烟中锤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他是受苏联名家邦达尔丘克《一个人的遭遇》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加之自身在战场上的亲历，从而成功地执导了《逆风千里》，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更没有去歌颂、美化国民党。反复的批斗，肉体的打击，“文革”期间又被强行送到干校劳改，还曾患过脑脓肿、直肠癌，两次大手术的人间重返，方徨以80岁的高龄至今健在，然而，在“文革”期间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厂里的大喇叭对准他的窗户，彻夜地高声喧哗，使她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使她受到猛然惊吓而猝死，这是方徨最感难受，心中永远也抹不掉的痛。
然而，血淋淋的悲剧仍在“文革”期间继续上演，没有休止。资深摄影师姚士泉在40年代后期就从事电影摄影，他因《逆风千里》身带“特嫌”、“反革命分子”、“三四十年代黑线人物”等诸多罪名，感到万念俱灰，终于在批斗他的又一次大会之后，偷偷地跑到厂外的一片茂密的甘蔗林里，用刀切开动脉割腕自杀。
1962年，由珠影厂招收的五名品学兼优的学员丁铁宝、林书锦、杜熊文、方文献、黄伍钟返回厂后，被由香港长城公司调来珠影厂担任业务副厂长洪遒重点培养成拔尖人才，旨以培养本厂自己的演员队伍。可是，这一最具有前卫性的“造星”意识，即被不久后的“文革”运动而彻底地粉碎破灭。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从印尼返回的青年华侨黄伍钟，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廖有梁，他曾在《逆风千里》中扮演我军侦察员，但是，“文革”的魔掌却将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过；这个单纯、幼稚、刚刚涉足新的社会，却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无情地冲击，这个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偕同新婚妻子一起回厂闹革命的年轻人，却被冠之“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审查。黄伍钟不久就从厂行政办公楼三楼跳下殉命，成为“文革”中无数冤魂的又一个无辜的殉葬品。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了一桩至今未了的“无头”历史悬案。
如今，《逆风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复映，但是演员张子良、傅伯棠先后因身体的累累伤痕已经作古；那些因此剧蒙难和侥幸活下来的人，对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却是浸入骨髓般地长痛不已
风雨如磐《大浪淘沙》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每每读起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这首“赤壁怀古”的激情诗，自然会联想到一部同样能引发激情的电影——《大浪淘沙》。广大观众所看到的这部影片，大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殊不知，这部影片的拍摄完成时间，却是比上映时间要早出12年之久。该片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并作为中国电影经典名片走向了世界国际影坛。同时，也开创了珠影厂优秀故事影片走进国际电影节的历史。
开拍伊始 众将挂帅
影片《大浪淘沙》，是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他的秘书于炳坤，根据他们联合创作的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初稿《大革命洪流》，与珠江电影制片厂老导演伊琳，三个人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
伊琳作为1938年从演出街头话剧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八路，曾在解放初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厂”），执导过《留下他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扑不灭的火焰》、《刘巧儿》等新中国早期著名影片，后来他又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曾经到越南指导过电影创作，并协助拍摄了越南影片《同饮一江水》。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被召回，调到广州电影制片厂（即“珠影厂”），1958年，拍摄《革命接班人》、1960年，拍摄《慧眼丹心》，后一部拍完即遭批判，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搁几年，伊琳无片可拍，直到1963年王兰西部长提出“一切面向生产的观点，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大力提倡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业务，成为内行”、“要培养出一批为人民服务并且为工农群众所承认的艺术家和技术人才”等指导精神，这是在国家吸取总结经验教训后，及时调整政策方针的正确之举，苦恼的伊琳重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当年，王兰西部长和杜埃副部长亲自来到广州二沙头，召开珠影厂的领导和主要创作人员的“神仙会”，明确说明：“珠影目前形势好，成绩大，内外都有起色，要继续鼓劲。”鼓励编导提出自己的设想计划，伊琳深受鼓舞，《大浪淘沙》由此孕育。
《大浪淘沙》原片名即为《大革命洪流》，所反映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靳恭绶、顾达明、余宏奎、杨如宽等四个不同阶层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在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叛变投敌，有的自暴自弃，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伊琳早在建国初期的东影厂工作时，就认识同厂的演员于洋，时隔多年，他认为于洋的形象、气质，都非常适合该片的主角靳恭绶，而女主角谢辉最后敲定的是上影厂的著名演员王蓓。于洋以《山间铃响马帮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暴风骤雨》等著名国产影片而闻名。而王蓓则在《乌鸦与麻雀》、《武训传》、《丰收》、《人民的巨掌》、《纺花曲》、《淮上人家》、《两个小足球队员》、《聂耳》、《飞刀华》、《马兰花》、《常青树》、《幸福》、《平凡的事业》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在《大浪淘沙》影片中，这位典型的知识女性，与王蓓自身的气质很贴近，人物一出场，就显得很有个性和光彩，故此，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困惑、从迷茫到醒悟、从单纯到成熟，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在暴风骤雨中成长的一代革命女杰的形象，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其他主要演员，伊琳则邀请了珠影本厂的演员，如简瑞超饰演忠厚的老大哥（大哥顾达明），史进扮演的革命党人赵锦章，林岚饰演陈独秀式代表人物的右倾分子薜建白，杜熊文扮演软弱沉沦的老四杨如宽，从长影厂调来的郭艺文，饰演另一个革命党人宋珠萍，而沦落成为反革命的老三余宏奎，则特邀湖南省话剧团的刘冠雄。
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始，1966年５月“文革”运动前夕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多时间。但在影片拍摄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扰，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
