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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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心如首先紧紧抓住美丰系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拼力扩展银行业务。他利用银行的美资关系，首先将当时重庆的海关、邮局以及各个洋行的汇兑业务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时，他又竭力宣传美丰银行是重庆唯一一家可与美国各地直接通汇的银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丰银行的汇兑收益猛增至六万二千余元。康心如将合资银行的有利条件用足并有所开发，这就使美丰银行充分显示了它独有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庆商帮的市场习惯，开展了原先美丰银行没有的“比期存款”业务。美丰银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尽管比市面上低，但由于人们相信康心如“美丰有洋商资本，不会有风险”的大规模宣传，便也纷纷来存款。因而美丰银行所吸引的“比期存款”逐年上升，自一九二二年六十多万，很快增长到一九二四年的一百二十多万，两年翻了一倍，开始向银行注册的美国政府交纳所得税。当时美丰银行的业务可算是蒸蒸日上了。
　　　　自雷文一九二三年春天来重庆将美丰银行中美双方的管理人员重新调整后，美丰自当年起就扭亏为盈了。一九二三年仅纯利就达一万一千元。到一九二四年更是势头看好，全年纯利一下子猛增至七万元，股东们并开始分得股息红息，人人对美丰银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其间美方经理鄂更斯更是喜形于色，他不断对沾沾自喜的股东们说：
　　　　“此实康协理之功！此实康协理之功！”
　　　　其实不是鄂更斯说，股东们对康心如也是自有他们的看法的。就是在过去对康心如不满意不放心的股东们，在拿到股息红息之后，也自然折服康心如经营管理的才能。
　　　　康心如是不能小看的。这是北京来的在重庆地界上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根底的落魄文人康心如自己为自己挣出的一份面子，一份光荣。
　　　　美丰银行由此转机和发展，自然使康心如在重庆市的金融界初步建立了声望。他不仅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还得到了重庆商帮的普遍认同。这一点对康心如很重要，这是使他日后能更加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由此康心如建立了对人生的更加坚定的信心。他更加相信他自己，相信他个人的价值在奋斗中能够得到证实。因为是刚刚起步，康心如这一段的人生成就就显得格外辉煌了。
　　　　在如此灿烂的前景面前，康心如踌躇满志，决心要在美丰银行好好地大干一场。
　　　　使康心如乘风破浪、大振雄风的，是他成功地发行了美丰银行的兑换券。
　　　　发行美丰券，可以说是康心如的夙愿。自四川美丰银行筹建之时，他就对合资银行是国外注册，因此有权发行兑换券这一点极感兴趣，并寄以厚望。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纸风行、一本万利、大有可图的事情，也是能够压倒大批民营商业银行的地方。只是开业几年来，美丰银行始终风风雨雨，内耗不尽，康心如几乎无暇顾及到他一直十分热衷的美丰券的发行。如今风调雨顺，情势好转，美丰银行又是扭亏为盈，且逐年上升，妄想再获得长足的发展，充裕营运资金，就不能只停留在银行原有的业务上。此时，康心如认为时机到了，美丰券的发行已势在必行。于是，康心如把注意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丰券发行的筹备与策划中。
　　　　康心如一向是个审慎的且计划周密的人。自他在美丰银行掌有实权以来，他每开发一项业务，总要先从调查社会、市场行情以及商帮心理入手，分析自身的优劣短长，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做出详尽的分析之后，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这一次也是一样。康心如尽管对美丰券的发行与成功已胜利在握，但他还是对美丰券发行的诸多背景进行认真的分析与考查，以保障发行工作万无一失。
　　　　经过调查，康心如发现，当时四川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中银行等都先后发行过兑换券，但后来都因不能兑换而跌至三折，损失惨重。而聚兴城一类的新式银行，也发行过类似兑换券的“无息存单”，但最后也因发现了市场上流行的伪造存单而不得不宣告收销。鉴于这种种失败，康心如吸取教训，并在此背景上，对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前景利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估计。康心如觉得，因美丰是合资银行，在外国注册，加上外资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这就首先保护了美丰券发行时的权益，并确实能有强大而雄厚的外资做后盾。这是得天独厚的便利因素。另外，当时中国，制造假钞票、伪造兑换券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而且也在购券者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惧感，以至于到了人心惶惶的境地，大家都视认购兑换券为禁区，轻易不敢问津。而美丰银行的最有利处在于美丰的兑换券是专门在美国印制的，这样，无论中国境内的伪造技术多么逼真先进，以假乱真，终究对美国的印刷技术无伎可施，这就自然消除了购买美丰券顾客的恐惧心理。
　　　　基于此，康心如首先为美丰券的发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由此足见当时的康心如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广告意识，并对种种促销的手段有着他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为了美丰券的发行能首战告捷，康心如组织力量不惜工本地在各种场合宣传美丰券的优越和美丰券的独到之处。这样，便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崇洋思想”和迷信“洋资本”的心理，将美丰券描绘得更加“信用可靠”，“万无一失”，非常成功地使很多原本对美丰券有疑虑的人不再动摇。
