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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两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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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空调走过千家万户，盛夏时节这样的“乘凉景观”是一去不复返了。跟着这一景观渐渐消失的，还有我们小时候用得最多的痱子粉，还有调皮的男孩子最怕生又最易生的“热疖头”。还有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化着的吧。
溽暑蒸人的盛夏，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常常引发人们耸人听闻的预言，说地球将越来越热，上海将一年比一年热。
姑妄言之的预测，不妨姑妄听之吧。曾几何时，不过是廿多年前，也有人引经据典、信誓旦旦地预测，上海将逐渐变冷。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正经历着嘛。
台 风
小时候，台风曾给我留下很骇人的印象。
是夏天，家里却将门窗紧闭，屋里顿时显得特别的热。问大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台风来了。
果然，台风说来就来了。狂风大作，把阳台上的晾衣竹竿刮在了一处，还互相挤碰着“嘎嘎”作响。继而就是骤然而至的大雨，给我的感觉，仿佛天上有人在挥舞着一把巨帚，有节奏地把滂沱大雨洒落到人间来。风吼啸着似要掀翻一切，窗户在抖动，门在晃，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好像要把瓦都击穿一般。
夜里睡得也不安宁，几次醒过来，都能听到雨在下，风在呼啸。
第二天醒来，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似乎都不一样了，一个个大惊小怪地，说长乐路陕西路一片都是水，说水漫进了大楼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那些人家可苦了，一夜没睡不说，现在正在把水往外泼呢！
雨住了，风仍在刮，不过不像昨夜里那么大了，我从家里跑出来，一头就往陕西路赶。没见地下室的住户有多少动静，倒是看到路边粗大的梧桐树倒了，倒下时长长的枝杆挂断了电线，有供电局的工人们在移开大树，重新架起电线来。
再往前走，果然看到地势低洼的马路上，一片汪洋。骑自行车的人费劲地推着车子，在水里过的车子很少。倒是有一些人家，把家里洗澡用的木桶、长澡盆、椭圆形的木桶漂在水里，玩得正乐呢！让我觉得很有趣。
最让人心惊的消息，还是大人们在弄堂里说的，郊区什么地方，台风把一家农户的屋顶刮走了，屋里的东西全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有力气的大人们是抱紧了粗柱子，才免遭了厄运。小孩可惨了，被台风刮到空中，也不知刮掉在哪里了。
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冷发抖。故而从小，听到台风我就觉得恐怖。长大了写小说，有一本长篇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我提笔写下的书名，就是《恐怖的飓风》。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害怕台风。相反，我倒觉得，一到夏天，一到连续多个高温日的酷暑炎夏，很多人还有点儿盼望台风。他们一面抱怨着高温不退，一面会情不自禁地说：“台风怎么还不来？”
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第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第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上海四季（4）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没地，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永留记忆的旅途
这一天，有三个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们必须在早晨九点以前赶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车，去往紫云县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傍晚之前，赶回贵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顺。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26岁；还有一个是后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著名导演谢飞，33岁。那个时候，他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另一个人是向导，公社派他为我们
带路，保证我们在九点之前赶到山区的公路边。如果走大路的话，三十六里地，我们绝不可能按时赶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确保我们在九点以前赶到。再有两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当天我们不能到达安顺，谢飞就会误了回北京的飞机，而我，还不知道哪里去过元旦呢。
我们是在清晨七点三刻，吃完早饭上路的。因为时差关系，此时，在四大寨，也只不过是天蒙蒙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个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远了。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我们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土皇帝小罗山设在狗场屯上的王宫废墟。那一个多星期，险峻大山里的安宁、静寂、废荒的滋味，我们可是尝够了。
