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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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也谈不出什么。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赞成“把作家分为等级”。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高，待遇越好，“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成了一种荣誉，人们为争取“干扰”而奋斗。看来萨特一口否认的“可能性”是毕竟存在的了。不是吗？　
　　那么要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怎么办？扩大级别吗？增加等级吗？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再说现代文学馆　　　
　　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来探病，闲谈中又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每次见面，我都向他谈文学馆的事，快两年了，他以为这个馆总该挂起招牌来了。没有想到我的答复仍然是：好像困难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并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楼。我们只打算慢慢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但搜集资料，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有一个办公的地点。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们手中有一笔赠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在北京有一个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设在中国作协的防震棚里，筹委会的人也在为房子奔走。有一次说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么庙什么寺，但是无处存放搜集来的资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住在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朋友说：“你不用性急，不会久等的。我们不是在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当然不止是：种树木，扫马路，文明服务，待人有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等等。我们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学遗产特别是反映我们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包括在内。你们的文学馆当然不会给人忘记。”　
　　“但愿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能不能看到文学馆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沫不掉嘛。　
　　这些年我常有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想法：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过一件好事，只是白吃干饭，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事情给搞坏了，就有些人给叫出来受批挨训，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紧张，好像我们六十多年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对革命、对人民没有一点贡献。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1）　　　
　　近来大家都在议论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事件。中国人有意见，日本人也有意见，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有意见。　
　　修订本国的教科书可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进入”，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翻过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温侵略“美”梦的野心，问题就大了。有人说，这是“内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国、屠杀别国人民的“内政”吗？又有人说，是进入还是侵略，应当由后人来论断是非。这是“成则为王”的老观念，只要我有钱有势，后人会讲我好话。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这种事也不会拖到后代等后人来解决。关于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事，我们记忆犹新。“进入”不止一次，单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死亡，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中国土地上还留下不少“皇军”的“德政”——万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不曾忘记日本军人的残酷暴行。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等不到后人论断就垮台了。听说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准备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为它招魂，这只能说明那班人靠搞阴谋、念咒语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们要“进入”，中国人民一不欢迎，二无所畏惧，不过说实话，你们真的能够再像三十年代那样“进入”中国吗？真应该动脑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中日人民之间有两千年的友谊，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军国主义的逆流和破坏友谊的阻力又算得什么！但是怎么会让这逆流、这阻力占优势，终于引起一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九三五年在横滨和东京七个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惯假话受了骗。我写过一篇短文《日本的报纸》，讲的都是事实。我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举出一些报道文章，证明它们全是无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读者受了影响，居然真的相信日本军人“进入”中国是为中国人谋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却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为上海的一份杂志写的，杂志发稿前要把稿件送给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结果“不准发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颠倒是非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觉到舆论工具“威力”之大。这些事，这种情况，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相信宣传，以为日本人真在中国受尽迫害。而事实却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当做“贱民”看待。究竟谁欺侮谁，我有一部中篇小说《海的梦》可以做证，单凭这一点，我的小说也要传下去，让后人知道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所谓“丰功伟绩”。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劳的优秀人民。我知道他们受骗上当，却无法同他们接近，擦亮他们的眼睛。我在横滨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个月，我看见朋友代他女儿写的寄守卫满洲的“皇军”的慰劳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占领满洲是为了赶走中国“马贼”保护满洲人民，傀儡“皇帝”溥仪乃是“真命天子”，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些荒谬的神话来教育儿童、教育青年的，无数的年轻人就这样给骗上战场充当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没有忘记。溥仪访问日本的前夕，几个日本“刑事”（便衣侦探）半夜里跑到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之后，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会，遇见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给带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　
