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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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庖谎�，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①。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亂），而“亂”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形，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属胡曹。当然，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据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以后，尧、舜二位，也照此办理。传位到禹，虽然自己的穿着不讲究，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这就叫做“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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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一　文明与野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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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夷就是蛮夷，也就是野蛮人；夏就是华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开化”的过程。“开化”之前，谁不是这样？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来，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羞与为伍。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不能接受。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Q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条小辫子的阿Q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Q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体与面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兽才不穿衣服，野蛮人才不穿衣服么！有谁愿意做禽兽做野蛮人呢？没有。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裸体，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臂，谓之“肉袒”。比如西汉太尉周勃，为了翦除吕太后的余党，要夺军权，就对将士们说：愿意帮助姓吕的，把右边胳膊露出来（右袒）；愿意帮助姓刘的，把左边胳膊露出来（左袒）。结果，“三军皆左”，周勃便顺利地接管了兵权，灭了诸吕。又比如，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为了向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是带刺的荆条，可以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没事的也光着膀子，大家就以为你要“负荆请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体裸，都是严重的失礼行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两类人物。一类是江湖好汉，还有一类是魏晋名士。李逵，大约是经常光着膀子的。嵇康，打铁的时候想来也曾光着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则是魏晋时代的“嬉皮”，很“前卫”的，也很“酷”，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何况他们还要吃药。吃药以后要发散，吃酒以后要出汗，于是他们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个叫刘伶的，更公然一丝不挂地在家见客。客人一看，脸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气壮地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请问诸君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面来？大家也只好把他当疯子。但说得出这种疯话的，也就是刘伶吧！


自己裸体是“无礼”，观看别人裸体当然更是“失礼”。春秋时的曹共公就干过这种事。他听人说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竟然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看。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所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曹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


大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在近代中国便一再受挫，风波迭起。因为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既是自裸，又是观看他人之裸，是双重的“不礼”，岂能容忍？至于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体运动”，当然更加不合中国国情，即便有人倡导，也断然不会有人响应并以身试法的。《诗经》上说：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张皮。人要是没有礼仪，那就连老鼠都不如。可见光有血肉之躯是不行的，还得要有服饰。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相当重视服饰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惨，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样恩重于山。中国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到实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会有一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不过，所谓“体面”，也并非一定就是富丽华贵或崭新漂亮。孔子就曾赞美他的学生子路（仲由），说穿着旧丝绵袍和穿着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却毫无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古人很看重服饰的礼仪，一旦失礼便可能酿成大祸。公元前559年，有一天卫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两位吃饭。孙、宁二人依照礼制，准时准点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献公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老先生还在园子里射鸿。两位大夫没有办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赶到园子里。献公见了他们，连“皮冠”也不脱，就和他们说起话来。孙、宁两位当场勃然大怒。因为“皮冠”是田猎和军事的服饰。皮冠面对的，不是野兽，就是敌人。因此，即便是君见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说话，否则便是侮辱。卫献公请客吃饭，不按时开饭已是失礼，又居然戴着皮冠和被请的人说话，当然要被视为有意侮辱。君视臣为禽兽，则臣视君为寇仇。孙文子便发动政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穿衣戴帽的事，岂是含糊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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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二　道德与礼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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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式会议，穿着太随便就不合适；而闲居在家，西装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礼仪的人，常常就会不停地换衣服。比如，行礼时着礼服，祭祀时着祭服，治丧时着丧服，上朝时着朝服，闲居时着燕服。穿什么衣服，就得配什么鞋。穿祭服着舄（重底鞋），穿朝服着履（一般的鞋），穿燕服着屦（葛麻制单底鞋），出门着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这么多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这些规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便是“失礼”。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要合身份。中国古代的服饰是有制度的。什么人用什么服饰，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周代的时候，只有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妇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连的“深衣”。汉代的平民百姓则只能穿本色麻布，染个颜色都不行。唐以后，又规定明黄色为皇帝专用，所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也就意味着登上了帝位。明代则规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案，或一定品级的官员可用蟒，不得用龙。蟒袍和龙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龙袍的是皇上，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龙飞凤舞”。


