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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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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事做最后的裁决。
康心如并没有想到雷文会成为他未来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经济实力之后，康心如确实受到了启发。雷文财团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康心如认为他倘真的决定弃政从商，那么雷文财团、三井、三菱财团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欣赏雷文的经济战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获得认同，应当说是与他当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分不开的。当时日本的发展不仅使康心如震动，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经验中，康心如又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眼光。从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崭新的成果，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同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将眼光转向了“实业救国”。发展实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是要坚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坚决抵制封建的闭关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农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经济体制与观念，这就使康心如他们这批西化的产业家们与乡绅商董式的买卖人们区分了开来。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契会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财团在当时的不断扩张中，所急于寻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这一类具有开放思想和发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赏康心如，认为人才难得。这就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数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终得到雷文的欣赏和重用，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华股合作对象。在四川重庆建立美丰银行这一举措，原本不在雷文财团的发展规划中。于是，这个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
一九二一年炎热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麦利的电报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庆投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具体事宜。
几经磋商，特别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当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正式签了中美合资的合同。
在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从始至终不卑不亢，不动声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积极同邓芝如联系重庆方面的华股投资，指出唯有跻身“洋务”才可求得发展；一面又和颜悦色敦促美方对合资项目早下决断。最终以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观念以及才”能智慧，将双方在投资以及在日后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分歧迅速归拢到一条轨道上。
康心如的这一番苦心奋斗的结果是，他成功地推销了他自己。建行的事情敲定后，康心如不仅获得了中方同乡邓芝如一方的信任与折服，也同时获得了美国雷文方面的信任和赏识。
于是，双方在提出组阁名单时，都不约而同地也是真心地邀请康心如出任这个新建银行的协理，并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是离不开康心如这一员干将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川美丰银行按照美国银行法的规定以“美商四川东方银行”（TheAmericanOrientalBankifShechuen）的名义向美国康涅狄格州正式注册。而当时能够在国外注册的银行，就比纯粹华资银行在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的政策。四川美丰银行的资本额原订为一百万美金，后又定为国币银元二十五万。其中美资占百分之五十二，华资占百分之四十八。美方拥有的股份优于中方。
银行总行设在四川重庆市的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
在经过了慎密的磋商及协调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银行首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共由五人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别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赫尔德和白东茂均为雷文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两人，均为重庆商贾，他们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协理二人。总经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担任，赫尔德为经理，协理则由中方的邓芝如、、康心如担任。另设一名营业主任由邓芝如亲信陈达漳担任，此人曾在天顺祥票号当过营业主任，多少有些内行，又有邓芝如的鼎力举荐，双方便也认可。
在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办过程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但是当雷文及邓芝如中美双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来做协理时，康心如尽管心中暗喜，但还是撑持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绝。
其难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实拿不出钱来入股，因此也就不好违反规定，不入股就任协理。雷文和邓芝如对康心如的推脱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很失望，因为他们都知道，倘没有康心如那样的才子从中协理的话，美丰银行就肯定办不好，更不要说发展。足见康心如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其实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钱人邓芝如、陈达璋等辈是决然搞不好的。
邓芝如尽管极富资财，但他过去从未出过国门，是个极闭关自守的旧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将陈达璋所谓的经验也是旧票号的，跟这种合资的西式银行业务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
而中方的邓芝如其实更不愿因康心如的无钱入股就将他舍弃。因为他也清楚，要想跻身洋务，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这么一个真正内行的帮手。应当说，如果不是康心如，邓芝如是谋不到这个合资银行经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没有康心如从经营上协理，他拿出钱买到的这个位置肯定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来，也许邓芝如更离不开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银行任职。
