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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两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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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几幢七层楼的屋顶都在我们脚下。
于是，我们住进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邻居们一样，砌一个小水池，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把小水池里的水蓄满备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过去。
由于夜间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将水龙头大开着，等待“水龙王”“哗哗”来临。这种等待是极难熬的，但是，一家人无水便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难熬也得等。我便一边等待一边写小说，在那几年发表的小说后面，往往有“写于贵州黔灵山麓”一行小字，有读者给我来信说，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读后，我只好一笑了之。
当专业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能勉强打发过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补睡一会儿。到了1984年7月，我调《山花》编辑部任主编，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贵州人说的“恼火”事。可再“恼火”，还得等水，还得熬夜。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里，上半夜能够如愿等来“水龙王”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可怜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来等水，等来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轻手轻脚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还得去上班，还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换三次车，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个小时。那时她常对我说，上了公共汽车就怕有座位，因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觉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在车上打瞌睡她坐过了站，赶到工厂迟到了，便要挨批评。
可能正因为这样吧，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地和睦安宁。相互体贴、关心着，打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孩子也在这种氛围里一天天地长大了。那年头，我已是一个作家，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笔会的邀请，很多笔会都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与会者又都是全国文坛的名流，我真想去开开眼、凑凑热闹啊，但我一次次地婉辞了那些盛情相邀，只因为我想到家中需要等水，没有水，连最普通的日子也难过
哦，那些等水的日子！
（2002年3月）
大路
山乡的安寂宁静，全是被打破的。
大路上驶来了汽车，准定是来了贵人，而且必然是不会在山寨上住宿的。于是乎细娃嫩崽们呼喊着、欢叫着跑到大路上去，围住了汽车，问这是什么车，看来的是怎样的贵人。如果客人下车后信步走去，娃崽们准会自始至终簇拥着客人，客人去看水库，娃儿们会跟到水库；客人走进寨子，娃儿们会跟进寨子，并且主动地介绍，这是张家，那是陈家。还提出警
告：这家的狗凶。
只因大路上进来的车子实在太少。偏僻、闭塞的寨子上，来一位公社的书记，来一位打着背包找队干部安排住宿的县上干部，老百姓就把他们当成是通天的官了。
坐车子进寨子来的，不是贵人又是谁？
况且这大路不是为开车子修的，那是专为山寨上通马车修的。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的时候，为了显示运动的成果，带动了生产，所有下队的干部，发动了乡里的劳动力，修了这条大路，同时给沿途的寨子，配备了马车。路修成之后，由两匹川马或是三匹川马拖着厢斗的马车，就在山乡里出现了。
马车把山乡里产的无烟煤拖出去卖，马车到车站、工地揽生意、拖石头、拖沙子。一天干下来，能赚好几十块钱，抵得上一个强劳力在寨子上整整干一个月。
拖马车的汉子，自然成了寨子上受人尊敬的汉子。不说别的，单是赶场那一天，男女老幼挤上车子，挥起鞭子，一声喝，马车一阵小跑，不到半小时，就能跑到街子上。比人走快得多了。
指挥修路的干部中，肯定有那么一二位，是有预见的。说的是修马车道，但他们坚持要把路两侧，多修出一米的宽度。于是乎，路修成以后，汽车也就能开进来了。记得第一辆汽车开进寨门口，那八九十岁走不得路的老农，拍着车厢盖问司机：“这玩艺儿，一天要喂它吃多少饲料？”
大路真正当作汽车道来用，是在我离开山乡的前一年。那一年，斗篷山脚下发现优质煤的信息不知怎么被外界晓得了，于是乎，老乡们冬季里挖来用不完的煤炭，全被收买了。那些堆在煤洞口“狗向伙”人字小窝棚旁边的煤，全都变成了一叠一叠的票子。怎不惹人眼红啊！
