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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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再论说真话（2）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腹地　　　
　　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的批判。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只是在别人问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释的时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说他因此挨了训。　
　　班组学习会上不能逼我承认反党罪行，造反派就召开全连批判会。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但是在批判会进行的时候，发言人接连问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我忽然感到厌倦，我不想坚持了，就说“是”。他接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我迟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们都得意。他们胜利了。我放弃了斗争，我疲倦，我甘愿倒下去、不起来了。但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批判会结束，靠边的人奉命到“牛棚”开会谈感想。只有罗荪同志表面上有点狼狈相，他替我辩护，我自己反而承认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但另一方面听着大家的责骂，我倒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刚才召开的哪里是对我的批判会？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层一层地剥下自己的面具，一个个都是骗子。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问句问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连批判会开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本市报纸和《人民日报》上都刊出一条国际消息，讲到“以色列腹地”。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在这两处“腹地”都是作为“内地”解释的。我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却不曾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再说小骗子　　　
　　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去年九月底我写过一篇谈小骗子的“随想”。当时小骗子已被逮捕，话剧正在上演，人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还有人出来责备话剧同情骗子，替骗子开脱，认为这种作品助长青年犯罪行为、社会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不让它上演，不许它发表，家丑就不会外扬。我没有看过戏，但是我读过剧本，我不仅同情小骗子，我也同情受骗的人。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我从没有隐蔽过我的观点。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时候我曾向领导同志提出要求：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开会期间这个戏演过好几场，有一次我在小轿车上同司机同志闲谈，他忽然说看过这个戏，他觉得戏不错，可以演下去。　
　　关于小骗子的戏究竟演了多少场，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后来在北京召开了有该戏原作者参加的讨论会，议论了戏的缺点。又听说剧作者另外写出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戏。以后就不听见人谈起小骗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让人完全忘记了，一直到小骗子再出来活动的时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又一骗子骗得某些领导团团转。”当然不是那个姓张的小骗子，姓张的已经给判了刑。这一个姓吴，冒充“市委领导同志的侄子”，又自称哈尔滨市旅游局的处长，“套购了大量高级香烟准备到外地贩卖”。事情败露、狐狸尾巴给抓住的时候，姓吴的小骗子还说：“当今社会上特权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这些人做牌子，他们就不会卖给这么多高档香烟”　
　　小骗子给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会认输。我看他比我们聪明，我们始终纠缠在“家丑”、“面子”、“伤痕”等等之间的时候，他看到了本质的东西。不写，不演，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问我在骗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缩小他们的罪行，替他们开脱。我说：决不是！骗子有大小之分，姓张、姓吴他们只是一些小骗子。大骗子的确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骗子是不会长期逍遥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赵丹同志（1）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我认识赵丹时间也不短，可以说相当熟，也可以说不熟。回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同他见面，也说不出。“文革”期间没有人来找我外调他的事情。我们交往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镜头我永远忘记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解放后的影片我喜欢《聂耳》和《林则徐》，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讨饭办学的武训，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还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问题，演员也受到连累。我没有参加那一次的运动，但赵丹当时的心情我是想象得到的。　
　　在讨论《鲁迅传》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也曾向人推荐赵丹扮演鲁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个时期听说片子要开拍了，由他担任主角。我看见他留了胡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来，最后就没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实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举行的三届全国人代会的省市小组会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听说赵丹是其中之一，刚刚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开放映。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经开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飘起乌云，耳边响起喊声，头上压着一块大石，我有一种预感：大祸临头了。　
　　于是出现了所谓“文革”时期。在这期间赵丹比我先靠边，我在九月上旬给抄了家。我们不属于一个系统，不是给关在一个“牛棚”里。我很少有机会看见他。现在我只想起两件事情：　
　　头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揪到江湾，住了将近一个月，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准备在二十六日开批斗会。会期前一两天，晚饭后我照例在门前散步，一个学生来找我闲聊。他说是姓李，没有参加我的专案组，态度友好。他最近参加了一次批斗赵丹的会，他同赵丹谈过话。赵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烟抽得不少，而且抽坏烟，赵丹说，没有钱，只能抽劳动牌。大学生笑着说：“他究竟是赵丹啊。”　
　　第二件，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吴强给揪到上海杂技场参加批斗会。我们只是陪斗，主角可能是陈丕显和石西民。总之，挨斗的人不少，坐了满满一间小屋，当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赵丹来了，坐在白杨旁边，我听见他问白杨住在什么地方。在旁边监视的电影系统的造反派马上厉声训斥：“你不老实，回去好好揍你一顿。”这句话今天还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后赵丹在病床上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强烈的控诉！他能忘记那些拳打脚踢吗？他能忘记各式各样的侮辱吗？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岛健藏先生一行来上海访问，我和赵丹一起接待他们，我们向久别的日本朋友介绍我们十年的经验，在座谈会上赵丹谈了他的牢狱生活，然后又谈起“四人帮”下台后他去江西的情况。他说：“由于我受到迫害，人们对待我更亲切、更热情。”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次我听见他表露他的心情：“为了报答，我应当多拍几部好片子。”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状态。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我听说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总理，又听说他要拍《八一风暴》，还听说他要扮演闻一多，最后听说他要同日本演员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传过，虽然这些愿望都不曾实现，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绩。　
　　我没有料想到今年七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见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边看花。他变了。人憔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