一方无钱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这进退、舍取的两难之中，自认没有“洋务”经验的邓芝如，又一次诚心邀约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庆，共谋美丰发展大业。为了使康心如担任协理，邓芝如借给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东资格，并顺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职。
邓芝如的此番义举，对于身处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谋得职业的穷文人康心如来说，不啻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尽管是借，但在当时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笔借款，也才有了协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康心如在接受这笔借款时也很感动，他认为这笔钱不仅使他摆脱了近年来一筹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对他一直养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个救助。康心如发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报。
美丰银行人员由于康心如出任协理而皆大欢喜。
从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门，他毕生为之奋斗，再没有改过行。
左右为难的协理
从筹划开始，前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川美丰银行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庆正式开业。
四月的重庆，早已到处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雾遮掩着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城脚下的江水清亮透彻，无声环城而去，给这个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妩媚。
重庆之所以自古为城，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仅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陕几条主要通道的交点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长江上游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这葱葱郁郁的早春中，设在古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终于开业了。
这家中美合资银行隆重开业，成了重庆工商界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银行华股方面在山城的财政势力，就更使银行的开业成了轰动四川乃至全国的一件要闻。
开业那天，重庆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员及各界社会名流、遗老遗少，无不前来拱手庆贺。新街口一带，几乎一天鞭炮声未停。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始终乐声长鸣地站在银行大门的两侧伺候。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与儒雅翩翩、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颜开。酒杯不断碰响，真是一派繁荣昌盛开业大吉的景象。尽管洋人与中国人之间根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双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这一开业的典礼增色添彩了。
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
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
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
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入筹备策划之时，康心如就已将他的四弟康心远及林少谷、贺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此后不久，康心如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为即将开业的四川美丰银行招揽人才。他亲自物色挑选，最后聘到了几位对业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员，携他们一道乘轮船回到了重庆。康心如知道最终那些场面上的风风光光什么都不是，而这些对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才是美丰银行的真正栋梁。
开业伊始，身为美丰银行协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远。实践证明，像邓芝如那样的旧式商人及旧式的陈达湾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康心如在他们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于出任经理的美方代表赫尔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的行内职员对经营这样一个合资的银行都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可以探索、积累，但中美双方人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几乎把这个刚刚开业且未站稳脚跟的银行断送了。
银行开业经营的一年中，尽管康心如苦心筹划，费尽心机，请来业务骨干，开展多种业务，美丰竟然不仅没有营利，而且还亏损了三千多元。这可以说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个污点。这一亏损的事实，使美丰银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压力。出师不利使人们神情沮丧，且相互指责，推诿责任。中美双方的经理、协理人员及双方的职员更是剑拔弩张。银行的经营现状与开张那天浩大的庆贺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事实不仅成为当时报界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了专等着看美丰银行笑话的那些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美丰行在一年之间大起大落，真是谁也不知该怎样扭转败局，或是该怎样收场。
就单单亏损一事就很令人苦恼扫兴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搅在中美双方特别是赫尔德与邓芝如之间的争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尽管他在这尖锐激烈的矛盾中，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来，与他结成联盟，坚决同洋人斗争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这场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邓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为中国人的康心如竟没有应和他，没有表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慷慨和义愤，没有坚决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来于他和美国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使邓芝如大为光火。他进而对康心如也产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联想到是他借给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让他当上这个协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这个康心如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们个人的关系已出现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痕，邓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进康心如的任何劝诫了。