沿着七弯八拐的茅坡小路，我们脚下一点也不敢松懈，跟在向导后面，疾如旋风般走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紧张的。
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九点过二分赶到了公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招呼车开来，却被一个牵牛扛犁的布依族汉子告之，招呼车九点没到就开过去了。怎么办呢？向导完成了任务，要回四大寨去。而我们，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达紫云。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间公路，得走四个多小时。不走也得走，我们就上路了。大约走了二十分钟，身后来了几辆运送谷草的马车，我们和马车夫一商量，如释重负地搭上了马车。
坐上了马车，倚躺在松软的谷草上，躯体舒展了，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不轻松的。谢飞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插队的山乡找我，是读到了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消息传出去，却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写一部电影是多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让叶辛来改编。谢飞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写出了剧本初稿，而且一齐跑到四大寨来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还没定论呢！躺在谷草上，我又忧郁地提起了这一话题，谢飞安慰我说，这部电影总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马车到达紫云；傍晚，客车把我们送到安顺。第二天来到省城贵阳，我们就分了手，各奔东西了。
尽管谢飞很乐观，在1975年朔风凛冽的严冬，电影终究还是没有拍成。《高高的苗岭》最终改编成《火娃》搬上银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过去以后的故事了。但是和谢飞一起，从四大寨赶出来的那段旅途，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愿在山乡
每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山区的画面，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云罩雾绕的山岭，每当我在画报上欣赏到郁郁葱葱的山峦，每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对山乡的描绘，我的身心都会在瞬息间油然升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情。是依恋、是感慨、是惊喜、是悲叹可以说什么都有一点，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原因很简单，只因我的青春岁月，我从青春步向中年的整整二十年春秋，是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度过的。那千山万岭盘绕回旋的景象，那无数支岭支脉组成的山的世界，同样有春潮、夏泉、秋雨、冬溪织成村寨上的四季。而世世代代栖息在大山世
界里的村民们，同样有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他们日出而作，他们日落而息，他们看似无所求，可他们一年四季都在默默地耕耘。求得只是风调雨顺，求得只是秋后的收获，以把人世间的这一份日子，打发得稍稍顺当一些。但是老天爷仿佛特别爱同他们开玩笑，命运也好像特别爱作弄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苦难总是陪伴着他们，贫穷总是陪伴着他们。三十年前，我去插队落户的年月里，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两个字：温饱。三十年后的去年初春，我又走进了大山的腹地，我又踏上了山寨的土地。在高高的山巅上，眺望那万千山峰指天戮云而激溅起来的大海，我既为这一片土地初步脱贫而感到欣慰，又为它那明显地闭塞、蛮荒造成的落后忧郁
哦，在告别20世纪的时候，在告别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的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一片土地尽快地摆脱贫困，让这一块浸染着各族人民无数汗水和血泪的土地，尽快地富裕起来。
从80年代开始，富于幻想的云贵高原上的人们，就曾在报刊、广播、电视里呼唤过建设“公园省”、“公园高原”的理想。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来临的时候，在全国上下都形成开发西部共识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理想正是付诸实施的时机。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曾去过濒临热带的马来西亚山地，去过朝鲜的金刚山和妙香山，去过斯里兰卡岛国的山区，去过日本北部的山谷，去过北美加拿大和美国西部的山区，在观赏世界各国的壮丽景观时，我在赞叹之余，总还隐隐地有着一股似曾相识、故地重游的感觉。这一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世界上的山山岭岭虽说千姿百态，却又百变不离其宗，山和山之间，总是相像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由衷地感到，“公园省”，“公园高原”不仅仅是云贵高原的理想，它还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新的世纪可以看到的现实。
我的心愿在山乡，在高原上未来的伊甸园。
（2000年12月）