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电影胶片的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其次，因要远赴十几个故事发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长，再加上还有参加“四清运动”，更主要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都受到了多方的无端指责。其中有许多场戏，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是，却难以抗拒政治压力的无情冲击，譬如剧中人赵锦章在被暗杀临死时，对着靳、顾俩人所说的那么一大段冗长的台词，明显是为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强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给人以非常明显的生硬之感，这使著名演员史进内心深感痛苦，但是难以抗拒；而另一场戏表现老四杨如宽对自己的恋人刘芬，充满憧憬和单纯幻想，所朗诵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却被指责为“小资调”，而在完成本后，硬是通过对嘴形，而改补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慨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虽符合剧情，但却使情节大为逊色。该片又在同时期出品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影片中，率先在开头处煞费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文革”即将开始后流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以弄巧成拙地进行人为抛开艺术的政治主题图解。就这样，反复地折腾，剪辑台上的胶片无休止地修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在当时的电影生产制作中，创下了拍片周期最长、修改次数最多、审查次数最多的多个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领导机关审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据他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恳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陶铸为此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1965年，陶铸专程邀请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1966年初，影片根据陶铸的具体意见全部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看完之后，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间，在技术楼前下台阶的时候，陶铸笑着问大家：“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同志当时就举起双手豪爽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陶铸被打倒，影片的“幕后操纵黑手”被揪出，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徒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甚至还有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非要说成是陶铸的隐喻，因为在此前的剧本创作当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寿”，电影界前辈夏衍看了剧本之后，善意地提出意见说：中国的百家姓里没有姓“公”的，再说在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对自己丈夫的爱称，作为剧中的女性叫起来自然是极不合适，即便是同一男性这样叫，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何不干脆把前后两个字给颠倒一下。作者欣然采纳了夏衍的意见，于是，“公金寿”就变成了“金公寿”。但想不到这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剧中人的名字，却在此时意外地惹出了麻烦。因为考虑到全部影片的对白已经完成，不得已，编导赶紧把此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可是，当权者仍步步紧逼，围绕此名大做文章，离奇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如出一辙，“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一颠倒，即是“铸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却在“文革”中演变成一场人世间的浩劫。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资深著名摄影师姚士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艺，他的黑白对比用光摄影堪称一绝，但在“文革”风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要清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姚士泉终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厂外的甘蔗地里割腕自杀，他的名字便从摄影名单中给无情地划掉了。
《大浪淘沙》已经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导演伊琳被剧组某些风派人物揭发批判，其实这部与陶铸本人丝毫没有关联的影片，却硬被说成是为陶铸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导演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文革”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始后，身体瘦削羸弱的伊琳卧病在床，他当时受到的严重打击，使他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可是，当权领导和造反派却全然不顾，冷酷无情地把骨瘦如柴的伊琳，还是赶到了英德劳改茶场，去接受重体力的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的秋天，伊琳才得以返回厂里，但厂里坚决拒绝接收组织关系，其档案只好暂时放在省文化厅。情形有所好转后，伊琳强烈地表示在厂工作的愿望，并亲自主抓了描写叶挺的《白马将军》和《革命母亲李丽英》、《横空出世》等剧本，都因各方面的排斥，而未能搬上银幕。但他还是壮心不已，帮助导演刘欣拍摄了根据《渔岛之子》改编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等。1979年，蔡辉厂长传达上级的命令，任命伊琳担任珠影厂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已在“文革”中折磨得身体难以支撑，当罗戈东副厂长前去看望重病在床的伊琳时，他激动地抓住罗厂长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投入工作激情的自然迸发，也是他的临终遗愿。当年11月27日，瘦弱的伊琳便告别了人世，姗姗来迟的任命，最终使伊琳抱憾而去。
一部《大浪淘沙》，一段中国电影在残酷年代中的曲折史。然而，电影艺术的步履，却永远是那么的匆忙而奋进！
荒诞岁月里的七部重拍片
在电影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大凡一部相同题材、抑或是同一部影片被反复重拍，其主要原因莫过于该影片为根据传世名著改编而成，具有不衰的生命力，所以常拍常新。
然而，在我国影坛的“文革”后期，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里，却有7部影片再次重拍，其咄咄怪事，前古未有，前所未闻
早在“文革”伊始，江青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就气势汹汹地从文艺战线开刀，一方面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取得的辉煌成绩，一方面又为了树立所谓的样板，盗名窃誉，把众多戏曲、戏剧艺术家潜心创作、早已形成并公演数年的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通过严格的政审和精心挑选，不遗余力、精心炮制拍摄出《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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