自然，康心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有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但作为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银行协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虑的。他认为矛盾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业务每况愈下，毛病就出在邓芝如和赫尔德身上。实在是康心如对邓芝如这样的人看得很透。因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场。凭着他对邓芝如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论倘他康心如也参加进去，火上浇油，怂恿邓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国人闹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这一结局，恰恰是康心如决不容许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对邓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争吵越来越反感，特别是邓芝如最后发展到在股东会上散发他专门印制的传单，对美方人员进行恶毒的抨击，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
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所面临的永远都是正负的两极。
在当时的国情下，跻身洋务必然有大的发展；但在与洋人的朝夕相处中，也难免会产生由于种族、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与隔阂，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视与侮辱。个人的尊严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业发展下去。只有事业有成，人才能更有尊严。这本是非常简单的辩证法，但邓芝如一类人却不能理解。
另外，康心如对邓芝如关于赫尔德不录用他的职员的微词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邓芝如一方。康心如认为在美丰这种合资银行中录用的职员，一定是要在知识结构上尽可能学贯中西的、有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而一年来，邓芝如所推荐的人选，则大多数是与邓芝如有各种关系的旧式商人、封建官吏一类。这些人既非业务内行，又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仅英美式会计方式这一条就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所以赫尔德坚决不予录用。康心如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站在赫尔德一边的。他认为赫尔德为美丰银行的发展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对这样一批无用之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他甚至视这些人为美丰银行日后发展的阻力。这并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的原则性。
当然，康心如对美方人员，特别是对经理赫尔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赫尔德在个人的品质乃至合作的诚意上，确也不是一个尽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邓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员飞扬跋扈的现象也的确很严重。他们竟可以依仗权势，任意要华人同事为之端茶倒水，随意使唤，似乎中国同事是他们雇来的奴仆。而这一切，都是同赫尔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分不开的，因此这种不平等也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加之美方人员与中方人员之间的薪金收入又悬殊太大，这也就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意识和合作危机。
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丰银行的势头大跌。这时的美丰银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此时的康心如，也已无回天之力。美丰银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谁的手中了。
面对美丰银行刚刚开业一年就遭如此惨败的烂摊子，康心如很伤心，看来他想在金融界大干一场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与此同时，当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两年来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过来的道路时，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康心如无论如何已同那个血气方刚的刚刚参加同盟会时的康心如判若两人了。
因为他要每日里平息那位吵个不停的邓芝如，他自己便反而变得没脾气了，心平气和了，没有锋芒了，甚至圆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觉得，他这种脾气秉性的变化，倒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到处充满了算计、阴谋乃至陷阱的社会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样拥有算计和阴谋，为他人设置陷阱，否则你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就叫谋生的韬略。康心如看得很清楚。
表面上看，康心如是得罪了那个有恩于他的邓芝如，但从本质上看，康心如并没有害他，而是为了成全他，成全美丰银行。康心如当然也极不愿意让康、邓两家的世交乃至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毁于一旦，康心如之所以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是因为他更不愿美丰银行毁在这尖锐而激烈的搏斗中。康心如眼看着越发蛮横不讲理的邓芝如一天天像斗鸡般四处出击，又一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惶惶不可终日，很香邓芝如惋惜。他认为倘邓芝如日后真的失败了，那他谁也不该怨，是他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邓芝如的悲剧是他性格上的悲剧。
康心如在一筹莫展之中退避三舍。他一来想暂时摆脱那个激烈的矛盾的旋涡，同时又想在总经理雷文最后不得不出山收拾残局之前，认真地捋一捋美丰银行遭此惨败的原因。
美丰券发行的成功和风浪
雷文自一九二三年春抵达重庆调整四川美丰银行班子以来，就开始精心物色美丰银行新经理的人选。几个月过去，至一九上三年九月，雷文终于将不得力的赫尔德从美丰银行调走，改派一位叫鄂更斯的美国人赴渝，担任四川美丰银行的美方经理。雷文在鄂更斯到任之前，特别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与康心如密切合作。
雷文的这种安排，足见他这个以经营和发财为业的美国人对康心如的信任与支持。
对此，康心如也是心中雪亮的。他认为雷文尽管是个美国投机商人，但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来说，他还是具有一定的修养与层次的，分得清好坏善恶，分得清人才与庸才。基于此，雷文才可能力排众议，给了康心如如此之大的权力。康心如对雷文是怀有真正的知遇之恩的，他感谢雷文不仅赏识他的才华和智能，而且还能大刀阔斧地切实地在人事安排上，为康心如在银行业的大展宏图扫清道路。而恰恰是这一点，是他区区康心如徒有发展美丰事业之心，而又无力左右的。康心如觉得他踏入美丰大门，能遇到雷文这样一个美国总裁，能在他最危难艰苦的时刻从遥远的上海来扶助他一把，是他康心如的幸运。当然，康心如也知道，雷文之所以能如此重用他也是为了雷文自己的利益。
要将一番事业做成做好，搭档的能否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这是自鄂更斯上任之后，康心如更加体味出的一种经验。鄂更斯接受了雷文的面授机宜之后，康心如在美丰银行施政的方针大略，及其他对业务开展的设想安排，总能够毫无障碍地贯彻执行。康心如在这一段时间的美丰生涯中，可谓是得心应手，春风得意。
康心如把这也当做是雷文对他事业的支持。他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也不能忘记要奋力回报雷文，而这一回报最核心的，便是要不辜负雷文的重托，迅速把美丰银行亏损的局面扭转过来。
康心如首先紧紧抓住美丰系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拼力扩展银行业务。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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