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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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茅盾谈话录》　　　
　　在病房里我读到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们，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的时候。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总会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这一次他们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谈起来我觉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我忘不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他那时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们一直少有交谈的机会，因此至今还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见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见过几面。茅公逝世后，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过北京，也没有给他们寄过信去。我两次住进医院治病，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个月，这中间我从探望的友人那里知道一点韦韬夫妇的消息，朋友们称赞他们没有私心，能够遵照茅公的意愿，把遗物献给国家。我说我要写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信并未写成，我写字困难。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上一开头就说：“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接下去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来，上海的《××报》和《×××报》先后选载了×××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个《谈话录》是以记录先父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社会上就当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父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从内容来看，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假如这个《谈话录》传布开去，以讹传讹，不仅有损先父声誉，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则“声明”寄给《××报》，希望他们刊出。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别人把我们的沉默当做默认，考虑之下我们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对此事予以关注。　
　　随信还附来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单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报社可能很快刊出他们的“声明”，事实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便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　
　　关于《谈话录》，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　
　　要茅公为这个《谈话录》负责是不公平的事。《谈话录》不在他生前发表，不让他有一个“表态”的机会，就作为第一手材料，流传下去，这是强加在伟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实的东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韦韬、小曼同志的声明：“希望读者注意，凡引用《谈话录》作为研究茅盾的依据而产生的错误，概与茅公无关。”　
　　总之，我认为此风不可长。　
　　我并非信口开河。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几十年来我见过无数的人，说过不少的话。除了回答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外，我讲话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时敷衍应酬，言不由衷；有时缺乏冷静，议论偏激。我不要发表这一类讲话，也不能为闲谈中的片言片语负任何责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①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五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都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痠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病。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物，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做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做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做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病。　
　　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深刻的教育　　　
　　病中，读书不方便，只好胡思乱想。想得较多的还是跟作家和作品有关的事。这些事以前也想过，思考的结果便是几则“随想”。　
　　我说过：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创作的甘苦。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作品换取稿费养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种种惩罚，给逼着写了检讨文章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这一切似乎说明作品属于作家个人：版权所有，文责自负。　
　　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回到“牛棚”我还得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写造反派要的大路货并不难，可是写完后交了出去，我却怀疑起来：难道作品真是作家个人的私产，可以由他　①　信口胡说？难道读者不是“各取所需”，谁又能否定他们　②　的聪明才智？　
　　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复活》（1）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小说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小说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或译为“非灵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过去有过写《复活》的打算，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看法有了改变，搁下了。这时为了帮助别人就答应下来。书店老板还建议在世界各大报刊上面同时连载小说的译文。事情谈妥，书店老板预付了稿费，“灵魂战士”顺利地动身去加拿大，托尔斯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据说老人每天去法院、监狱访问，做调查。小说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聂赫留朵夫公爵的见闻都来自现实的生活。　
　　小说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