用了高于自己身份的服饰，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许使用，则是极大的恩典，应予特别的炫耀和声明。比如，宋朝的时候，凡有资格穿紫色、绯色公服的官员，都必须佩挂金、银装饰的“鱼袋”。服紫佩挂金鱼袋，服绯佩挂银鱼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绯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职位品级太低，又有特殊情况（如出使等），需要佩挂鱼袋，必须先借用紫、绯之服，时称“借紫”、“借绯”。如果穿紫佩鱼是皇上所赐，则是一种较高的荣誉，在填写自己的职衔时，必须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定服饰制度礼仪的博士聂崇义，就被赐紫服、佩金鱼袋。因此这位老兄的正式职衔的全称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里挂个金鱼袋，也算一种职称，必须添进“干部履历表”里去，或印在“名片”上，还要特别说明是政府颁发的而不是借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来则极为正常。


显然，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等差，首先并不取决于“贫富”（有没有钱），而是取决于“贵贱”（有没有衔）。没有地位，钱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谓“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也。汉制更规定，平民凡有一人经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锦、绣、绮等丝织品，也不得服用毛织品、细葛布和白细苎麻布。所以到了可以“卖官鬻爵”的年代，商人们都愿意花成千上万的银子，去“捐个前程”，买个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岩，靠帮左宗棠筹饷而“赏穿黄马褂”即是。总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礼”，衣服穿的不对头同样是“失礼”。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们的“身份证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大家熟知的“冠盖”（达官贵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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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二　道德与礼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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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缙绅”，原指“系绅带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们上朝时，随身携带用来写“发言提纲”或做“会议记录”的狭长板子，有点像今天的“商务通”。这板子在不用时，就插在腰间那条绅带上，就像今人把呼机或手机别在皮带上一样。所以，缙绅也就是大臣。后来，凡是有系绅插笏之资格，再后来，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便都称为“缙绅”，又称“绅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皮带族”。不过，今天的“皮带族”可不都是绅士，甚至可能连“白领”都不是。至于现代“绅士”们，则八成是不会把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都别在皮带上的。


此外如“乌纱帽”、“石榴裙”，也都用于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乌纱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时装。戴“乌纱帽”的好歹也是个七品县令，穿“石榴裙”的则多半是都市丽人。再如“纨绔”，原本是指用细致洁白的薄绸（纨）做成的一种不连裆的套裤（绔），类似于今之开裆裤。这种服装，依例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服用。贵胄子弟穿着这样“又轻又薄”的开裆裤到处吃喝玩乐，寻花问柳，自然“轻薄”得可以，所以“纨绔”又用来指古时的“高干子弟”和“轻薄少年”。至于长衫，则为儒生之服饰。孔乙己的一件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决不肯脱下，就是害怕丢了他读书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礼仪


一个人的服饰既然由身份来决定，那么，身份的获得也就当然由服饰来表明。比方说，授予学位要戴博士帽，授予军衔要换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显然要屡屡变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后要死。有的人，还要担任和晋升职务，获取功名。这样，服饰的变换便贯穿一个人的终身，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冠礼和笄礼，说白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三个月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这两小撮头发，男孩留在左右两侧，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或抚摩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又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再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凭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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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二　道德与礼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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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故冠礼和笄礼即“成年礼”。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举行冠礼和笄礼的同时，为子女订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称为“婚冠礼”。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意思是女儿还小，还没有一个“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实她又哪里是在等待什么“字”，多半是当爹妈的还没有物色到“乘龙快婿”，或嫁妆还成问题罢了。


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后才能结发加笄，于是，“结发”就几乎成了“结婚”的同义词。当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做“结发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则上讲，只有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的，才好这么叫。刚刚成年就结婚，当然不可能结过好几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结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称作“结发夫妻”，而不拘结婚时芳龄几何。但要说清楚，结发，即行冠礼笄礼，不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捆在一起。


有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冠礼和笄礼作为“成丁礼”，当然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不过到了周代，便只有贵族子弟成年以后才能“冠”，庶民子弟则只能“帻”，即只能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而不能戴冠。可见，“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随便戴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把恭维他人，称作“戴高帽子”；把喜欢别人吹捧，叫做“爱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头上。这也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饰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被颠倒了。


其实，这一大“发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想当然平时都爱戴“高帽子”，或戴过“高帽子”，那就让你们戴个够，看你们以后还想不想戴！


义务与修养


的确，“高帽子”是不好随便乱戴的，因为它意味着特殊的权利和义务。


就说“冠”。依周礼，贵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缁冠”，这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服饰。次则加“皮弁”，这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往往同时还要带剑。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地位仅次于“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没有冕，也是不小的体面，何况还能佩剑？所以贵族子弟都很盼望着能早日加冠。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贵族们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