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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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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的对象，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过去是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后来是必先引用马恩列斯，时下则言必称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等等，只可惜老外并无“关怀”咱们的义务，所以也不见这样引用有什么好处。好在咱们这么说，这么写，主要还是一种心理需求。不这么说这么写，别人看了“不顺眼”（好像衣服没穿对），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好像脚下没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组织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总得“靠”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个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连上级，有时候也得靠下级。在中国，会做领导的，总是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寻找“可靠分子”，以为“依靠对象”，否则便会变成“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于是，一旦依靠对象发生问题，便不知“何去何从”。何去，是“上哪去”；何从，则是“跟谁走”。跟着谁，就朝谁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决于“何从”。“从”这个字，简化得实在好：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哪怕只是“跟着感觉走”，好歹也是“跟”。谁要是宣布“走自己的路”，没准就会被视为神经病。
总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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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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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
看来，服饰这事，还真不能视同儿戏。往大里说，它即便不是“治国之纲”，至少也是“治国之方”。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人内心美丑和道德修养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种礼仪。也就是说，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修养的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因此，中国文化在传统上，是反对和厌恶“奇装异服”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恶劣者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这种厌恶和反感，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比如郑文公之杀子臧就是。事后有人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一件奇装异服，竟招来杀身之祸，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可见穿衣戴帽，还真不能随人所好。
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厌恶，甚至嫉恨，穿着过时的服饰，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则会遭人笑话。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原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服，女装多“襟袖窄小”。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早已流行“大髻宽衣”，袖宽往往超过四尺。至于画眉，也由时兴细而长的“蛾眉”，改为时兴阔而短的“广眉”了。其实，蛾眉原本是极美的。杜甫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自恃天生丽质光彩夺人，朝见皇上也不施粉黛，却仍要“淡扫蛾眉”，可见蛾眉之美。然而，曾几何时，“青黛点眉眉细长”竟成为“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过时装饰了。可见“时髦”也是极重要的。朱庆余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既痛恨奇装异服，又害怕过时落伍，这可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饭馒头，今人也吃米饭馒头；五千年前吃火锅，现在依然吃火锅。无论食品原料、烹调方法、进餐方式、习惯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国特色”，难得一变。当然，要说一点没变，也不是事实。不过，即便最爱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还爱不爱，就很难说；长大了，还爱不爱，也很难说。再说，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所以，仍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世界文化趋向认同的未来，饮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最后一块阵地。
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那么，服饰便像一个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国的服饰，曾屡经变化。说得远一点，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得近一点，则有辛亥以来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装，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异趣，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时尚化，总归是和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传统的服饰，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城市里已很难见到中山装，农村里小伙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辫子，也不大容易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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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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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的畅销，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块体面的包装布，“十六岁的花季”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看来，我们确有必要讨论一下与服饰有关的时尚问题。
时髦之谜
一般地说，所谓“时髦”，总是新奇玩艺。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岂非莫名其妙？
说怪也不怪，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以群体的存在为依据，每个人的价值也要以群体的判断为标准。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陆游诗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况美貌盛装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鄙俗，让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未免虚伪做作，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什么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朴质，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就是“不正”，异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经”。不正经，不是“歪”，就是“邪”。奇装异服既然是“邪门歪道”，正人君子当然穿不得。
那么，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为其他人似乎更没有资格搞特殊。什么是奇？什么是异？奇就是“少见”，异就是“不同”。“少见”便难免“多怪”，“不同”则异于“凡响”。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见”；如果是皇上，自然“与众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饰虽然和咱们不一样，却不叫“奇装异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没啥的，有什么资格自行其是、与众不同？没有。既然没有，那你就规矩点。
实际上，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别人都不爱美就你懂行？——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要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众、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至于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表面上看，这也是“不合群”。但这种不合群，并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对，更不是看不起群众，反倒会被群众看不起，当然也不会引起反感、憎恨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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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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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时髦的情况又要复杂一点。中国人爱赶时髦吗？爱的。中国人承认自己爱赶时髦吗？不承认。所谓“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没有一定的人数，就称不上“流行”。所以，时髦也是一种群体行为，与奇装异服不同。奇装异服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赶时髦则是“随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队”。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并非反对“时髦”，而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一个人和大家伙儿闹别扭，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赶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众怒。
