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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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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吗？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糅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好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沙多—吉里（2）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尧棠）。
七月十二日
友谊的海洋（1）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做“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谈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友谊的海洋（2）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七月十六日
中国人（1）
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法国十八天中间，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我过去常说我写小说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潭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
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过。我们常常把祖国比做母亲。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好像丹东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带着祖国到处跑。我不是这么看法。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旁。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他们也离不开祖国母亲。即使你入了外国籍，即使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某国某地有产业，有事业，有工作，有办法，吃得开，甚至为子孙后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没有祖国母亲的支持，一旦起了风暴，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切都会给龙卷风卷走，留给你的只是家破人亡。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百年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惨剧和暴行。几十万、上百万的华侨和华裔越南“难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吗？过去华侨被称为海外孤儿。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马赛，在西贡、在新加坡上岸闲步，遇见中国人，他们像看到至亲好友那样地亲热。这种自然发生的感情是长期遭受歧视的结果。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狗》，小说中的我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会“觉得自己是一条狗”，难道作者发了神经病？我写过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里有人说：“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难道我缺乏常识，无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里一般的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今天重读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短篇《人》，我又记起那年四月里的一场噩梦，那天凌晨，好几个东京的便衣警察把我从中华青年会宿舍带进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当天傍晚。我当时一直在想：要是他们一辈子不放我出来，恐怕也没有人追问我的下落，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孤儿”。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新安江饭店和当地侨胞会见，我们感谢华侨俱乐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会的人有好几十位，但据说也只是要求参加的人中间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见不少年轻人的脸，我也见到那位从日内瓦赶来的女编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国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法国主人已经无法为我们安排会谈的时间了。还有不少的年轻人怀着求知心到这里来，他们需要知道这样或者那样的关于祖国的事情，总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聚餐会上，反正我们一行五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解答一些问题。这个聚会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我或者听，或者讲，我感到心情舒畅，毫无拘束。年轻人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他们说得对，我们的衣服上还有北京的尘土，我们的声音里颤动着祖国人民的感情。我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仿佛看见一颗一颗向着祖国的心。”游子的心是永远向着母亲的。我要把它们全带回去。
聚餐以后大家畅谈起来。可是时间有限，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显得古怪可笑，但问话人却是一本正经，眼光是那么诚恳。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轻的心。有些人一生没有见过母亲；有些人多年远游，不知道家中情况，为老母亲的健康担心；有些人在外面听到不少的流言，无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们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解答了他们的疑问。不过我让他们看见了从祖国来的一颗热烈的心。我紧紧地握了他们的手，我恳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我们为亲爱的祖国举杯祝酒的时候，整个席上响起一片欢腾的笑语，我们互相了解了。
当然不是一次的交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里所谓“互相了解”也只是一个开始。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访问了尼斯、马赛、里昂以后回到巴黎，一个下午我们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里待了一个小时。气氛和在新安江饭店里差不多，好些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找我们签字。我望着他们，他们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的眼光是那么友好，那么单纯，他们好像是来向我们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着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中国人（2）
我还见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法国妻子，说是几年后学业结束仍要回国。他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在一些会上向我提问题十分客气，有些尖锐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并不害怕，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怕遇到难题。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对那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我很想做这样的回答：“你袖手旁观？难道你就没有责任？”还有人无中生有在文章里编造我的谈话，给自己乔装打扮，这只能说明他的处境困难，他也在变。他大概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无论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国。
最后，我应当感谢《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乐机场第一次看见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个机场跟我握手告别，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多星期中，除了在马赛和里昂的两天外，他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愿地担任繁难的口译工作。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为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有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他对祖国母亲爱慕的感情。他远离祖国三十多年，已经在海外成家立业，他在大学教书，刚刚完成了《红楼梦》的法文全译本，这部小说明年出版，将在法国读书界产生影响。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十几天中间，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位老母亲的形象牵系着他的心，每一个游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里相当热，夜间十一点我坐在写字桌前还在流汗。这里比巴黎的旅馆里静，我仿佛听见夜在窗外不停地跑过去。我的生命中两个月又过去了。我没有给那些人中间任何一个写过一封信，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每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友谊的事业
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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