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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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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2）
最近接到友人萧乾寄赠的《培尔·金特》，这是他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这名著我几十年前翻读过，毫无印象。这次看了电视录像，又匆匆地翻读了译本，感受却大不相同。我不想在这里谈剧本，我只说，我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人—— 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我和陈仲贤先生都离开了“编译室”，我说不清谁先谁后，只记得“砸烂”的作协分会复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先后来采访过几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记者了。我们谈得很融洽，并无顾忌，不必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很健谈，但读他的报道又嫌他下笔谨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采访的经验写出来，我一再给他鼓励，我相信讲真话的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九月七日
谈版权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来信，谈起烈文对旧作的态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时期所写的小说，原名《舟中》，后来有人偷印，改名《保姆》。当年靳以在永安买到了，使烈文脸红，他不愿意人知道有这一本东西”国内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创作选集，所以雨田说：“不应该再将它重印。”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关于我自己，我有两点意见：一、我不是文学家，我当时不过拿文学做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二、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费，我是这样想：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以后书写多了，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嘛！”说到修改作品，拿《家》来说，自从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后大概不会再改了。关于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我说过，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拿我来说，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锋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读者不满意，可以写文章批评，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愿意别人把我发表第一本小说以前写的东西找出来重印。不管有没有出版法，我认为作家应当享有作品的“版权”，既然他对自己的作品负有责任。没有得到作者同意就编选、翻印别人的作品，这是侵犯“版权”。对这类事情作家也可以进行抵制和抗议。
我也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是社会的东西，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在读者中间产生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劳动的成果，是根据作者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写成的，只有作者最了解作品写成的甘苦，他不会因为某一位读者的批评而随意修改作品，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对读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世界上有千万部作品被人遗忘，让人抛弃。可见作品既不属于作者个人，它又属于作者个人。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版权”来说明。作者的“版权”必须得到保障，但“版权”并不是私有财产。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作品的“版权”奋斗，我的书橱里至今还有一大堆随意拼凑、删改的盗版图书。作品的本来面目给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一再提到“版权”，我不是想到稿费，我已经下定决心：在所有的旧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费。我要把它们转赠给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品既然不属于作者个人，我也无权将“版权”视为私有财产给儿女亲属继承。
在《随想录》中谈文学馆，这是第三次了。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虽然成立不久，规模很小，但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大量开发的日子就会到来的。一九五五年我读过法国作家萨特的《对新中国的观感》，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中国人跟你谈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还有个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况。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记错萨特的话，现在行动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难。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已经看到了文学馆的明天。这明天，作者和读者人人有份。我的心灵仿佛一滴水，在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归宿。有一天我会被读者忘记，我的作品将和一切选本书、盗版书一起化为尘土。但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要大发展，任何干扰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锦局面的出现。
九月十五日
我终于找到了萨特的原文：“我们时常非常感动地看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这是二十八年前写的文章，可惜萨特没有机会重访中国。
九月十九日
又到西湖
摔断左腿之后，我以为三五年内不可能出门旅行。现在靠朋友们的帮助和儿女们的照料，我居然又来到西湖，住在去年住过的那所旅馆内，一切如旧，只是我身边多了一根木拐和一把轮椅。
木拐和轮椅有它们的用处。我几次拄着木拐在正门外大平台上散步；我坐在轮椅上游过三潭印月和西山公园。这说明我还不能自理生活。
这次我和孩子们同住一个大房间，因为我离不开他们。九岁的外孙女端端也同来陪我度过国庆节。寝室外有一座较大的阳台，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西湖，仍然是苏堤、孤山，还有新建成的公园“曲院风荷”，园中一带水杉林，水面上一大片荷叶。正对面孤山脚下就是秋瑾墓，白色的烈士塑像耸立在绿树丛中。往左看，白堤远远地横在前面，保俶塔高高地立在左侧，眼界开阔多了。
阳台下香樟和桂树枝叶茂密，长得十分高大。这次我住在五楼，离它们更近了些，刚巧又是桂花开放的时节，站在栏前，满面花香，好久没有闻到这样浓郁的香气了。可惜连续下了四天的雨，阳台上积水难消，红砖地铺得不够平，从寝室打开门走出去，面前就是一个水荡，我的病腿无法一步跨过去，只好“望洋兴叹”。幸而下雨的时候还不算太多，我在杭州小住的十五天中，雨天不过占三分之一。落雨我就不下楼，阴天我喜欢在楼下大厅的沙发上闲坐，默默地观察别人。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老习惯。
今年游客特别多，外宾和华侨一批接着一批，每天游车出发前和游罢归来后，大厅里显得十分拥挤，看来它快要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前几天我游三潭印月，女婿推着我坐的轮椅走过曲折的小桥，我惊奇地发现四周有那么多的人，好像在闹市一样。人多了，风景的负担加重了；大家挤来推去，风景的魅力也就减少了。一九三○年我第一次游西湖，在一个月夜，先到三潭印月，仿佛在做一个美丽的梦。一九六○年春夏之际我常到三潭印月桥上碑亭中徘徊，欣赏康有为亲笔写的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文革”期间连康有为的对联也被砸烂了，现在换上别人的手迹用小字给刻了出来，我无法在亭内停留将联语重念一遍，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旅游淡季。