那些原本善于挖煤的，在煤洞里日夜加班，挑灯夜战。那些原来勉强挖一点煤来充作家用的，也上了山。砖瓦窑停了火，只因用煤炭烧制了砖瓦来卖，还不如直接卖煤来钱。很多戏文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演出了。最能号煤脉的曾家老大，挖煤挖疯了，没日没夜呆在洞子里抡十字镐，把自己的眼珠子挖了出来。事后，当他瞎了一只眼睛从医院回来后，对围住问他的乡亲说：“我蹲在窄小的洞子里，眼前看到的，哪是煤啊。全是票子，是一张张的拾元大票子啊！”
我也挤在寨邻乡亲们中间，听到这话，不禁骇然。再看看四周，那一些挖出大堆大堆煤炭待卖的农民们，拼命地奉承司机，贿赂司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把菜园里的新鲜蔬菜，把鸡鸭，塞进司机的驾驶室。巴望司机早一天把自家的煤拖出去，好换来票子。拖司机回家吃饭，司机喝醉了酒，调戏乡里妹子的事情，传得纷纷扬扬，更有甚者，留宿的司机睡了自己的婆娘，汉子知情后，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路带来的岂止是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它把安宁静谧的山乡搅得沸腾起来。
商品经济莽撞地闯进四季安然的寨子，给人上的第一课就是严酷的。
盘山绕谷的大路修进山乡，修到寨门前，越岭翻山地修到白云深处的人家，习惯于在原始传统状态下生活的善良人们，做好了大路修来的准备了吗？
（2001年8月）
第四部分
买得青山只种茶
“茶。云腴，灵芽。出生地，古华夏。芳龄几何，五千岁华。三皇神农氏，尝草识茗芽。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云贵巴蜀是故乡，人杰地灵育GAFD1诧。”
上面这首一至七言咏茶诗，是茶文化研究专家舒玉杰先生所做，他对茶的形状、出生地、年龄、来历、特性以及其故乡等，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描述。这首诗里的“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两句话，使我想起了插队落户时的一件事：当地有一农民外出劳作时，风雨
交加，雷电狂作，不慎被雷电击死。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把他的尸体抬进寨子的。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寨子外面的茶树底下。第二天，死者复生。据当地人讲，是由于雨水经过茶树叶子滴在死者身上，而使死者复活的。死者是不是被茶叶水浇活的，我至今不敢肯定，但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喝茶，一喝竟喝了二十多年！当然，爱喝茶，却是不懂茶道的，看陆羽的《茶经》，感兴趣的不是里面讲到的各款茶具和繁杂的煮茶、饮茶过程，而是里面记载的一段话：“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我们现今看到的茶树，一律矮矮的，高不及人。而古代，茶树高至“数十尺”，这是不是一种传说呢？当然，传说也有，但实际上两人合抱之茶树也不少见。在我国云南，古老的茶树最多，有四十多个县野生大茶树，素有“云南山茶甲天下”之说。故人们把云南看做是“自然茶寮”。《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由南向北而来，其味也似乎由浓到淡。云南、贵州、江西乃至福建一带，茶味偏重偏浓，而到了江浙一带，茶味就淡，这可能跟地域环境有关。
茶从原先的讲究实用，到了后来的讲究风雅，是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直到茶成了一种文化之后，其实用价值处于次要地位，很为某一层次的人做了风雅之事，特别是读书人家或爱茶的文人，总要在壁间挂一些与茶相关的书画。像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盅，寄与爱茶人。”中国古代文人中，大多是爱酒的，人生不得意，借酒浇忧愁。曹操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有凭借酒力来创作的，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让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铛酒杓不相离”的，“看风小槪志疲成盥煌氩琛保弧熬偻分芯坪螅炙鞑枋薄保弧捌鸪⒁煌胲卸烈恍惺椤保弧耙共枰涣借迹镆魅保弧盎蛞枰徽担蛞魇徽隆钡鹊取Ｒ圆柚乃迹貌枥葱涯裕故欠浅Ｊ屎衔业模也缓镁疲膊荒芎染疲薹ㄏ窭畎啄茄岸肪剖倨保荒苄О拙右字ǎ耙枰恢眩魇徽隆薄！�
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５０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太好玩了。那年头天天晚上的广播电台里有一档儿歌教唱节目，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小螺丝帽”等等，我先跟着广播学，边学边记歌词，学会了又教给学生们。这些儿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教了大半年书，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叶老师，我们几个碰在一起，就会讲起你教我们的情形，你给我们讲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你说人若不受教育，你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我们不但牢记着，现在也对学生们这么说。今天的孩子们再不缺课逃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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