　　　　在这个巨大的宣传攻势中，一个极富煽动性的蛊惑便是康心如故弄玄虚地为美丰券编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广告故事。那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在重庆地面上流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了大火，火势浩大，铺天盖地，结果将洋行的所有财产焚烧殆尽，甚至连保险柜里的几千元美丰券都烧成了灰。但恰好所余部分还能认得出号码，结果美丰银行还是将此券兑了现。于是，“美丰券烧成灰也能兑现”的说法，像活广告似地在重庆乃至全省传开了。人们顾不上追问、印证这传言的真伪，而是盲目地顺着康心如所精心设计的广告圈套陷了进去，而且更加坚信美丰券的信用可靠、保值保险了。
　　　　伴随着宣传，美丰券发行后，即刻在市面上流行走俏。特别是在当时市面上现银枯竭的情况下，一切票券兑换银元（俗称洋钱）都要补水（俗称洋水），即要用超出相应面值的票券才可换得相应现银。但由于美丰券有信用且又有所谓外国资本做靠山，用美丰券兑换现洋居然一律不补水，一比一，这就更进一步抬高了美丰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美丰券发行的势头看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同属西南的贵州、云南一带，做鸦片大烟生意的商贩极多。这些出没于黑道上的鸦片贩子，都需要大量的银元。但前往云南、贵州鸦片生产地的沿途，又常有土匪打劫，于是携带现洋便既笨重又危险，并常因土匪的图财害命而暴尸荒野。为了安全保险，当时的大烟贩子们便纷纷争购美丰券，这样不仅保值保险，携带方便，还可以避免土匪的打劫。就是这一批人所从事的黑道上的特殊买卖，一下子就把美丰券的销售哄抬起来。
　　　　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以及康心如的精心策划，美丰券炙手可热，很快成了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一带主要交易媒介。
　　　　美丰券发行的最高额曾达到一百五十万元，大大充裕了美丰银行的营运资金，使美丰银行的经营更上了一层楼。
　　　　对于美丰券的发行，康心如曾有过一段极诚恳的肺腑之言，他说：“平心而论，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
　　　　康心如除了有审慎从事的一面，又有他性格中锐意进取的一面。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便总是会大刀阔斧地拓展事业。当康心如看出美丰券的发行确实有利可图，他便放开步子，继续有效地扩大发行。
　　　　为此，康如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美丰券发行网络，以一种盟主的但又是平等的姿态审慎地选择了大生、金盛昌以及恒泰丰三家钱庄为专点，领用并代销美丰券，使美丰券的发行流通更加广泛。
　　　　同时，也通过发行美丰券互惠互利，这样，美丰银行便与这三家钱庄建立了极为密切的业务关系。由此，美丰券在这个网络中更是行销一时。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民心不安，特别是在政治环境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美丰券也相应发生过几次挤兑风潮。
　　　　对此，康心如至死记忆犹新。转眼间，人如潮涌般向美丰涌来，前推后挤地抓住银行外的铁栏杆，争相要将美丰券兑换成现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美丰实力不足且库存短缺的话，美丰券肯定会马上贬值，信誉扫地，重蹈前人覆辙。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康心如知道，面对挤兑风潮，他就是砸锅卖铁，折戟沉沙，也要保住美丰券、美丰行的信誉。他知道，对于他这种要在世面上混下去的人来说，信誉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使康心如得以顺利渡过挤兑风潮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康心如平日维系下的那些曾帮助他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金融界的朋友们。每逢挤兑风潮发生，康心如除了要动用美丰银行的准备资金外，大生、金盛昌、恒泰丰等三家钱庄及总商会等便会鼎力相助，即刻把明晃晃的现洋运到美丰银行内堆起，以显示现洋的充足，使柜台外要求兑换的人们人心稳定。这样便很快平息了挤兑，使美丰银行平安渡过难关，也保住了美丰券的信誉。
　　　　由于康心如每每遇到挤兑风潮时，在困境中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奋不顾身前来救驾，于是金融界流传起一句戏言，即“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是指这三家钱庄的经理李懋卿、杨怀卿、侯绍清，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卿）”字，且又都在康心如遭困身处厄运时，化为一气，为之排忧解难，帮助康心如渡过难关，转危为安，故而才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之说。足见他们之间无论是交情还是业务上的往来，都是肝胆相照，以诚待人的。
　　　　康心如之所以在危难之时，能有如此不惜两肋插刀的朋友拼力相助，应当说，这也与康心如平时宽和大度、善结人缘分不开的。
　　　　发财赚钱所需的狡诈和为人处世所需的善良，始终非常矛盾地并存于康心如的品性之中。康心如对此是有着极清醒的认识的。
