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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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当时他同周扬同志正在进行笔战，关于典型论，关于国防文学，关于其他。我不认识周扬，两方面的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不单是我，其他不搞理论的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只读过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不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没有口号，我照样写小说。　
　　胡风常去鲁迅先生家，黄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谈起先生关心胡风，觉得他有时太热情，又容易激动。胡风处境有些困难，他很认真地在办《海燕》，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刚出版了两三期，记得鲁迅先生的《出关》就发表在这上面，受到读者的重视。那个时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艺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书店的《文学》、《光明》、《译文》外，还有盂十还编的《作家》、靳以编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编的半月刊《中流》。黄源编的《译文》停刊几个月之后又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此外还有别的。刊物的销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各人喜欢为自己熟悉的杂志写稿。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杂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敬爱鲁迅先生。大家主动地团结在先生的周围，不愿意辜负先生对我们的关心。　
　　烈文和我搞过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们抗日救亡的主张。由烈文带到鲁迅先生家请先生定稿、签名，然后抄了几份交给熟人找人签名，来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为补白刊登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参加当时的文艺家协会，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态度，所以我们请先生领衔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发表这宣言的刊物并不多，不过《作家》、《译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种。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病逝，再过两个月，到这年年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查封了十三种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内，不讲理由，只下命令。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约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间我们见过不少次，也谈过不少话。反胡风运动期间我仔细回想过从前的事情，很奇怪，我们很少谈到文艺问题。我很少读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读我的作品。其实在我这也是常事，我极少同什么人正经地谈过文艺，对文学我不曾作过任何研究，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所以我至今还认为自己并不是文学家。我写文章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从来不管理论家讲了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编印那许多丛书。但是我得承认我做工作不像胡风那样严肃、认真。我也没有能力把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钦佩他，不过我并不想向他学习。除了写书，我更喜欢译书，至于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风，他把培养人材当做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说是“爱才”，我看他更喜欢接近主张和趣味相同的人。不过这也是寻常的事。但连他也没有想到建国后会有反胡风运动，他那“一片爱才之心”倒成为“反革命”的罪名。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的作家，至少比我进步。靳以跟他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他们见面爱开玩笑，靳以也很少读胡风的文章，但靳以认为胡风比较接近党，那是在重庆的时候。以后文协在上海创刊《中国作家》杂志，他们两个都是编委。　
　　我很少读胡风的著作，对他的文艺观也不清楚，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书，我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他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后来就到香港转赴解放区了。我读到他在香港写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从成都回重庆，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还留在重庆主持抗战文协的工作，他嘱咐我：“你出去，要告诉我啊。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胡风还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过五言律诗，是从香港寄来的，前四句我今天还不曾忘记：“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写他大清早过江到南岸海棠溪出发的心情，我想起当时在重庆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车，不过我是去桂林。不到两年我又回到重庆，仍然经过海棠溪，以后就在重庆住下来。胡风早已回重庆了，他是在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出来的，住在重庆乡下，每逢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我总会在张家花园看见他。有时我参加别的会或者社会活动，他也在场。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雪峰、胡风都在。会议照预定的议程顺利进行，开了一半宋庆龄因事早退，她一走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务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诽谤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替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张西曼讲话，特务不听，反而训他。会场给那伙人霸占了，会议只好草草结束，我们几个人先后出来，都到了雪峰那里，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对面。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像在严肃地想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像这样的事还有好些，但是当初不曾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正在逐渐淡去，我想追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谈话，已经不可能了。　　　
　　怀念胡风（3）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是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做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怀念胡风（4）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怀念胡风（5）　　　
　　八月二十日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1）　　　
　　——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做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