我没有去灵隐，听说到那里烧香的人太多。国庆节上午我侄女国糅带着小端端从灵隐寺后面爬上韬光，回来抱怨说丝袜给人们手里落下的香灰烧了个小窟窿。游人和风景、名胜之间需要做适当的安排，看来这样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西湖的绿化工作做得不错，也不难应付发展得很快的形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游人，也看到越来越美的山水。横遭冤屈的名胜古迹得到了昭雪；破坏了的景物逐渐在恢复；新建设的公园不断在增加。西湖的确是我们的大花园。
三十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们游西湖，住湖滨小旅馆，常常披着雨衣登山，过烟霞洞，上烟雨楼，站在窗前望湖上，烟雨迷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烟霞洞旁有一块用世界语写的墓碑，清明时节我也去扫过墓，后来就找不到它了。这次我只到过烟霞洞下面的石屋洞，步履艰难，我再也无法登山。洞壁上不少的佛像全给敲掉了，不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石像毁了，影子还在。为什么要砸烂呢？我想不通。
十月十九日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要求我为小说选集作序。我认为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总结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是适当的作序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大系》（第一个十年）中有三卷小说选集，三位编选人（鲁迅、茅盾、郑伯奇）都写了“导言”，他们的导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编的《大系》中，小说选集共有七卷，却只用一篇序文。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重读当时的许多作品，对入选的作家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导言；何况我又是一个病人。我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编者说：“并不要求你写完整的序文，写一点感想也可以，长短都行。”好，我就写点感想吧。我被说服了，便答应下来。
“文革”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什么也不敢想。近几年来，我想得较多。我走上文学道路正是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然后拿笔写作又成为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我说过《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其实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
在新文学作品中我经常接触到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作品解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一起前进，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成长，也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我和无数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从新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它们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心，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尽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走过弯路，可是从新文学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我始终热爱生活，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我作为学生不曾离开老师们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它有它的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新文学就是讲真话的文学，过去也有“说假话”的作家，但只是极少数，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创造的“不过一个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为人生的艺术，为社会改革的文学，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的。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做一番总结了。
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文革”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骂自己一辈子“白吃干饭”，“放毒害人”。但是运动过去，我冷静地考虑问题，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尽管我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不怕困难，奔赴革命圣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光明必然驱散黑暗，真理一定战胜谎言。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旧制度。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边写边学，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热情的信函，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愿望、困难和痛苦，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深入生活”。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但感想毕竟是感想，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
有人问：你给小说选集作序，怎么不提“小说”二字？我答道：我说的“文学作品”，指的正是小说，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
又有人问：你说的“新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我答道：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怀念均正兄（1）
过去朋友们常常称赞我“记性好”。现在像梦中一样，不少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都只剩下一片白雾，说起来令人不相信，老友顾均正兄逝世的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寄来的讣告，读到他的儿子小铨的来信，十分难过，想起许多事情，我说要把它们写下来，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记录，可是我不曾写，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拿起笔想写一点对亡友的怀念，却连他去世的年月也记不清楚了。
那么我从哪里写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个弄堂（霞飞坊，即现在的淮海坊）里。解放后，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开会，每次总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们夫妇，照例受到他们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几乎成了惯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出国访问，经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们家里，从国外回来，在旅馆住下后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从朝鲜回来，萧珊带着女儿住在顾家等我，我们做了他们家的客人，一个星期中我常常听见女儿说：“顾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越南回来，萧珊给我送衣服到北京。我们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国华嫂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我们告辞的时候，国华嫂拉住萧珊连声感谢。萧珊笑着说：“你们这样感谢，我们要再来打扰你们。”他们的感谢并不是客套话，只是出于他们的谦虚和好客。萧珊并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同均正夫妇见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革”已经开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同志把我从机场送到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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