　　　　康心如觉得，要想发财，就必须要有一些在人情上说不过去的手段，这是任何商人都不可避免的。倘不重利，何谓商人？但在发财的过程中，康心如又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和反省自己做为人而不是做为商人的人性。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贸易伙伴，康心如所奉行的从来是讲求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从不坑害他人，并始终要求自己不要陷入重利忘义的人性的深井中。
　　　　康心如之所以如此，还因为他的人生目的，始终不仅仅是赚钱发财。在康心如筹建、初创、拯救和发展美丰的苦心奋斗中，“实业救国”这个崇高目标，一直占据着他个人理想的最重要部分。
　　　　康心如也始终坚信，唯有民富，才能有国强。于是，他便更应当巧妙地运用外资，把民族的资本发展起来。
　　　　由于康心如的发财之道磊落光明，又时时事事与人为善，所以他所主管的美丰银行尽管蒸蒸日上，技压群雄，却没有遭到重庆金融界的反感。反之，他坦荡友善的为人处世原则，倒使他赢得了金融界及工商实业界对他人格及才能的崇敬和钦佩。特别是对他每遇危难，总会有人万死不辞慷慨相助的事情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当时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评价是：
　　　　“康心如平日处人对事，不燥不湿，善结人缘，故能化险为夷。”
　　　　这也算是中肯公允的评价了。
　　　　十三万现洋拯救美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了。这是康心如无论怎样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也无法扭转的大时局。北伐战争的爆发，使康心如重振美丰的梦想再度成为一枕黄粱。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浩浩荡荡从广州出师北伐，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
　　　　这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四川境内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北伐军出师告捷，军阀武装被纷纷击溃，而呆在中国的外国洋人也都岌岌可危，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这一切对于康心如来说，只能是自嗟命运的无常。康心如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革命真理热爱而执着，但他目前作为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业银行的实权人物，对他曾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追求的革命战争的爆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战争所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不稳，康心如首先深怀一种恐惧。单就这动荡本身，就足以对康心如的美丰造成巨大的威胁。何况，此次革命所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洋人，这无疑就更加重了美丰银行这个与帝国主义洋人的合股银行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康心如是束手无策的。
　　　　康心如不反对革命，但在合资银行供职并握有实权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与革命拉开了距离，甚至分裂在两个敌对的阵线上。康心如可以支持革命，但要他将自己付出心血的事业毁在他曾经热烈追求过的大革命手中，这却是做为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实权人物康心如所决不情愿的。康心如非常矛盾，他的尴尬身分使他不能对革命表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当然，康心如不会挺身而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也决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他密切注意革命发展的动向，审时度势，以期在动荡不安的形势发展中，寻找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战争中在动乱中保住美丰。
　　　　北伐战争卓有成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也无情地动摇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势力，动摇了他们侵占掠夺中华民族的基础。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住他们将要失去的“天堂”，便开始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沿长江一带的英帝国主义，更是丧心病狂地不断制造事端，武装挑衅。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三只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死亡。当地部队和百姓怒不可遏，当即扣留了太古公司在四川万县的轮船。九月五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党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在英军的炮轰下，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千人，焚毁民房、商店近千家。这就是中外著名的“万县惨案”。
　　　　因为“万县惨案”发生在四川境内，又距上游的重庆只有数百余里，就更激发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浪潮。全省上下，同仇敌忾。眼看着同胞遭杀戮，康心如心中也是悲愤异常。