　　惨痛的血的教训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声”的人在六十年代却站出来讲话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访问日本寻求友谊，都是满载而归。那个时候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处都有欢迎的手伸向我们。在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结识了许多真诚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受到破坏，两国人民都会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公园里看到日本岐阜县建立的纪念碑，岐阜人说：“日中不再战！”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县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声音应当更加响亮，人民的团结应当更加紧密，让那些妄想再度“进入”中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军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一次修改教科书的人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中间有少数健忘的人习惯于听喜报，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损害友谊，有伤和气，或者妨碍团结。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来，做了反面教员，敲了警钟，对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点治疗的作用。军国主义的逆流就在近旁翻腾，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忘记八年抗战的往事了。那么让大家都来参加人民友谊的活动罢。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2）　　　
　　九月六日　　　
　　一篇序文（1）　　　
　　一　
　　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小说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经常接触世界语书刊，使用世界语的机会较多。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下不了决心，害怕开了头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后来别的事情多起来，我和世界语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世界语又由熟悉变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译自己作品的考虑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文革”，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我个人的心愿也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删节本翻译，他根据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订过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完全的英译本！我不喜欢整章的删节。　
　　《家》不是自传体的小说，不过我在书中写了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小说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说并没有“过时”。　
　　当然它总有一天要“过时”，我是指到了污水给打扫干净的时候。但新社会总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要了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记昨天的事，我们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对我来说，《家》今天还是警钟，多么响亮的警钟！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语译本的序文。在翻译这小说的时候，译者曾来信要我为译本写篇短序，我说我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译本一共写了十篇以上的序，说来说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饭，决定不写什么了。后来见到译者，我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出版社准备发稿，来信中又谈起了写序的事，我一口答应，动笔写了六七百字，过两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话要讲。但在序文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害怕读者会感到厌烦。我读小说就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特别不喜欢那些长篇大论。　
　　在短短的序文里我讲了两件事情：一，我对世界语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欢删节过的英译本《家》。　
　　先谈世界语，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当时我不到十七岁，还没有开始认真学习世界语，我只是在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杂志上读过宣传世界语的文章，自己很感兴趣，就半抄半写，成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以后，有一位在高级师范念书的朝鲜学生拿着《半月》来找我商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的事。我只好告诉他，我写文章是为了宣传，我手边连一册课本也没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讲习班终于没有办起来。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　—　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语写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此外，我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几期《绿光》杂志，在上面发表了两三篇像《世界语文学论》那样的文章，谈个人的印象，当然很不全面，因为我读书有限，只读了学会的半个书橱的藏书，而且不久连这些书也被“一·二八”侵沪日军的炮火毁得干干净净。这个学会在闸北的会所给烧光之后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后成立了新的世界语学会，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运动。我是旧学会的会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来不久参加了学会，后来又当选为理事。在“文革”期间“巴金专案组”的人审讯我的时候，就揪住这个“理事”，这个“会员”不肯放。他们问来问去，调查来调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参加过两个团体，另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理事，别的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他们梦想发现什么“反动集团”，结果毫无收获，幸而他们只会使用斥骂、侮辱这一类的手段，没有采用严刑拷打（文艺界中吃过这样苦头的人确实不少），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漫谈对世界语的感情了。这感情今天还存在。虽然我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做从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关心世界语的事业，并且愿意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一篇序文（2）　　　
　　再过五年，一九八七年，将是世界语诞生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它应当有更大的发展。　
　　三　
　　关于《家》，几十年中间我讲了不少，现在似乎无话可说，其实也用不着我饶舌了。　
　　这次我在序文里提到英译本中整章的删节，并且表了态，只是因为编辑同志来信说：“我们发现英文版有较大的删改，据说是你亲自为外文版删改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世界语版的内容以中文原本为根据，还是按照删改过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讲话。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当时我只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这“别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责任编辑，由他同我联系，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为了宣传，凡是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他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我在“双百”方针发表前交出了删改本，英译本则在反右运动后出版，我害怕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却拿它来猎取名利，这也是一件可耻的事。英译本可以说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镜子。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吧。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十月四日　　　
　　一封回信（1）　　　
　　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文革”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帮’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四人帮’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作家们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拿起了笔，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