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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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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幸福（1）
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①，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觉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个声音压倒了我的耳鸣：“你写作，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荣誉读者需要的是你的艺术的良心。”回顾过去了的八十年的岁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责问自己：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你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责备自己，我感觉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恼，并不是我灰心、丧气，这正是因为我还有力量和勇气。
参加典礼的那天，我从大礼堂回到大学宾馆，收到一位香港大学学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学的同学转来的。
这位署名“琴”的年轻读者为我复印了一篇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一样的文章《你就永远这样年轻》。我惭愧一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说不出这文章是谁的作品。里面有两三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在心里，常常念着它们：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我的译文并不够标准，它们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理解。琴女士认为拿这文章来“形容”我“最适合不过”，这是她的过奖。我自己却感觉到那一条称为“衰老”的毒虫不断地在蚕蚀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将一直到最后。飞去了的时光不会回来，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长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说过我不会“焕发青春”。但是我更不愿意躺下来闭上眼睛等待死亡。我一直在挣扎，我从生活、从文学作品汲取养料，汲取力量。人们习惯看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当然我不是受一个人的影响，我读过许多人写的书，到了八十我还在追求，也还继续不断地受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年轻、年老的文章，它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有些事我经常在想，有些我早已遗忘，但是现在又来到我的心头。我开始用“文章”里的话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完全抛弃了理想？我的灵魂有没有出现皱纹？我必须承认：皱纹太多了！过了八十我还得从零开始。
幸福（2）
我感谢那位年轻的香港读者，不仅是为了她的鼓励，也是为了她推荐给我的那篇文章。我现在才懂得怎样从大地、从人们收听希望的信息。我在香港的时间那么短，会见的人也不够多，特别是年轻人。但是同那些年轻人短短的交谈，我觉得我正是在收听希望、欢欣、勇敢的信息。这都是我所需要的养料。而且我接触到了一颗一颗真诚热烈的心。
短短的十八天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我忘不了我那些年轻的“老师”（我应当称他们为老师），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想到他们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拿着鞭子在赶我前进。说实话，太吃力了，因此我感到苦恼。但是有这样一根鞭子在督促我，我又感到幸福。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为旧作新版写序（1）
天地图书公司打算在香港重新排印、发行我的《激流三部曲》和别的一些旧作，托人来征求我的同意，我愉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在香港出过不少我的著作的盗印本，有的把一部长篇改名换姓分成几册印行；有的集子署我的名字，却收入别人的文章。还有些出版社则是租了国内书店的旧纸型重印，不过他们照付纸型费。
我一向是在版权得不到保障的条件下从事写作的，所以看见盗印本接连出现，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正是靠了这些盗印本和“租型本”，海外的读者至今还不曾忘记我的名字，甚至在我给关进“牛棚”、押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的时候，香港书店还在发卖我的“邪书”。一九八○年我访问日本，四月三日日本电视台安排水上勉先生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庭园里对谈，水上先生边翻书边向我提问，他翻看的就是绛色封面的十四卷港版文集。我知道有些日本朋友正是靠了这些“租型本”和盗印本听到我的声音的，因此我看见它们反而感到亲切。这次作为中文大学的客人到香港小住，有些读者就拿“租型本”甚至盗印本来找我签名（其中还有新买来的盗印本），我都高兴地在扉页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我更希望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我常说我写文章边写边学，边校边改。一本《家》我至少修改过八遍，到今天我才说我不再改动了，并不是我不想改动，只是我不能把时间完全花费在一本书上面，我不是在写“样板小说”。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是无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我这一生也写不出一本毫无缺点的完美的作品，不可能！不过我一直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少出现毛病。我决不是害怕被什么领导在讲话中点名批判，我只是愿意让读者靠这些文字更准确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后来才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单单纠缠在一本书上是不行的，最好还是多写。那么我的确可以不再修改旧作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天地图书公司愿意照付“版税”，我说：“还是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吧。”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小说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编《文集》却让婉儿活了下去，接着又在《春》里补写了婉儿回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我以为这样处理更接近真实，冯乐山讨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并不单是为了虐待她，也是为了玩弄她，他高兴时还可能把婉儿当成宝贝。在补写的《春》的第六章里婉儿对淑英们揭露了冯乐山“欺负孤儿寡妇”的“伪君子、假善人”的行为，她最后说：“我初到冯家的时候挨骂又挨打。饭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愿早死我真想走鸣凤的路。现在我也变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今天重读改订后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觉得这样写婉儿比较好。她的性格显著了，冯乐山的也更鲜明了。《三部曲》中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决不会删去补写的章节，让《三部曲》、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丢开“文学”的头衔，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订本中最先印出来的不用说就是《激流三部曲》。关于它，我还想讲几句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已经讲得够多了，但话总是讲不完的。有人批评我“反封建不彻底”，有人断定《家》早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在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等级抱有反感。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我当初写《家》，矛头就针对父母包办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绝没有想到《家》发表后五十三年，又轮到我来写批判“买卖婚姻”的随想。有一件事情我实在想不明白，近来常从新闻报道、广播宣传中听到关于“红娘”的消息，好像许多地方都有“红娘”在做好事。我们从小就熟悉《西厢》的故事：只知道“门当户对”的老夫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属。小丫环红娘才挺身出来，传书带信，巧计安排，让这一对青年男女实现他们的心愿。红娘能够发挥她的作用，正因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上面还有一位昏聩、专横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针引线”，不顾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战士”，决不是一个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会听从老夫人的吩咐，给莺莺小姐介绍“门当户对”的对象。难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男女青年间或者大年龄的男女青年间就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就不能自由恋爱，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结合，必须求助于“父母”和“媒妁”吗？
为旧作新版写序（2）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还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爷，“门当户对”至今还是他们决定子女婚姻的一个标准。听话的孩子总是好孩子。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还在进行斗争。
十载“文革”期间，有人批评《激流》毒害青年，说我的小说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多么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说我喜欢这个三部曲的主题：青春是无限的美丽。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的希望。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决不会“过时”。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会给年轻人彻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讲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人道主义
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给我寄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三月风》杂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全文。朋友在第二节的小标题上打了两个圈，他在信里写道：“您大概不会把看做洪水猛兽吧。”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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