　　　　“万县惨案”的发生，以及惨案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的集会抗议及游行示威，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声威，终于开始纷纷撤侨。这是北伐战争的一大胜利。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四川省境内的各国侨民也终于接到了撤侨通知，这是中国革命给予他们的最后通碟。于是洋人们纷纷卷起行李及其在中国掠夺的财物，灰溜溜地离开了天府之国。
　　　　美丰银行的美方人员，也同时收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一方撤走了，美丰银行怎么办？
　　　　一直与康心如配合默契的美方经理海翼德，在接到通知后也不得不离开重庆。撤离前，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传达了总经理雷文在美方撤离后对美丰银行后事的处理。雷文的意见很无理，即：把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于库房内，然后他们将钥匙带走，待将来局势平静后，他们再回来整理，收拾残局。
　　　　康心如一听就翻了。他对他一向尊重的雷文的这一决定非常不满。康心如认为，这个决定的本质在于美国人要撤走，美丰银行就得关闭，且不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他们连最基本的二十万华股也根本不予考虑，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了。他们封存了美丰行，也就是连二十万的华股以及后来的全部存款也一道封存了。
　　　　康心如愤怒已极，他认为这纯粹是美国人气急败坏、狗急跳墙的胡来。而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决定办，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逃之夭夭，那么最受损失的还是中国人。倘美丰银行一旦关闭，大量散落在市面民间的美丰券将如何兑换？大量的银行存款将如何支付？逃亡的美国伦儿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他康心如要管，要交代，要应付，要对得起中国的父老乡亲。
　　　　康心如当然不能让美国人怎么说，他康心如就怎么做。
　　　　康心如在美国人紧锣密鼓、慌忙准备逃亡的过程中，终于想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的办法，即以十三万现洋，将美股全部买下。
　　　　尽管在几天里凑齐十三万现洋并不是件轻易的事，但康心如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再已无其他办法来赎救美丰了。同时，康心如也看透了，美国人在狼狈与慌乱之中，只要能拿到十三万现洋，也就决不会再干涉美丰的死活了，况且他们对是不是真的能再回到中国来也确实是没有把握的。
　　　　果然，康心如在提出他的想法后，雷文及海翼德即刻接受。美国一方已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康心如能否在美国人撤离之前那么短的时间里，筹集到这十三万元的华股了。这在兵慌马乱中的重庆，要做到也是相当困难的。
　　　　为十三万元的华股，康心如真是绞尽脑汁。他知道唯有这笔钱弄到，美丰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康心如认为要迅速筹全资金，只有依靠当时重庆拥有最大势力的军阀刘湘了。只有刘湘出马，筹齐十三万现洋才有可能。
　　　　康心如主意已定，便急如星火找到了美丰的股东周见三。康心如之所以去找周见三，是因为周见三与刘湘是“速成系”的同学，而且周见三当过刘湘的副官长，刘湘素来是颇信任周见三的。
　　　　鉴于周见三在刘湘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康心如恳请周见三做中间人，要周站在美丰银行股东的立场上，向刘湘陈述美丰银行在美国人逃离之际所遇到的困境，并痛陈美丰如遭封闭的利害得失。康心如请求周见三力劝刘湘此时能出来作主，筹集资金，趁机收买下美资的全部股份，以免造成美丰的倒闭，金融的紊乱，以至于整个社会、民心的动荡不安。周见三欣然从命，并星夜赶赴刘湘处游说。
　　　　康心如对拯救美丰的奋斗成果，既抱有希望，又没有全然的把握。美丰的生死存亡，就操在刘湘一人手中了，因之康心如也就在此最后一搏了。就是最后刘湘不肯出面，康心如也不会心有所憾了。他为他的美丰已尽了力了。
　　　　周见三星夜赶往刘湘处游说之时，康心如在焦急的等待中也是彻夜未眠。
　　　　他在房间里坐卧不宁地踱来踱去。他设想着猜测着谈判之后的结果，揣度着刘湘可能会出现的态度。总之康心如很焦虑。他觉得世间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般关切着美丰的命运了。美丰是已溶进了康心如的血与肉的一项神圣的事业；倘美丰真的从此被封闭，那么康心如在世间生存的乐趣也就全然失去了。
　　　　康心如要挽救美丰，要把美丰从美国人的手中赎回来，要使美丰起死回生，而这一切，康心如知道事实上全握在刘湘的手中。美丰的胜败兴衰、生死存亡，就全在刘湘的一声号令了。
　　　　应当说命运所给予人类的回报大体上还是公平的，心诚则灵。康心如在这一番最后的拼搏、挣扎与奋斗中，终于赢得了刘湘对他的美丰设想的认可和支持。当然，这其中周见三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在刘湘的支持下，最后达成协议，即由曾禹钦（前商会会长）和原美丰股东周见三出面，邀请刘湘的部属奚致和、唐式尊、张泽敷、李劲之、孙树培、向时俊，以及商帮的汪云松、李奎安、曾俊臣等，组成美丰“新财团”，并在此基础上，火速凑集现洋十三万元，在美国人撤出山城之前，将全部美股收买下来。
　　　　真是刘湘一声令，美丰就起死回生了。此事若没有刘湘出马，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无论康心如怎样热爱美丰，十三万现洋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可怕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现在筹款的事已积极开始，此刻的康心如才松了口气。而接下来，便是他怎样与刚组成的“新财团”一道，迅速把资金筹集到手，并在交给美国人的同时办好美丰银行的交接转让手续。
　　　　十三万现洋说一说轻松，但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握在手中，确实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