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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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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前言 流寇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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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老专业（古典文学），先生是老先生（胡国瑞、吴林伯）。所受之训练，自然“传统”。理想，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做一个传统的学人。所以，毕业以后，甚至调入厦大以后，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做学问，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艺术人类学》。尽管该书写得并不“八股”，但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
但是到了1994年，我决定“另类”了。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比方说，失望。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这本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好书。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后，曾于1999年和2007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然而在1989年，我们那本《走出美学的迷惘》，印数却只有区区八百册，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晓芒跟我说，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请参看邓晓芒《〈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
可惜，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又写了《艺术人类学》。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慧眼识珠”，两次获奖，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种原因，比如对“实践美学”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新实践美学”。而且，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关注，顶多也就看看“首都学界”有什么动静，或者“学界大佬”有什么说法。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外省学人”，研究的又是“传统课题”，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更何况，美学本身的境况，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自顾尚且不暇，哪里管得了许多！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事实上，也就在这两年，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既然如此，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很快我又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只能堆在库房里，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于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刚一出版，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那么，我们写它做什么？我们为所谓“学术繁荣”而砍掉的树，难道还嫌不多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意强加于人。你主张“曲高和寡”也好，他为了“养家糊口”也罢，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
不跟体制玩，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等于非得“落草为寇”，也可以当“吃皇粮的个体户”。办法，是种完生产队的“责任田”（额定工作量），再种一点“自留地”。这也不难。我和邓晓芒，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们都不是“黄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还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点是：霸蛮，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软不吃硬，等等。比方说，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就是他“匪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我是“流寇”，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份不明”，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
其实，“流寇”也有“路线图”。我读研究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选择《文心雕龙》，合情合理。这就从“文学”转到了“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合情合理。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但是，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品人录》已经在讲历史。以后有《品三国》，也不奇怪。不过，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这一路走下来，岂非顺理成章？只不过，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我的书，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内容和形式，统统“另类”。
所以，《闲话中国人》是一个开头。这个头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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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闲话《闲话中国人》 代序 李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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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
（本书初名《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海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改名《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出版。进行大幅修改后，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
该书特点之二，是深入浅出。在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进行剖析时，或诠释字词，或引经据典，从本义到广义，从现象到本质，像与你聊天般地娓娓道来，揭示出这些现象深刻的社会性。
该书特点之三，是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既是“闲话”，就不能做“官样文章”。作者往往用生活习惯用语叙述生活习惯，风趣幽默。
该书特点之四，是结构上环环紧扣。从饮食到服饰，从单位到家庭，从面子到人情到友谊，把各个似乎是不相关的方面，从一引申到二，从二引申到三，看完这一章还想接着看。
一语概之，《闲话中国人》一书宛如一壶馨香扑鼻的碧螺春，细细品来，回味无穷，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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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代序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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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言原本是李树林同志为华龄版《闲话中国人》所写的书评，发表在1997年4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作者是中央某部门的一位干部，与我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谋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权钱交易”或“面子人情”。他这篇书评，原本是应机关图书馆之邀，为他们介绍馆内新书的内部刊物《机关图书简介》而写的，不知怎么被《中华读书报》看中，公开发表了。文章发表后，我看到了，写信去与他联系。因地址不详，这封信几经辗转，树林同志才收到。后来他回信说，这篇书评是怎样发表的，在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也许，正因为这篇书评是这样写出、发表的，因此，它比许多应作者或出版社之请，刻意炒作或敷衍塞责的所谓“书评”，要真实得多，也实在得多。我相信，文中所写，都是树林同志的真实感受或体会，没有任何矫饰、虚套和做作。树林同志后来在信中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靠着床头，沏一杯茶，灯下抱一本喜欢的书，静静地看，漫漫地思索”。他说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完本书的。其实，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读者能读得轻松愉快，千万不要“苦读”；我也希望读者读后多少有点收获，不至于“白读”。在读了树林同志这篇书评后，我欣慰地感到，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我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事实上，从写作动机、构思创意、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思想内核到篇章结构，这些隐藏在大量现象、实例、故事和俏皮话背后，不易为人察觉的用心良苦之处，那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地方，树林同志都看出来、说出来了。如果说，我写《闲话中国人》，是试图为解读中国文化找到一把钥匙，那么，《闲话〈闲话中国人〉》，便可以看作是解读本书的钥匙。
