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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 明 李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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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乃又谓“渐近自然”，又何也？岂非叔夜所谓未达礼乐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复之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傅仲武《舞赋》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以意尽于舞，形察于声也。由此言之，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然则谓手为无声，谓手为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观之，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虏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岭之子，蜾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岭涉，蜾惠峰虫′虫无子，取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思旧赋
向秀《恩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秀方图自全，不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且李斯叹东门，比拟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曰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此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古，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
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赘乎？
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面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谣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远，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今读先生集，记姜公事。姜公之心正与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则知先生唯不用，用必为姜公无疑矣。生虽后时，见符前哲，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样也。因喜录此。
唐贵梅传
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曰：“烈妇姓唐，名贵梅，池州贵池人也。笄年适朱，夫贫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与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复至池，见妇悦之，密以金帛赂姑。姑利其有，诲妇淫者以百数，弗听；迫之，亦弗听，加以箠楚，又弗听；继以炮烙，体无完肤，终不听。姑乃以妇不孝讼于官。通判慈溪毛玉受赂，倍加刑焉。本几死，然终不听也。商犹慕其色，令姑宾之。亲党咸劝妇曰：“何不吐实？’妇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褂襡，雉经于后园古梅树下∶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将入室挺之。且骂且行，曰：“恶奴！早从我言，得金帛享快乐，今定何如也？’入室无见，寻至树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哭。亲党咻曰：“生既以不孝讼，死乃称妪心，何以恸哭为？’姑曰：“妇在，吾犹有望；妇死，商人必倒赃。吾是以哭，非哭恶奴也。’尸悬于树三日，颜如生，樵夫牧儿见者咸堕泪。每岁梅月之下，隐隐见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终不敢举节。余舅氏喻士积薄游至池，闻其事，作诗吊之，归，属慎为传其事。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玉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故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死三日而尸犹悬，颜如生，众人虽知而终不敢举，每岁之暮，白月照梅，隐隐如见，犹翼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纵有别项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势与力而后肯。孰知数千里之外，无干与之人，不用请求而遂以孝烈传其事也？杨太史当代名流，有力者百计欲借一言以为重而不得，今孝烈独能得太史之传以自昭明于百世，孝烈可以死矣。
设使当其时贵池有贤者果能慨然白之于当道，亦不过赐额挂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谁知重之乎？自此传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复重见于梅月之下也！升庵之闻，闻于舅喻士积。士积夙游贵池，亲见其事，曾为诗以吊之，故升庵作传，具载士积见闻始未，以上积可信也。
然则此传不但孝烈藉以章显，士积亦附以著名矣，传岂徒作耶！
嗟嗟！毛通判当日之为，亦只谓贪其贿而人莫知也——贵梅已死，而谁为白也。孰知不白于贵池而卒白于新都乎？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夫谁不知传其事于此集之中者？贵池人士咸知有赃吏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溪人士亦咸知有乡官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无孙子则已，苟有子，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父；苟有孙，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祖矣。盖同乡少年倾慕太史之日久矣，读其书，阅其事，则必私相告语。私相告语，未有不窃笑而背骂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积金钱以遗其孙子，使孙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孙子不敢认己也哉！太史之传，严于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谓此传有裨于世教者弘也，故复亟读而详录之，以为孝烈之外传云。
茶夹铭
唐右补阙綦毋旻著《代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余读而笑曰：“释滞消壅，清苦之益实多，瘠气耗精，情欲之害最大。获益则不谓茶力，自害则反谓茶殃。”吁！是恕已责人之论也。乃铭曰：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余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诗题辞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古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示。”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馀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
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伯夷传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赠鄂王岳飞隘忠武，其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勘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
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间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杨升庵曰：“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宋定之谥也”
称忠武为宜。 ” 又曰：“朱文公云：“举世无忠义，这些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故《续纲目》书施全刺秦桧不克而死，亦文公遗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铸贼桧像，跪缚门外”更铸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桧乃得。’”李卓吾曰：此论甚当，甚有益风教。倘札官言官肯上一疏，则忠武之谥，晓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圣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张千载
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椟，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梦其父怒曰：“绳钜未断！”其子惊觉，遽启视之，果有绳束其发。李卓吾既书其事，遂为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李涉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剡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
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因记得盗赠官吏亦有诗一首，并录附之：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棒钱日有廪，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廪去，驱我为盗宁非汝！
封使君
古传记言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复来。其地谣曰：“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张、禺有诗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
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庵戏之曰：“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耶？”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迳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马司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
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
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
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
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盖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参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参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
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巢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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