其实，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他们眼见得群体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是“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不够稳重而被人鄙夷。可见，赶时髦即便有什么“不是”，其错误也不在“时髦”，而在于“赶”。因为依照群体意识，要时髦，也得大家一起时髦，你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什么呢？
然而，时髦这玩意，不赶又是不行的。不赶，就会过时。一旦过时，再赶上去，不但讨不到什么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样，太赶，也是不行的。因为是时髦，就不会是“老一套”，总是新鲜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风险。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结果无人响应，岂非成了奇装异服，或奇装异服的跟屁虫？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结果，赶时髦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专一用于那些追新逐奇赶潮流跟浪头，手忙脚乱变来变去的人。其实，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想当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黄军装、红袖章，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髦。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变通以趋时”与“不为天下先”
先说“变通以趋时”。
中国人喜欢变吗？不好说。一方面，中国人最不喜欢变，最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墨守成规，照葫芦画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变应万变”甚至“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法。另方面，中国人又最善变。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连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刚刚还骂过革命党的，一转眼辫子就盘到头顶上去了；前不久还自称“大老粗”并以“大老粗”为荣的，一转眼，就有了“大专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总之，当真要变，也可以变，而且说变就变，又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他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严重一点的，则会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换件衣服变个发式的事情，为什么不跟着做？即便不是对抗，至少也是心里面闹别扭，背地里犯嘀咕。
这就不讨人喜欢，也“吃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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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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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要看什么东西“行时”。“行于时”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岂非犯傻？所以不变不行。尤其是服饰，就更得跟着变。你想，行头行头，如果不“行”（行时），还能叫“行头”么？
何况要变也不难。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改头换面”不等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并不妨碍“我心依旧”的。
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头上和表面上变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无从下手。因此一到时势大变，想顶也顶不住的时候，中国人也会敷衍敷衍。叫挂龙旗就挂龙旗，叫挂五色旗就挂五色旗，叫挂青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当然也有真变的。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为最。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和“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史上那些带头搞改革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王安石虽然没有被车裂，名声却一直不好。再说带头也没什么好处。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在理论上是英雄，可又有谁记得他是张三李四？
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干，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强，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从上与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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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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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合群”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兽为群（如羊群），人为众（如民众），合起来就叫“群众”，也就是像羊一样跟着“牧羊人”（君）、跟着大家一起走的“人众”。于是，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其实，时髦几乎从来就是“从上”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宫词》）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形成时尚、领导潮流的“头羊”。
这是有例的。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刘邦发迹之前，不过是个混混。虽然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也不过是个试用的吏员。他头顶上的那个竹皮冠，又能怎么样？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还没资格戴。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效仿，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奉承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为标记，传到宫外，竟也成为一种装饰了。
显然，“从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个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谁说了算？难道是老百姓不成？当然是“上面”说一不二。何况“跟着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愿。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总是盲目崇拜的，再说也“保险”。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得风气之先”，何乐而不为呢？
“从众”的心理也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毋庸忧虑会受惩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要打击和能打击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顶多问个“盲从”之罪。但“盲从”其实是无罪的。因为既然是“盲”，当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何况看不清的，又不止一个两个，可见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们又有点盲目，哪能不犯错误呢？话说到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
中国人喜欢“从众”，还因为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价值都要由群体来确证。这样一来，群体和他人，便成了鉴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对错的标准。群体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这样做；群体和他人都不做的，我们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实和尚何曾摸过？又有谁说和尚摸得？没有。可见是胡说。但阿Q却非得假定和尚摸过摸得不可。因为只有如此假设，他的非礼才是“从众”，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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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饰 四 时尚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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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话办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按照别人做过的做事情，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诿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委过于读了当代某作家的书。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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