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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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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的境域。
（二）
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
，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
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
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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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
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
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相。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
《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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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７５６
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
，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
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从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
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
然而何为我呢？
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
（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
“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
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
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
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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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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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９５６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
——法律破产代议政治破产
（１９２３年１月）
梁任公新自南京讲学归来，养疴津门。
有某君前往访问，据言梁氏之病，乃由用脑过度、心房涨大，但属初起，尚无妨碍云云。谈次询及梁氏对于时局何故不发言，梁氏谓：本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医生既禁止执笔，只得罢休。且现在魑魅罔两白昼横行之局面，亦断非徒恃笔舌所能救济也。梁氏谈下去，狠发出沉痛的叹声，说道：这回鼓动风潮的几位宵小，原是国人共弃，我也不屑责备。最可痛者，司法官（检察长）对于破坏司法的命令，为什么奉行唯谨？
国会两院中，我总以为明白有血性的人也还不少，为什么会把千夫所指的阁员多数同意？
中国人对于法律观念本来很薄弱，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合力蹂躏法律，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是装饰品，可以不算一回事”吗？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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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梁启超文集
律专用来摧残弱者，凡属有权力的人都绝对不受法律拘束“
吗？经这一回，真可以说是法律完全破产！
中国人对于代议制度本来是很冷淡，很怀疑，我们方希望这回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们应该会稍为激发天良，替代议政体争一点气。不料数月来丑态百出，除了膜拜军阀、助纣为虐之外，别无所事。这回两院同意票，我敢说是议员过半数已经宣告自己人格破产。我在半月以前，因江苏省议员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自己岁费一事，气极了，曾作一篇文讨伐他们。内中有几句说道：“若循此不变，则将来议会之地位，将成了‘君子恶居下流’；议员一名词，将成了‘国人皆曰可杀。
‘“当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专对于议员如此责备呢？我说，我们本来想靠议员来裁制军阀官僚的罪恶，保护人民权利，如今议员却火上加油，专门与人民为敌，连军阀所不肯做的事都做了，他们的罪恶岂不是更加几倍呢？
他们不足责，最可痛者，是做出种种实证，告诉世界人以中国人不能行代议政治。从今日以后，真可以说议会制度完全破产了！梁氏说到这里，气很急促，象是愤慨到十二分的样子。某君因彼方有病，不便久谈，遂兴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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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谈话记（节录）１６
北海谈话记（节录）
（１９２７年初夏）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
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
这句话怎么讲呢？
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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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
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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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谈话记（节录）３６
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
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
什么希望呢？
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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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梁启超文集
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
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知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知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知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
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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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
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
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
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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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
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
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
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
但是谁来改造他？
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
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
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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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责任就得。
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知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
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
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
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为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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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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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汪康年书９６
书信
致汪康年书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６日）
穰卿同年足下：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勗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
（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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