流动的青春河（1）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识青年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识青年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有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个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难以忘却。
正是因为难以忘却，我会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去。特别是在2001年的夏天，我又和当年也是知青的妻子一起，带上已是大学生的儿子叶田，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又一次看了我们当年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1999年的8月15日，气温高达39。4度，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像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流动的青春河（2）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不断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1999年1月）
恋爱豆腐果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同返贵州。住在酒店里，早餐是免费的。可当我起床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叶田了。
直到用完早餐，回到客房里，才见叶田和他妈妈兴冲冲地赶回来，手里还提了一兜点心。打开一看，却是贵州有名的小吃：恋爱豆腐果。原来他们一早赶出去，就是尝小吃去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生活在贵阳时，每逢周日，叶田起床后，就去厨房拿好加盖的搪瓷碗
，催着我们上街去吃早点，尝肠旺面和恋爱豆腐果。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为什么如此诱人呢？我们离开贵州已有十二年了，为什么一回去，他们就急于要去尝一尝呢？原来，恋爱豆腐果确有它的独特之处。
贵州人的饮食习惯是重咸鲜，喜香辣。恋爱豆腐果是切成长方形小块的白豆腐，经适量碱水发酵后，放在有眼铁片上烤制的。而它的烤制方法有许多学问。烤豆腐果烧的是糠壳而忌用煤。煤火烤东西火力不均且带有煤焦味，用糠壳则避免了上述弊病又降低了成本。烤豆腐果时，应不断翻动，以免烤糊，而翻动中须加小心，以不损坏豆腐果外表为佳。生意人都带有小铲，他们用小铲翻动豆腐果，并不时在铁制的烤床上抹一点油，既为防止豆腐果粘连，又能使其表面光滑，色泽黄亮。每当顾客光临时，生意人就用一块极薄的竹片或用小刀将烤得嗞嗞作响的豆腐果当腰剖开，填进辣椒、生姜、香葱、蒜泥、折耳根、麻油、酱油和醋配制成的佐料，这时趁热吃下去，咸辣爽滑，满口喷香，不失为一种享受。
1939年2月4日，筑城被日机空袭后，贵阳地区警报频繁，百姓一夕数惊。市郊东山、黔灵山、彭家桥一带成了人们躲警藏身之地。而在警报解除之后，成千上万的躲警者从树林里、山洞里出来，这些地方又往往出现一种短暂的热闹，畸形的繁荣。当时彭家桥有名叫张华峰的老汉，同老伴摆摊为生。他们根据躲警群众腹中饥，时间紧，图简便的特点，把自己的住屋辟成店铺，用糠壳烧火，烤豆腐果卖。由于他们的豆腐果成色金黄，外焦内嫩，佐料齐全，风味特殊，且价格低廉，便于携带，很快打开了销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人来吃豆腐果是为了解馋或充饥，往往是吃了便走。唯有那些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似乎藐视炸弹的威力，他们买一盘豆腐果，蘸着辣椒水，细嚼慢品，谈笑风生，一坐就是半天，倒把老俩口的鸡毛小店变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一些人见了，便在背后开玩笑说这些年轻人在吃恋爱豆腐果。此话传到老俩口的耳朵里，两位老人倒也开通，顺风吹火，把自己的产品定名为恋爱豆腐果。一传十，十传百，贵阳全城都晓得彭家桥有一种名叫恋爱豆腐果的小吃。至今六十多年，张华峰老俩口早已作古，那小小的恋爱豆腐果铺也荡然无存，可烤豆腐却成了一些人的职业。延续到今天，贵阳卖豆腐果的摊子遍布大街小巷，少说也有三两百家。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不但名称奇特，它还让人经久难忘呢。
（2002年4月）
等水的日子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2年3月，我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峡谷搬进贵州省的省城贵阳，开始学做一个省城里的公民。从1969年3月离开上海市中心的家，我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整整十三年了。
那时候的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样，住房处于紧张状态。我是幸运的，在一个
招待所小小的客房里和妻子熬了一个多月后，承蒙省文联照顾，给我们分配了五层楼上的一套两间半的房子，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搬进新居的头一天，看到满屋的泥屑、灰尘，我们兴冲冲地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谁知，怎么拧那只水龙头，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来。于是，便去向先搬进来的邻居打听。他们告诉我，这里叫石板坡，地势高，白天水压低，自来水根本上不来，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全城的大多数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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