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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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华侨难民，他告诉我们法国人对外国侨民并不歧视。我三次访法，尽管中国的地位增高，尽管我的年纪增长，尽管我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法国人还是那样友好，那样热情，那样真诚，那样坦率。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坦率，我回国以后读到一位巴黎朋友发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给我的，谈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复记者说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却认为我一定知道，因此将我挖苦几句。他的坦率并不使我生气。朋友间只有讲真话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有些人过分重视礼貌，在朋友面前有话不讲，只高兴听别人的好话，看别人的笑脸，这样交不上好朋友。别人不了解我并不等于反对我，事情终于会解释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说服我，我决不会认错。我并没有健忘症，我没有什么把柄让人抓住，因此读到挖苦的文章我并不脸红。　
　　我这次到巴黎是来参加国际笔会的里昂大会。大会在里昂开幕，在巴黎闭幕，一共举行了五天。这是第四十五届的国际大会了，但在我看来它只是个开端。对国际笔会我个人有特殊的看法：它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它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理想，这是目标，我以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反正这是长远的事情，今后还有不少讨论它的机会。　　　
　　三访巴黎（2）　　　
　　这次在法国，我们并未接受任何团体或者个人的邀请，开会以外的时间都可以由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出外访友也好，在住处会见客人也好，参观艺术宝藏也好，游览名胜古迹也好，到大树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读者从不朽的文学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热爱它的一切。法国人珍惜他们的过去，热爱他们的历史。以巴黎为例，他们把现在同过去结合得非常好。他们保存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即使先贤祠前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我还可以到卢骚（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协合广场上方尖碑前我仿佛看见了两百年前断头机上带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两小时内我回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百年间的道路。我对进步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想法。这次在巴黎小住比较清闲，有时间观察，也有时间思考，还有时间同朋友们闲谈。我的确认真地想过了一番。在国内我常常听人说，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西方国家里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三次访法，我都没有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因此我并不特别感觉到“物质丰富”。同文化界人士往来较多，了解较深，用我的心跟他们的心相比，我也不觉得他们比我“精神空虚”，有一位华裔女汉学家一天忙到晚，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她需要学习、需要工作，闲着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样生活，我倒感到太紧张，受不了。从国外回来我常常想到我们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在我们这里“个人奋斗”经常受到批判，吃大锅饭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习惯了“混”的生活，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地拼命干下去了。然而我能说那样拼命干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虚”吗？　
　　我在上海家中晚间常看电视节目消遣。在国外偶尔也看电视。初看西方节目，觉得节奏太快，不习惯。看多了，习惯了，回到国内又嫌我们的节目节奏太慢。我知道过一个时候我又会习惯于慢的节奏。但是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返回巴黎。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纷纷赶回城来，轿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根长线。我们的车子挤在中间随大流飞奔。速度太快，我有点紧张，我想要是我们的车子忽然出毛病开不动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带笑地谈起来。他说：“有一回我开车回城里，车子比现在更多。我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欲罢不能。我像一个机器人在滚滚车流中向前飞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动我，我停不下来。我要是停下，那么几十辆，几百辆车子都撞上来，怎么得了！我只好振作起来开车回家，好像害了一场病一样，第二天睡了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别人不让你停啊！”　
　　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话，我不在这里引用了。关于他的事我本来可以多讲几句，不过我看也用不着了。“物质丰富”，那是上层社会的事，与他无缘。“精神空虚”呢，“精神空虚”的人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往前飞奔的！　
　　最后我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先生的盛情邀请，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别了巴黎，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知识分子（1）　　　
　　去年年底我为《寒夜》——挪威文译本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说《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又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　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观绝望的书；一说是充满希望的书，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说是常常跟着评论家走。现在我头脑清醒多了。我要说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因为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究竟怎样，挪威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很高兴挪威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过去艰苦的生活和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互相了解是增进人民友谊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说能够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写到这里为止，想说的话本来很多，但在一篇序文里也没有说尽的必要，留点余地让读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小说，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爱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还写过批判、鞭挞知识分子的小说如《知识阶级》、《沉落》，就只这两篇，目标都是对准当时北平的准备做官的少数教授们。我写《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给河清（即黄源，他帮助郑振铎和傅东华编辑《文学》月刊）后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读了我的小说很生气，从北平写长信来批评我。他严厉地责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发泄气愤）？！我把他的劝告原封退还，在横滨写了一篇散文答复他，散文的标题也是《沉落》。在文章里我说，我“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说明，小说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当时北平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我并未揭发他的“隐私”，小说中也没有什么“影射”的情节，我只是把他作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来批判，进一番劝告。他本人当然听不进我这种劝告。我那位好友也不会被我说服。我记得我们还通过长信进行辩论，谁也不肯认输。不过这辩论并没有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我的小说给编进集子在读者中间继续流传，朋友对我也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至于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继续“沉落”下去。不过几年他做了汉奸。再过几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经喜欢过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但是对于我他只是黑暗深渊里的一个鬼魂。我常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　　　
　　知识分子（2）　　　
　　这“沉落”的路当然不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经过了八年的抗战，我们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经受得住这血和火的考验的。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有机会我还想谈一谈，现在用不着多讲了。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闻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真话集》后记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巴金　　　　　
　　病中集　　　
　　干扰（1）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预定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则，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夜，我几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迟钝，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可是我不再心烦。“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救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手术把囊肿取出，不会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的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杀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听见门铃声，我常常胆战心惊，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我只能责备自己。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因此也有权同“干扰”作斗争。　　　
　　干扰（2）　　　
　　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萨特感到了兴趣，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访问上海，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很谨慎，很拘束，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法国，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