因此我特别向读者推荐这篇书评，并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其收入修订本，作为本书序言。本来，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事，便是一任读者诸君去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所以，我对书评，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也不是全不在意）。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篇书评，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写《闲话中国人》的动机之一，是要改革和改变学术著作的写法，为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探寻一条新路。我的办法，是用“闲笔”写“正书”，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随笔体学术著作”。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对于读者，则希望不但看得挺“热闹”，也能看出“门道”来。以此文为序，即所谓“有所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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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引言 看不懂的中国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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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讲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渴望腐败的大约只有一种人，——在种种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中拉皮条的。但那是极少数。
多数人是不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就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齐加以反对。
那么，中国人两面派吗？不对！他是“始终如一”的，也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人情、面子等等。你请他吃饭，是你的人情，也是给他面子，岂能不领情，给脸不兜着？换句话说，他吃的只是你的人情你的面子。至于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妨碍他在理论上反对公款吃喝。结果，大家都反对公款吃喝，而公款吃喝却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因为没有人会把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事物混为一谈，也没有人会为了某个大道理牺牲面子人情。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比方说，你那个老朋友是一贯反对公款吃喝的，但如果他到了你的辖区，你不拿公款招待他，他还不高兴！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他上不了台面，或没有资格享受公款吃喝，是很没有面子的。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的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应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还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哪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长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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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引言 看不懂的中国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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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连“说不清”也是不对的。如果你用“说不清”三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保准有人立马表示反对：说不清？怎么说不清？我就说得清。然后，他就会一五一十地说将起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旁边的人直点头。可是，点头又怎么样呢？他听张三讲的时候会点头，听李四讲的时候也会点头，因为张三李四讲的都对。但你要以为张三李四观点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说法很可能正好相反，——张三讲的是“公理”，而李四讲的是“婆理”。何况在中国，点头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赞同）。它可能是表示在倾听，或者表示礼貌，甚至只不过习惯动作而已。
中国人的事，实在是麻烦得很。
就说吃饭。中国人是最爱请客吃饭的。南方北方，都一样。但如何吃，吃什么，却不大相同。北方人请客吃饭，总是整一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碗摞碗。那些菜，往往也都很实在，整只的鸡整只的鸭，整只的猪腿或羊腿，总之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南方的盘子就要小得多，菜的分量也少得多，几乎一筷子就可以夹完，但花色品种则比较丰富，一只鸡可以做好几种菜，一鱼也可以两吃或三吃。于是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了，认为他们小气。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认为他们傻气。最好玩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虚伪。北方人说，弄那么一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这是请的哪门子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么！那么到底谁虚伪？其实谁也不虚伪。北方人认为，既然诚心诚意请人家吃饭，就得让人能够放开肚皮吃，这样才实在。南方人则认为，实实在在地待人，就用不着铺张浪费。菜嘛，够吃就行，弄那么多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吃饭，有这么摆谱的吗？没有吧？再说，弄那么多菜，岂不把人家当成了饭桶？还是能吃多少弄多少的好。这可真是“南辕北辙”，猴吃麻花——满拧。结果，他们虽然都很实在，却又都被认为是虚伪。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南方北方就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不是很难说得清？
文化与人
中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和西方人也不一样。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两男一女编成一组，送到一个孤岛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天以后，他来到英国人的岛上，只见那三个人各自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谁也不理睬谁。问其故，英国人抱怨说：你忘了给我们互相介绍。他又来到西班牙人的岛上，发现那两个男人不见踪影，那个女人则在跳舞。女人满不在乎地告诉实验者：他们为我而决斗，都死掉了。实验者又来到法国人岛上，发现一男一女不见了，剩下一个男人吹着口哨在修剪树枝。男人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他们一上岛，就约定两个男人轮流做那女人的情人，现在那一对男女正在树林子里面快活。最后，他来到俄国人的岛上，只见两个男人喝着伏特加在打牌。问那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俄国男人醉醺醺地回答说：你问女同志？哦，劳动妇女正在集体农庄建设社会主义。又问他们在干什么。这回俄国男人不再醉眼蒙眬了。他俩瞪大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奇怪！难道你没有看见领导们在开会吗？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这样的笑话还可以再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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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前言 序 引言） 引言 看不懂的中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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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到咖啡馆喝咖啡，发现咖啡里有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这个英国人一声不响站起身来，掏出钱放在咖啡杯下，扬长而去。第二个是日本人。日本人拍案而起，把领班臭骂了一通，并扬言要教会他们如何管理企业。第三个是美国人。美国人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手指一勾叫来女招待，笑眯眯地对她说：小姐，在我们美国，苍蝇是单独放在碟子里，和咖啡、伴侣、奶、糖一起送上来的，顾客自己放，想要多少就放多少。
那么，如果发现咖啡里有苍蝇的是中国人，会怎么样呢？多半会大吼一声：搞什么名堂！去，叫你们领导来！
你看，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情，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不同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民族性，或曰民族的文化性格。英国人讲究所谓“绅士风度”，不会当场翻脸，未经介绍陌生人之间也不会说话。此外，法国人浪漫，美国人幽默，日本人严厉，西班牙人强悍，他们也都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中国人，向来就是听领导话的。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找领导。而且，为了表示自己有资格教训对方，“叫你们领导来”这句话还必须说得气壮山河。美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不会去找领导，要找也是找律师。何况，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漂亮妞，那又何必大喊大叫？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了。
文化的差异随处可见。一个中国人到一个外国人那里去做客，人家或许也会问一句“喝点什么”，而中国人往往会回答说“不客气”。结果这个中国人就只好去忍受口干舌燥，因为你已经说过了“NO”，人家是不会去强人所难，硬要让你“喝点什么”的。
当然，这个中国人也可能会回答说“随便”，其结果则很可能同样糟糕。咱们国门刚刚打开那会儿就闹过这种笑话。一个大清帝国的官员去拜访一位洋人。洋人问他“喝点什么”，他说“随便”。于是洋人便请他喝咖啡。该官员从未喝过咖啡，第一口差点吐了出来。他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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